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

在20世纪期间，主体与其文学表现方式之间的协调崩溃了。④在这个时期，作家通过姿态、面部特征和服饰来解释任意一个人。当所描绘的主体和用来描述他的体裁相脱离，就产生了体裁与其内容之间的新的结合方式:事物堆积在一起，但没有任何的等级制度能够彻底区分这些事物。原本是由物体的尊贵程度决定表达体裁的资格，但是这个艺术体制坍塌了。现在只能识别品味的不同类型和程度，而不能再断言一些比另一些更优越、高贵比低贱更优越。此外，取消高等和低等之间的反差，不仅仅在时间上先于复制作品(电影、相片、音乐)并将作品传播给大众的自由，取消反差还让复制作品的自由变成可能。例如，为了让如电影这样的技术性制作方式能够具备成为艺术的资格，首先它的主题要是艺术。①关键在于哪个主题让摄影成为艺术，而不是像拟画摄影艺术流派那样试图用摄影模仿绘画。②

①巴尔扎克，《人生的开端》(Un début dans la vie),卷一,第 733 页。

②同上，《小职员》(Les Employés),卷七,第 978 页。

③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康斯坦丁·居伊,现代生活的画家》(Con-stantin Guys, 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一书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在时尚现象中人们能够最好地理解美，因为人们力求“让历史中包含诗性的事物挣脱时尚的束缚，让永恒脱离短暂的命运”。时尚具备模范性的利益:美好的事物身上所体现的美，不是人们已经熟悉的非物质理想的表现，而是人们让自己变美的想法。这个想法揭示了那个时期的伦理和美学，允许人们变得更像自己想变成的样子：“人们让自己变美的想法表现在他们对外表的修整上，揉搓或熨平他们的习惯，揉圆或拉直他们的姿态，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渗透他们的面部特征。人们最终变得更像他们想成为的样子。”

④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感性的分享——审美与政治》 (Le Partage du sensible. Esthétique et pol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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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关注一般的消费，目的在于为那些一般来说被认为文化性低的消费形式(如食品、服饰时尚、电视、民间创作、广告、流行歌曲等)提出合理的辩解，让这些形式在种类众多的审美品味中更加突出，传统的审美品味等级则被动摇。他的这一姿态所产生的结果明显脱离了巴特本人的意图和意识动机。因此，在他196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食物的符号意义：在食物本身之外，它还承载着“想象、梦想、禁忌、品味、选择、价值”①。食品只是一个屏幕，上面放映着符号价值和情绪。同样，“买来的(被消费者体验过的)产品绝不是真实的产品”。他还补充到，这让经济学家们“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消费商品的理想属性”。分析研究通过将客体抬到符合消费者品味的高度，使广义上的审美感受性成为消费的基本点。即使是实用的功能型的技术元素也属于一种“集体想象”。正统文化领域过去只承认传统文学创作(如拉辛、萨德、傅里叶)，如今扩大到寻常物品(汽车、食品、广告)。撇开变化缓慢的道德、社会和审美规则，一切物品都变成了一种表现和文化系统的表达方式。严格说来，这些论据不仅没有使广告和消费品平庸化，而是将它们抬到了更高的象征地位上，让最寻常的品味变得高贵。反过来说，这一过程也让如艺术作品或传统文学这样的高贵物品变得平庸化，这与世俗现象和学院文化的均等化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① 雅克·朗西埃，《感性的分享——审美与政治》，第49页。

②“大众在历史舞台上或在新’形象中的出现，首先并非大众的时代与科学和技术的时代之间的联系。首先是视觉时尚的审美逻辑，一方面废除了表现传统的等级，另一方面废除了有利于从事物主体、人和社会身上解读信号的演说模型。”(同上，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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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起，后现代性的沃土，即所谓“文化研究”(Cutural Studies)的潮流受到霍加特(RichardHoggart)的作品的推动，该作品译成法文的标题是《穷人的文化》(La Culture du pauvre)。作者提出：人们倾向于高估文化工业产品对大众阶层的影响。①他试图通过消灭正统与非正统文化之间的隔阂，以加强流行文化并使之正统化。这一运动加速了传统价值等级制度的废除，正如它引发了文化工业的传统批判的危机。大众文化对人的精神的影响事实上被极大地高估了。“文化研究”产生自对审美正统主义的否定、对居高临下的传统品味的权威地位的否定、对高贵文化的否定以及对高贵与非高贵之间的学院式等级的否定。这种思想要求运用一些能够破译生活和通俗审美品味必有的深度的研究方法。

