照亮世界的马克思：张一兵与齐泽克、哈维、奈格里等学者的对话

卢卡奇以韦伯为中介对泰勒制提出的批判，我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今天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仍然在就这一问题进行争论。这恰恰就是我所说的器官学问题:如何正面积极地利用泰勒制？我们是否应当利用泰勒制?已经有美国学者指出，今天谷歌的运行和管理方式，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泰勒制[被称为“数字泰勒制”(digital Taylorism)——编译者注]。关键问题在于，随着全新经济管理和组织形式的出现，我们该如何面对?还是无须面对?我完全赞同您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我也非常高兴您能提出这一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我们今天有必要回应的首要问题。

关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我也认为它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因为它描述了我所定义的“无产阶级化”的全新阶段，不是工人或劳动的无产阶级化，而是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他们研究了消费资本主义是如何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兴起的，并提出重要的“愚昧性”(stupidity，Dummheit)概念，用于指认资本主义如何由此生成一种普遍的愚昧性。在这一观点上，我对他们表示认同。但我同时认为，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够考虑这一过程的积极方面，即如何以另一种方式利用大众工业生产出来的全新媒介，如电影、广播、电视等。他们在批判的道路上走向了怀疑和否定的极端。在这一点上，我尤其不认同阿多诺。他在《启蒙辩证法》之后，又写作大量文字批判音乐，尤其对以爵士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提出反对和质疑。当然，阿多诺本人的思想最终也经历了一次转变。1969年，就在他去世前夕，阿多诺公开发表文本，对自己过去的全然否定态度进行自我批判。但相对于前期著作的影响，这一自省已经为时过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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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表面的历史和经验问题背后，这里更为根本的是深层的哲学问题。这一哲学问题与怀疑主义相关。当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的第二章中说，好莱坞电影抓住了康德的超验想象(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是超验主体隐性能力的外化，他们便是真正的纯粹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根本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我在我的一本书《影院时代》(TheTime of Cinematiques)中，批判了他们的这一观点。我不相信超验想象的存在。我认为，被康德称为“超验想象”的东西，不过是知识外化过程的效果，它在根本上并不是超验的，而是历史的和技术的。

我们需要重新发展一种知识和技术理论。正如我在谈到马克思的“蜜蜂与建筑师”问题时提到的，马克思中断了他前期有关技术存在的外在化与无产阶级化思想的发展。而在今天看来，这一问题变得愈加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正生活在“知识资本主义”(capitalismofknowledge)的时代，经历着知识的外化与技术的加速。

因此，作为结语，我认为有必要重读康德。在我看来，康德思想的最核心部分，正在于他提出要重新定义知识能力，并区分出人们认知中的知性（understanding，Verstand) 与理性(reason，Vernunft)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将知性与理性二者等同，我们便退回到形而上学及其唯心主义传统。理性批判的重点，恰恰在于看到知性与理性的差异。我认为，这也是唯物主义的重要前提。今天，大数据和高强度的软件计算，在根本上是一个“无理性的知性外化”(exteriorization of understandingwithoutreason）过程。唯物主义要做的事情，是将理性重新引回到系统之中。这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历史问题，更是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

(杨乔喻编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当代技术哲学的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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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张一兵与斯蒂格勒的研讨问题（2016—2017)

关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

1. 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技术哲学的异同，实践方式与技术客体、共同活动的结构与代具系统的关系是什么？

1. 关于从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工艺学到大机器的技术系统，个体劳动的主体手艺与外部对象化技术的历史关系是什么？

3.关于生产力—技术无罪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关注点是生产关系，商品一市场经济关系的物化与事物化，这与后来青年卢卡奇的流水线齐一性物化论—启蒙辩证法的工具理性批判—阿多诺的生产作坊—技术奴役批判的颠倒逻辑是否一致？

2016年关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讨论

1. 西蒙栋的技术客体（objet technique）概念与福柯的话语实践—认知—权力的非实体功能场境的差异。是否有对象存在论与关系一功能存在论的差异?

