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

消费的改造

如果我们仔细端详就会发现，长期以来用来为商品生产提供论证的“用途”这一概念，是一个假想。只有业余性意义上的实践能够揭示主观的“财富”。例如，在19世纪后半叶，关于摄影术目的论的论战证明了摄影行为可能用途的多样性——文献、刑侦或艺术。在生产者提供的说明书上，摄影行为不具备审美价值。用途不能归结为使用方法。在技术特性盘点的基础上，我们不能从用途中得出任何结论。摄影术的例子证明，人们可以运用的艺术用途与产品的技术潜能之间并不真正存在因果关系。在下方，物品依赖于运用它或用它来享乐的人的能力。人与物品的联系建立在提供可能性的特定物品(在这些可能性中，如果是一件技术产品，其用途就是生产者为其设计的用途)与个人的审美能力之间的关系之中。重要的并非引发我们称之为经历的这种普通形式，而是突出产生品味财富的实践活动的存在。摄影术变得流行，并不是因为相机逐渐变得更轻巧、使用更方便等这些数码器材从此普遍拥有的特点，而是因为“普通”和“流行”被公众视作审美和艺术的类别。

①罗兰·巴特，《全集》(Euvres complètes),第 736 页。

193

审美舆论形成于与既定规则的差异之中。审美品味表达的是一种异常。在较为强烈的意义上，品味的异常意味着区别、差异、不规则、非常态的存在，这让每种品味保持其独特的特性。“异常”要求将品味的普通规则差异化并产生更多的规则。每一个接收者负责将作品现实化。例如一个业余爱好者，他可以依次做接收者、鉴别者(即批评、争论的职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通过以批评的方式模仿或重新演绎过去的作品，他也可以是生产者。这强调了作用与接收之间的区别，作用取决于作品和工业指示，而接收是一个积极自主的过程，条件是接收者实际上能够运用规则以某种方式修改作品的内容。品味是这种无法量化的财富，因为它来源于集体主观性，它本身的评价就是未定的。以工业的方式开发反抗规则、控制纲领的能力是很困难的，判断能力的定义表现了这种困难。或者根据社会学决定论，评估意见很难合理地在个体之间转换。个体很难通过论据和任何一种合理性来解释他的喜好，这更是财富的象征，同时也是反对语言模式的标识。

194

与重复性有关的传统还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有必要承认，在传统中，重复和差异相互结合，表现为一种创新。品味不同于单调地重复以接触熟悉的事物，而是表现为欣赏相同事物的不同之处的重复快感。要证明这一点，塔尔德认为，在工业现代化之前，艺术作品所回应的并不是认识新事物的需求(用工业手段周期性刺激好奇心)，而是不厌其烦地真正希望重新看到、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某件已经认识并且喜欢、欣赏、热爱的事物的需求，例如祖先传下来的宗教圣物、神话传说、圣人和圣人的故事、英雄和民族史诗、生活中遵循古老风俗的那些习以为常的场景等。总之，对于艺术家和公众而言，可以概括为对于古老过往的深沉的爱，以及对尘世中的遥远未来和宗教所保证的死后世界的深远希望。人们不要求建筑和音乐提供多变的印象，从异域或过往文明中汲取灵感是人为地激起多变的印象；人们要求的是对已经体验过的印象和信仰进行表达与强烈的再现。①

① 塔尔德,《模仿的定律》,第383页。

195

在重复中的差异的浮现同样也是业余爱好者所拥有的，例如，音乐爱好者在时间中逐渐展开他的注意力，以不同的方式重复听同一首曲子，不仅仅是为了品味同样的曲子，更是为了体验在实践过程中涌现的差异。愉悦感与熟悉形式相关，熟悉感来自于消费的重复，这种重复并非完全一致的重复，确切地来说是不断涌现差异的重复。从这个角度看，在以传统为特点的审美愉悦感和爱好者面对新事物的愉悦感之间，差别是极小的，这两种情况中欣赏评价都是建立在差异化的重复上。这是开辟生产者所不能定位，甚至不可想象的空间。爱好者的品味揭示了他的创造潜力。

因为品味的形式化相当于反抗品味形成的条件甚至是可能性，因此对品味的掌握既不是工业服务提供者的法宝，更不是消费者的能力。如果品味是在规则的维度中形成的，那当这种品味不再只是对规则的纯粹适应时，它就解体了。审美愉悦感也可能取决于偶然和意外、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品味不适用于那些形式化、系统化的不带个人因素的内容，例如普遍通用的数学真理。判断的技能是一种非物质的力量，这种技能与像科学这样的知识的运用无关，而是关系到对个人来说直观的、严格来说无法检验的明显事物，但也需要规则和能力。

审美体验的丰富会导致自我的消失。在严格意义上，审美体验脱离了自制力和注意力的控制。审美愉悦感意味着自我迷失和沉沦。品味的动力并非取决于根据对手段的掌控力而定的一个目标，而是以某种方式自我放弃。品味的确可能取决于某些社会标准，即那些能够解释对当代艺术的喜好，来自于家庭、社会、经济、学校的事先安排的社会标准。但是当主体脱离自我的时候，品味也被暴露。品味在超出个人的同时也携带了集体的需求。在所有的体验中，最强烈的是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体验，这种体验有可能造成在彻底剥夺的恐怖中自我的迷失。在仍有意识的范围内，部分失去知觉的状态实际上是审美体验的纬线。随着无意识这个概念的诞生和其在19世纪的发展，精神分析证实了最深层的精神状态是不受我们控制的。公众在自己的情感中不充分的存在否定了审美品味的即时性和自发性的公设，以此指出了必要的延迟效应，爱好者公众正是从延迟效应出发建立而成的。