①罗兰·巴特，《食品的社会心理学》(Pour une psycho-sociologie del'alimentation)，见《全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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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在穆尔维(Laura Mulvey)的论文《虚拟快感与叙事电影》(Virtual Pleasure and the Narrative Cinema)中，在证明好莱坞电影用“男性视角”定义愉悦感之后，她以一种解放的观点呼吁消灭源自大男子主义的电影愉悦感。然而，几年以后，在《女性关注》(The Female Gaze)一文中，嘉曼(Lorraine Gam-man)和玛诗曼(Margaret Marshment)则提出反对穆尔维的观点，要求电影和电视剧应该提供愉悦感的好处，并认为这并不羞耻。大众文化产品是如此之流行，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置身于这一影响层面之外的。尤其，电视观众从此具备了指派文化生产者生产他们想要的感觉的自由。在这种看法中，无论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品味，地位都高于它的对象，并能够随心所欲地弯曲产品的暗示作用力。①文化产品固有的入侵性迫使大众必须扭曲产品以把产品折叠到符合自己的意愿。享乐主义是建立在将损害变成满足感、烦恼变成愉悦感的基础之上的。快乐取决于自我有条理的反应、绕弯和改道、适应和自由调节的计谋，消费者因此成为唯一能够评估什么有益于己的评判者。这是否就等于承认所有的审美品味当能够让人愉悦时就是可嘉的？这个观点甚至否认了文化产业的审美损害性，因为个人无法自由安排的事物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所有工业生产的专家意见立马会被消费者的适应能力所反抗，这个假设便为无限地向市场上投放所有类型产品的可能性提供了依据。

①“广大群众所过的生活并不像他们的文学作品给他们的印象那样穷苦。要准确证明这一观点并不容易，但持续接触大众阶级的生活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一点。即使现代休闲形式在广大群众中鼓励人们有权认为是有害的一些态度，但肯定的一点是，日常生活的整个面仍然幸免于这些改变。”(霍加特，《穷人的文化》，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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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文化研究”的精神里，对市场的研究聚焦于接收者的地位，这种研究名为“用途与满足”。这种研究基础也还是这条原理，即接收者是更积极的，因其愉悦感的影响，或者说电视观众有能力“协商”他需要的知识。卡茨(Katz)同样支持“观众反馈”的想法：“观众参与或观众角色的概念,在它能够延伸公众选择的概念的同样范围内，变成了一个更显著的汇合点，汇集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和文本理论家。新马克思主义者同意将他们自己的文本阅读(对内容的质的分析)与观众的全凭经验的阅读学习进行对质。文章可能被具备霸权野心的目标读者以相反的、断裂的方式接收——阿尔(Hall)和莫莱(Morley)的这种思想代表了批评理论的开放有可能通向对现状脆弱性的研究。”(卡茨,《关于媒体及其效应》[À propos des médias et de leurseffets],收录于《传播的技术与象征》[ Technologies et symboliques de la communica-tion],第282—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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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宣扬大众流行价值的正统性，对抗传统知识界的权威，青睐文化的多样性，反对拒绝文化产业的理智宗派主义。大众的聪明才智体现在其反利用正统文化或商业产品的举动上。接收者即使不具备文化能力，仍然是他自己的品味当仁不让的拥有者，自己的品味在自己看来就是好的。即使是错误的审美判断也是一种审美判断。从这个观点来看，所有的审美体验都有与其他审美体验相互对等的趋势。因此必须能够撇开高高在上的知识性的评价来解释审美体验的多样性。然而一旦认识了审美判断的不均等性和审美大光谱的概念，我们如何能够继续评估审美体验？所有关于审美的性质的问题严格说来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审美品味并非是持续稳定的、会使消费机会饱和的，而是多变的，并且是短暂的。在工业时代，风格持续改变，以使产品类型迅速过时。各种用来周期性更新审美品味的手段开发了经济机遇，这种经济机遇也是评论反复研究的对象。关于审美品味工业化效应的评论铺陈展开，其标志性起点是福楼拜，然后本雅明、阿多诺(Adorno)也参与其中，他们都提出了一些反对个人审美权力丧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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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自主权丧失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