1. 胡塞尔的第一、二持存（retention）的主体性与斯蒂格勒作为人类生命之外、以物质方式记录人类的感知和回忆的物质记忆载体的“第三持存”—后种系生成（épiphylogénéyique）—代具（prothèse）的客体性的关系是什么？

1. 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差异（ontologischeDifferenz）理论中批判的存在者形而上学，是不是一种“哲学代具”？海德格尔技术座架缘起于去在世的关涉，他的功能性上手的环顾实为马克思的实践一工艺学的抽象，锤子的合手性系统的技术方式是一种此在在世的中断，是一个代具性的存在者系统，“现代技术确实是形而上学的完结”，它是存在论的再一次异化，是本有论的异化二次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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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里达的延异（diffêrance）概念与海德格尔的存有（Seyn）概念的关联。存有已经是走向本有（Ereignis）的道路，即在存在上打上叉，将此在（Dasein）改写成此—在（Da-sein），以进入弃绝存在的另一条道路上的泰然让之（Gelassenheit）的全新本有思境。在1987年出版的《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一书中，德里达谈到了对存在的打叉。他对差异概念的改写所生造出的延异也是对存在的涂抹，是在场的延迟和固定意义的消解，当您说“延异的问题也就是死亡，所谓断裂之后就是指文化”时，延异是自然生命方式的中断，代具一技术的出场却是直接的外部对象，这是否仅仅为延异概念的一种借用？

5.一个方法论的研讨：“谁”(人）和“什么”(技术）与什么与怎样。主体与对象，从现成对象（存在者）到怎样（存在）。

2017年4月，第五届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国际研讨会

1. 斯蒂格勒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观点及问题。

1. 关于“认知资本主义”的新特点，物质生产成为科学技术的对象化过程（马克思的《大纲》）了吗？物质技术生产力（客观工艺构序)向一般智力创造（数学化塑形）转化了吗？物性生产工具向软件工具转变了吗？经济关系向信息关系转化了吗？欲望的历史有限性向先行的无限性转化了吗？数字化产品复制的泉涌般出现和非私有质性有何关系？

3.关于一般智力与剩余价值理论，创造价值（构序或负熵）的数字化劳动（编程）是否成为新的剩余价值来源？它是非经济剥削还是知识经济剥削？后工业资本主义中的无产阶级化是曾在记忆的异化还是构序性负熵的异化？

1. 关于“互联网+”资本时代的空间与时间，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的信息方式对物质生产方式的替代、鲍德里亚的消费对生产的替代、远程在线登录对劳动主体在场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替代是否实现了？国际化劳动分工和资本世界流动的信息化网络布展在市场的“互联网+”效应下有何体现？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当代技术哲学的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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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持存与非物质劳动

——张一兵与斯蒂格勒对话（2017）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生于1952年4月1日），师承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沿袭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西方批判传统，以海德格尔存在论和胡塞尔现象学为理论入口，发展出具有极大批判张力的技术哲学思想，成为当代法国最重要的激进哲学家。2015—2016年，斯蒂格勒对南京大学进行了两次访问，并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学者们进行了多次十分深入的交流。2017年5—6月间，斯蒂格勒应邀第三次访问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交流和教学活动：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心共同举办了“第四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暨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大纲》专题讨论会”(张一兵、奈格里、哈维、普殊同、斯蒂格勒参与讨论）等会议；并且斯蒂格勒为哲学系的同学开设了一门关于柏拉图和海德格尔文献阅读的研究生课程；以2016年斯蒂格勒与张一兵教授的学术研讨为基础，他们围绕双方所关心的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对话和讨论。杨乔喻博士担任现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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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以下简称“张”)：非常感谢斯蒂格勒先生，由于您的努力，今年我们共同成功举办了“第四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国际研讨会”。这个会在学术界反响很好。

斯蒂格勒(以下简称“斯”)：这次会议的确开得很好。明年不知能否把您请到巴黎。因为现在我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举办了很多我自己发展的学术项目。明年，我们可以举办一个与此相似的国际会议，可以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人，比如哈维、奈格里、普殊同等，同时希望将您请过去，不知您是否愿意再去巴黎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

张：好的，我们可以再认真讨论一下。谢谢您如期第三次来到南京大学为哲学系的同学开课。只是今年您的课从去年的马克思一下子跳到了柏拉图和海德格尔，我现在担心学生不太容易跟得上您。

杨乔喻(以下简称“杨”)：好像今年效果比去年好了。

张：比去年好是因为回到了文本?

