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

审美品味的过度丰富

当审美品味的疆界变得模糊，不同历史时期、体裁、对象、属性、感受间的组合表现出了品味的兼收并蓄，导致了传统等级制度的混杂和坍塌。①享乐变成复数的。人们甚至渴望拥有多重生活、具备多重复杂的文化和人格，变得自由、无拘无束、四海为家。生活模式的多样化增加了享乐的机会，经济生产供应则回应享乐的需求。不再有任何事物能够禁止审美品味的不协调性，反之，完全不同的题材和风格得到欣赏。后现代主义①要求享乐，总是尽可能囊括更多的文化与差异，鼓吹抛弃传统惯例和风俗，以及摒弃任何形式的文化独断性。为何我们注定要过一种单一的生活，只能享受一种单一的快感，受困于一个继承而来传之后世的单一历史，总是伴随着同样的其他个体？

①利奥塔(Jean-FrançoisLyotard)严格定义了后现代性的概念,这项研究与后来这个概念的思想应用是无可比拟的：“在一个平面上混合新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动机—包括抒情的和概念的动机——意味着所有事物价值相当且都能消费。这是对建立和认可一种新品味’的尝试。这种品味’不是一种品味。兼收并蓄所引发的是读者对阅读杂志的习惯、消费者对标准工业形象的需求、顾客对超级市场的态度。这种后现代主义，当它通过文艺批评、博物馆长、画廊经理和收藏家对艺术家施加强大压力时，它就将对画面的研究放在了文化现象研究之列。”(利奥塔，《非人类》[L'Inhumain],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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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Tocqueville)曾撰写一篇文章，分析欲望分裂成许多小小的享乐所造成的后果。在被宗教所统治的那几个世纪中，人类“一点一滴地学会抑制千千万万短暂的小欲望，以便最终更好地满足这个折磨着他们的持续的大欲望。”②现代性的基础是瞬间的欲望满足代替了永恒的宗教承诺。③人们几乎不关注他们的同类，只关心自己的愉悦感，在自省中生活。现代人生活在其他人身边“却看不到他们;他能触摸到他们却感觉不到他们”。在他们之上升起一种力量，旨在“保障他们的快乐和照看他们的命运。它是绝对的、详细的、规律的、有远见的且温和的”。假如这种控制力旨在为“人类的成年”做好准备，那它则类似于“父亲的力量”。然而事实却相反，这种力量只力求在童年时期对人做出不可逆转的整改。统治者“希望公民快乐，只要他们只想着自己快乐。他乐意为了他们的幸福而努力”。①

① 要勾勒这个流派的征兆型轮廓，总是可以参考吉勒·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或米歇尔·马费索里(Michel Maffessoli)的著作,尽管他们的著作存在概念贫乏的问题。他们对比了解放的过程和自由的实际形式，为作为后现代主义化身的消费主义赋予了有益于个人解放的角色。

②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卷二,第187页。

③“一旦他们丧失了将首要希望着眼于长期的习俗，他们自然就倾向于想要立刻实现最小的欲望，并且似乎从他们对永恒的生活绝望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打算像只能生存一天那样行动。”(同上，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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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温和的专制主义不粗暴、不野蛮，它不同寻常地建立在对自由和享乐的命令而非镇压之上：“我看到数不清的相似、平等的人，他们不停地自转以谋求微小的世俗的愉悦感，并用这些愉悦感填充他们的灵魂。”塔尔德认为，不同的劝说媒介使“当代创新者”的话语相对于“教士和先人”的话语占据了更大的优势。随着盲从被“自由审视”所替代，导致“权威的强制必须先于劝说强制，且后者来源于前者”。②因此，权力并没有极化到某个机构教堂或国家，它是具备权力的主体所固有的，在享乐主义的追还过程中被扩散、传播。主体固有的权力并不限制意愿，而是“使意愿柔软、弯曲，并引导意愿；它很少强迫人们行动，却不断反对人们行动；它不毁灭事物，却禁止事物的诞生；它不残暴地压迫，而是束缚、克制、软化、熄灭、麻痹并最终使每个民族都变成不过是一群聪慧但胆怯的动物，而政府则是这个温顺羊群的牧人”。③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卷二，第385页。