杨：对，回到了文本，回到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哲学家。

张：关于您的课程，我倒有一个想法。可以利用明年讲课的时间，对您自己的思想发展做一个梳理。如此一来，同学们在前期可以按照您的思想发展阶段做一些准备，包括该读的书，应该准备的思考。这样您自己按照这个思路来研讨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在您后来出版的一些书中的思想，甚至讲座和课程中，您的许多新概念都是很跳跃的，包括在这次研讨会上，要想真正理解您的新概念人们还是比较困难的。我的建议是用一节课专门讲述您的思想发展历程，这样学生对您的哲学发展的过程会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甚至我可以在课程开始前先去做两次讲座，把我理解的您的前期的东西做一个梳理，这样同学也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对您的提问就相对集中，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第三持存与非物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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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是，还是要引导年轻学生认真去读书。您的《技术与时间》(第一卷)从2000年出版，到今天已经是第17个年头了，但是在中国学术界认真地、好好地去阅读和研究它的学者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的这本新书[1]基本上把这三卷拉了一遍。该书分上中下三编，每一编基本上对应《技术与时间》的一卷。上编讨论第一卷的内容稍微少些，共四章；中编关于第二卷的讨论有六章；下编讨论第三卷的内容共七章。我的文本研究对《技术与时间》三卷做了一个梳理，我觉得，为了能够让读者进一步去理解您的一些重要的思想，需要拉出一条线索。同时，在该书附录中，针对您去年在南京大学的课程(《南京课程2016》[2])，我分了六个问题对读者做了一个概要介绍。据我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及南京大学出版社也特别希望同时推出我这本书和您的译著，然后推进宣传。所以，今年与您的讨论和对话可能比较多地会围绕我自己研究中的关注焦点，特别是关于第二卷、第三卷中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再做一些交流，想听一下您的意见。这样，也会有助于我在修改该书第三稿的时候能够对问题有所深化。

我希望，在这本书出版以后，能够为中国学术界的青年学者在读您的书时建构一些台阶。实话说，您的技术哲学思想是十分前沿的，特别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沿相关，比如那天研讨会上一位老师提到您论文中的负熵概念，但他并不了解从热力学一信息论的负熵到这里您引的薛定谔的作为生命的本质的负熵的发展线索。特别是您从晚期德里达、海德格尔、胡塞尔和西蒙栋那里挪用来的最新的概念，这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我按照我的思路把它大概理了一下，这样，年轻一代学者、我们的学生阅读它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轻松一些。

斯：我已经读了您书的目录，觉得您的著作非常有趣。

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年会讲柏拉图和海德格尔。实际上，这是我的《技术与时间》第四卷的内容。我之所以认为柏拉图、海德格尔这么重要，之所以会解读这两个人，是因为我觉得在整个大环境下，我们经历着一个真理危机，这个真理危机促使我们有必要从认识论的视角去重新解读马克思。这个认识论的视角，就是那天讨论《大纲》时我说的从一种新的知识论的视角去入手。这里的真理，其实有其特定的内涵，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内在于第三持存中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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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一兵：《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构境论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 斯蒂格勒“南京课程”(Bernard Stiegler，Nanjing Course，From German ideology to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Reading Marx and Engel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2016, Nanjing) 讲义已经斯蒂格勒教授授权，由张福公博士翻译，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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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您提到的第三持存，我理解对您的整个技术哲学来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去年在我们的讨论里，我已经就第三持存发表了看法，我的观念和您还不太一样。在关于《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的写作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您非常深刻地看到了大脑对应石器工具燧石的投射关系，也进一步深化为大脑皮层扇面的不同区域和手势、语言的共同的功能对应。按照我对您书的理解，大脑应该是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的物质依托，就是胡塞尔所讲的第一记忆和第二记忆的客观基础，这都是凭我们自己生理的大脑来完成的，而燧石工具论实际上是我的身体之外的第三持存。但在这里，我的一个比较大的疑问是，当您在讨论大脑，包括扇面和记忆的关系以及工具的时候，强调得比较多的是它的物质层面。当您用第三持存这一概念的时候，它是一个(比如燧石)物质性的东西。比如我们所说的打火器，作为工具，它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但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是，在大脑和燧石的关系中，更重要的不是物质的持存方面，而是大脑所产生的功能性的这样一种观念活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人的工具和生产活动本身，大脑和燧石都不过是对这个双重活动或者说功能性活动的物性的记录或者结晶化。但是在您的书中，您强调得比较多的是物性层面，这就容易把读者引到一个实体论的方面去。这个问题，过去在国内的认识论研究或技术哲学研究中，都是不被注意的。虽然您提出来了，但您是否自觉意识到观念活动和功能活动与大脑和燧石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是这样一个追问。

斯：这涉及我的方法论问题。因为您刚才提的问题是在第一卷里，那时我对于第三持存、第二持存的划分不是很明确。实际上，在《技术与时间》的第一卷，我并没有讨论第三持存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我更多地是去讨论一个外在化的问题，实际上，是从古人类学家古兰出发去解释外在化的概念，今天我所说的熵化和人类纪的过程，就是技术外在化、客观化的发展过程。去年的课程，我也是从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外在化讨论入手。在第一卷里面，也完全没有涉及第二持存。在那里，我是要把三个人结合在一起讨论，这三个人一个是德里达，一个是古兰，一个是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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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讨论的主要是一个技艺的问题。技术里一个核心的概念是技艺，这个技艺不是现象学里的技艺，不是胡塞尔那个现象学的记忆，而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技艺。在我的理解中，技艺就等于技术，或者技术就等于技艺，这两者之间是等号关系。所以，我更多地是从言说和手势这样一些形式化的东西出发去探讨海德格尔的，比如说作为海德格尔起点的“此在”，我重新去解读海德格尔的起点是“此在”。这里还有一个思考过程，就是在那里我要去讨论胡塞尔，要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比较中得出我的结论，并借用胡塞尔的“后退”，即策略上的一个往后退的过程，这个后退过程会比较长。其实，这样做我是为了讨论德里达。德里达是把言说、手势，把技艺和技术连在一起的一个现代思想家。我是从德里达这里往后退，退到海德格尔，再退到胡塞尔。第一卷是从德里达到海德格尔，第二卷是从海德格尔到胡塞尔，第三卷是从胡塞尔到康德。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个往后退的过程。比如，我最近的一本书是讨论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我想要回到西方哲学的源头，去寻求我理论上的资源或者一些问题上的发展，所以我才会在今天去讨论柏拉图，讨论亚里士多德。然后，关于您刚才说的第三持存的问题，第三持存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涉及的确实是在马克思主义里面非常核心的工作。我区分了两个概念，即工作和劳动或者生产的过程。在《技术与时间》的三卷本中，我没有涉及生产的层面，而在我后来的写作里面，比如我正在写作的第四卷，还有其他一些讨论政治经济学和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研究，这包括《自动化社会》等著作，已经开始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第三持存在生产这个层面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生产既是经济的生产，就是我们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经济的生产，同时也是艺术的生产，这是我在认识论层面讨论的一些东西，其实还涉及人自身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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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实际上，我已经注意到您从《技术与时间》第一卷开始，就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构境与欧洲思想史上的一些大师关联起来。然而，我读下来有这样的感觉，您不管是面对德里达，面对海德格尔，还是面对胡塞尔，包括到第三卷中的康德，在面对每一个思想家时，都选取了与您思想相关的那个侧面。比如，关于德里达，您比较多地强调了“延异”这个概念，用延异来解释历史，解释文化；在海德格尔那里，您比较多地强调了“此在”，特别是《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的一些内容；在胡塞尔那里，您比较多地强调了胡塞尔的时间客体的概念，主要依据《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这本书；在康德那里是“三大批判”，重点是《纯粹理性批判》。基本上，您选取了部分相关的、而非这些思想家完整的哲学观念。这种状况，有时让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疑惑，在您与这些思想家的关系里，您并不是按照思想史定位的那么一个完整的思想史的线索来阐释的，而基本上是按照与您的思路相关的线索来讨论的，所以关于您的“回到”，我现在可以预估的是在第四卷里面关于柏拉图，很可能也是这样，主要论述的是柏拉图的认识论和真理观，而不是柏拉图完整的理念说。这个问题是您有意识地这样去做的？还是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是随着您的思路一点点与这些大师打交道，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线索。

斯：我想在回答第二个问题前再追加一下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这对于我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会有一些帮助。我在第一卷中想解释一下我要做什么，我在这里面虽然没有讨论第三持存，但是有一个概念您在书稿目录中提到过，即关于“认识论的源起”的这样一个说法。我在这里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技术趋势”，这个“技术趋势”的概念就是从西蒙栋和古兰的古人类学那里来的，我想要讨论人类进化之外的另外一种技术进化本身，它自身具有一种独立性。它实际上是在人类熵化、人类进化的客观化过程之外独立存在的。我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说的话，我们应该依照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那样，为伟大的技术发明也做一个进化论的思考。这基本上就是我借助哲学，借助人类学的思考。这是我在一开始写作《技术与时间》三卷本，尤其写作第一卷的时候做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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