②塔尔德，《模仿的定律》,第267页。

③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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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美资本主义的核心里，每个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享乐的主体、自己的奴隶，并由同样的原因鼓动自我解放。此外，这种模式还造成享乐高于阶级关系的优先权。它挣脱了传统的一个阶级高于另一个阶级的阶级统治模式，因为它对自身负责，而不是对一个统治阶级的对外暴政负责。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由压迫为主的社会机制转变为由享乐一甚至是对人们并非非要不可的事物的享受—所控制的经济机制。享乐成为资本主义的动力源，在这种资本主义中，没有限制也没有明确的劝说，只需怀有善意、倾听大众的情感，就可以推动自我经济的流通。资本主义与个体之间的联系变得如此之紧密，让人们进入了一个内向化的市场模式。放纵经济与个体感受性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个体感受性自以为摧毁了它的过去或一切形式的抑制并清偿了所有债务。经济扩张的进程需要等到抑制、节操、道德屏障与禁忌发生断裂，才能够创造更渴望享乐的消费者大众。

既然所有持久的审美品味形式都限制发生消费机会，那么这种形式的部分粉碎则是必不可少的。从许多路易十四时期及后来启蒙运动时期的论著中可以看到的审美品味精英主义传统如今被指控为独断主义与贵族封建主义，与享乐自由势不两立，因为它被特别拘谨的规则所限制。创造愉悦感，让愉悦感自由流动，能够在个人自我约束的基础上控制心理和肉体的情绪。生产者创造需求，消费品将填补这些需求。愉悦感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价值。马克思认同这种观点，他的评论强调资本家“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促使他进行新花样的享乐，从而使他陷于经济上的破产。(…)因此，随着对象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的产品都是产生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①产品和需求的激增让庶民成为有创造能力的奴隶，总是在盘算着“非人性的、精细的、虚构的且反自然的欲望”。②抓住情绪和感情，不管是为了使其屈从于个人一时的喜好，还是对其进行刺激、革新或是刁难，这是否都是为了驯化个人感受？审美普及化通过欣赏和传播模式的形式化、通过控制愉悦感生产的刺激来实现，尤其是受到消费速率所要适应与满足的愉悦感的指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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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anuscrits Parisiens de 1844),第91页。

②同上。为了自己的利益，生产者通过养活消费者来回应消费者的喜好和不稳定的情绪。马克思认为，生产者“像宦官屈服于君主最下流的欲望，扮演了君主和他的病态欲望间的皮条客，窥伺他的每个弱点，只为得到自己应有的报酬。任何产品都是一种诱惑，生产者想通过它引诱他人并诱取他人的钱财；每一个真实的或可能的需求都是一个弱点，能够把黄金鸟诱骗到陷阱里”。在此，所有奴役个人的必要元素汇集在一起，因为生产与消费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根据年代的不同，资本主义在不同的经济公式中生产人工设备。在这些条件下，任何奢侈与节俭之间的论战都显得虚幻：“()它忘记了这并非没有消费的生产，它忘记了生产应该在竞争中变得更普遍更奢侈。”(同上,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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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速率

对非必需的物品的审美品味是经济飞跃的绝对必要条件，但远不是充分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之前的所有时期都经历过对奢侈产品的喜好(如建筑、绘画、雕塑、家居、手工艺品等)，而这些产品的吸引力往往都是为政治或宗教权威服务的，既不是为了财富的积累也不是为了消费的普及。与之前的时期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必须找到能最快吸引消费的手段。

塔尔德强调，当涉及那些以经久耐用为最主要的品质的产品，如建筑、黄金或稀有宝石首饰、家具、精装书籍、雕塑等，有可能，在尊重传统的时期，当时客户群的缺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被将来客户群一辈辈增加的前景所补偿。例如在中世纪，尽管地方风俗分散，仍然产生了那个时代的伟大建筑家、首饰匠、木匠、书籍装订师和卓越的雕塑家。然而对于那些用于较近期损耗的、消费消耗速度较快的产品，这种补偿则不存在。(……)相反，如果以潮流为时间根据的审美品味的不稳定性，阻碍了应当着眼于未来的工业或类似建筑和雕塑这样的艺术的发展，那么尽管品味具备不稳定性，但它在广阔地域上的统一性却极为有益于本质上转瞬即逝的产品的生产，例如纸业、报业、纺织业、园艺业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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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易变品味的统一，时尚促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在这种消费方式中，由于审美规则建立在物品的地位降级的基础上，用途永远是附属的、次要的品质。时尚是一种本质为毁灭性的消费。物品被降级不是因为物质上劣化，而是因为物品给人们的有机好感的削弱。万能的手段是将持久的消费转换成短暂的消费，选择消耗而非贮存，因为每一次淘汰都是一个关于新品的承诺。审美品味具备相当大的延展性，它能够被改变，以创造或调节能够与可用商品的不断涌现相适应的审美意见的方向。因此，审美品味的易变性不仅是能够被容忍的，它还是被推崇、被积极鼓励的。审美品味的易挥发性是心理的、非物质的经济剩余价值的来源。

在大众消费中运用的设计，因其美化和装饰的力量，通过让品味和时尚受到情感浮动的影响，成为一种削减原本可消耗、可摧毁物品的寿命的补充手段。因为巡回周期之迅速，同样的一批个人会看到各种品味相继而来、接踵而去，喜欢会变成厌恶，反之亦然。矛盾的是，在时尚制度的管制下，审美体验的多变个性被它的速度增加和数量增加综合了，以便通过恒定的情绪压力将消费欲望保持在一个随时准备运行的状态。因此，关键在于排解无聊，让心理冲动保持在唤醒状态。

① 塔尔德，《模仿的定律》,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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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商品生产力大于理论上有限的消费能力(这是肯定会发生的)，消费能力则必须能够扩张，以吸收剩余商品。生产者像处理单纯消费品一样处理尽可能多的物品，让人们以消费衣服的速度消费桌子或椅子，以几乎接近消费食物的速度消费衣服，将使用价值转化为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反映了物品与价格无关的功用(人体工程学、舒适、便利、性能等)。在这方面，消费原则上与用途无关，而是取决于商品的专属所有权。符合消费的审美制度，一张椅子的特点较少表现为它的用途，而是表现为它的风格品质，风格品质赋予它会过时的优势，因此也是促成新的购买行为的前提。消费的可毁灭性是其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任何物品都不可免于损耗。消灭的秩序系统对于工业消费经济是最重要的。

不同于在长期的时间中形成与成型的爱好者的习惯作法，消费集中于时尚之中，更突出短暂的时间性。对于爱好者，他喜好的物品必须是现时的、熟悉的。因为这个条件，审美判断需要冒险经受分析和比较、分级和最挑剔的描述，以抬高到一个更高的欣赏等级和享乐等级。通过为物品注入差异，审美品味发动了一种检验实践，对人们随着时间推移必须否认的原有品味以及他人的品味进行检验，却绝不卸去审美判断所固有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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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品的轮转机制，时尚的短时性能够让一件物品的风格成为消费的动机。设计凝聚了产品销售所必需的情欲效应。设计的职责在于美化产品，例如咖啡壶、小勺子、家具等，这些物品一旦脱离其用途，则会因其讨喜的外表而具备吸引力。此外，设计艺术在艺廊中的出现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另一种关系下呈现的非用途机制的证明。因为采用了短时性，大众设计也是一种时尚物品。生产的不均衡鼓励消费者自我调节以适应市场上可用物品的接替出现。由于这个原因，生产者更少担心商品本身，而更多地担心对消费来说必不可少的暗示的组织与控制。

一篇典型的批评强调产品与消费者无关，因为消费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占有产品。接纳物品所需的时间比消费物品的短促时间更长，却不被重视。里尔克(Rilke)在20世纪初这样写道：

对于我们父亲的父亲而言，一栋房子、一个喷泉、一座不知名的塔楼、他们的衣服、他们的外套等，都还是极为熟悉且无限更熟悉的物品；几乎哪里都是庇护所，在哪里都可以找到人并聚集更多的人。现在美国向我们投掷了很多空虚且无足轻重的东西、只有表面的东西以及生活的幻影()。美国意义中的房子、美国的苹果、那里的葡萄，与贯穿我们祖先的期望的那栋房子、那种水果和那种葡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那些生机勃勃的、过去真实经历过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物品变得稀有且不可取代。也许我们是能够认识这些东西的最后一批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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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评论斥责道，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物品并不是变得更为我们熟悉，而是变得陌生、非物质化、缩减成“生活的幻影”。当作为一切社会基础的对未来的信心与信仰消失，危机是显

①由阿甘本在《诗节》(Stanza)中援引，第72页。在托马·贝尔纳(Thomas Bernard)笔下一个更极端的当代的文学版本中，文化产业标志着人类的毁灭：“今天的人类，因为他们不再拥有其他任何东西，因此必须忍受病态音乐消费(…)。引导着今天的人们的工业将推动音乐消费，指导这种消费毁灭所有的人;现在我们总是说工业废品和化工品将摧毁一切，但是音乐的破坏力比工业废品和化工品更大。总之，我跟你们说，音乐将完全毁灭所有存在的事物。首先，人类的耳道将被音乐产业摧毁，然后，以此类推，将是人类自己(……)。被音乐产业完全消灭的人类，(……)，这些音乐产业的受害群体最终将塞满散发着音乐尸臭的大陆，(…)有一天音乐产业将有愧于人类。”(托马·贝尔纳，《远古的大师》[Maîtres anciens],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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