196

审美资本主义的不规则性

审美资本主义在兴旺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危机，它暴露了其内心的软弱：市场并非品味生产的地方，而是愉悦感的截获、形式化和开发的地方。当生产者需要借助消费者的品味，他们就努力地将品味引入生产力中，生产力是掌握劳动和消费结构所必需的。欣赏能力的起源是无功利、不可预见的，是抗衡与协作里的关节，然而这种能力需要生产对抗市场合理性的能力。无论在流通、模仿和舆论重建方面，品味的盛行都发生在边缘地带。最初，这是一种纯粹亏损的付出，一种牺牲。工业生产的目的是开发一种它能够驯化的性能，以危机为代价，危机在于它可能无能力找到除了私有化审美愉悦感入口之外的其他替代手段。审美资本主义需要这种外在财富，根据审美资本主义自有的逻辑和方法，这种财富是它无力生产的，然而为了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幸存下来甚至繁荣，它又迫切需要这种财富。①

197

任何的品味经济形式化都需要财富，也就是消费者的一定的审美自由，这种自由对于工业消费的前途和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更让人担忧的是，因为只回应经济预测，品味被标准化，并且没有为新想法的产生留下任何余地。品味的这种不规则性在经济中意味着审美资本主义的危机，审美资本主义又反过来对质公众对它的抵抗，更不用说那些培养了大胆的审美能力的业余爱好者公众。在不同的领域中——如电视、绘画、美食、时尚、音乐、信息、文学等爱好者保持警戒，时刻细心探索消费、用途、实践(包括已可用的或需要制定的)的财富。爱好者体现了从消费者到生产者的转变。当心，爱好者的品味使他们脱离了社会配置、真实生活的推测和约束以及陈词滥调。这是一种预见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能力。通过激发灵感、创造、抵抗、要求和新的目标，它放宽了社会行为的限制。

①“原始财富，即其他所有财富的虚拟根源和条件，是没有任何企业能够生产、没有任何货币能够衡量、没有任何等价物能够交换的。它揭示可见的、形式上的经济不过是相对于总体经济缩减而来的一个部分。它对于总体经济的统治令原始活动的存在变得不可见，原始活动是非商业的活动、交换和关系所组成的，原始活动生产了感官，生产了爱、协作、感觉、与他人联系、与身体和自然和平共处的能力。”(安德烈·戈尔兹，《非物质》，第80页。)

198

在经历了守旧思想和反对工业化灾难的思想的考验之后，任何审美解放的努力都会引起关于感受性的起源和力量的人类学问题。作为社会生活与文明进步的特征，审美表现绝不仅仅是引导人性从原始需求发展到审美欲望的精炼表达的进化过程的逻辑历史结果。审美诱惑力可能出现在任何社会的起源阶段，尤其它可能是这个社会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并且一个社会是一个生产的空间，一个讨论和定义生活及其欲望和需求的规则和潜力的空间。①然而，欣赏评价之间的(意味着审美差异的)细节差异涵盖了社会差异。这些差异从根本上支持个性化的机制。

①塔尔德同意这个观点：“多余的事物，即奢侈品、美，我指的是每个时期形成的特殊之美，它是任何社会中极其社会化的事物，而且这是所有其他的事物、必需的事物和有用的事物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另一段话也谈到了相同观点：“(……)风格和方式(……)这是一个社会最明显也是最深奥的特征。这里是穹顶，那里是楣梁，其他地方是拱腹，主要形态可以完美地比拟这些主导用途的形态学特征，它主动规定用途，而不是被迫接受用途，自然人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自我认识的。这就是为什么拒绝是被许可的，但仅仅以审美的方式。”(《模仿的定律》,第59页。)

199

如果评价能力需要生产差异而不是破坏差异，强烈意义上的社会异常的缺陷导致品味失去有效性。在这一断言的背后没有任何的怀旧情绪，没有任何对黄金时代的忧伤感觉，没有任何道德建议，仅仅有告知品味多产经济的运作条件的义务。审美评价被剥夺了其作用的边缘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可归结为一种调整，而不是满足、决定和个性化的有力手段。

因此，品味积极地体现在权威人群的意见里，体现为评估的完全不平等性和不公正性、判断的优越性和力量、表达的不均等性、审美意见的差异性，以及否定和反感的表达。所有的审美评价最初都是独特的，然后追求审美差异的再吸收、争论的不让步规则以及对所有它认为异常的事物的毁灭。尼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普遍品味是如何变化的？因为那些独立的、强大的、有影响力的个体不知廉耻地表达他们的hoc estridiculum, hoc est absurdum(这很可笑,这很荒谬),即他们对品味和反感的判断，并且他们通过这样的声明以一种专横的方式将他们的好恶强加给别人:他们让好几个人遭受这样的约束，然后渐渐地变成更多人的习惯，甚至所有人的需求。”①

①尼采，《快乐的知识》，卷一，第39页。

200

因为这样，品味规则没有太多道理。对它的定义向来与一种逆反的可能性有关，以一种相反纬度的视角，在一场反抗对感觉特性的控制的斗争中产生。审美正常状态的意义、作用和价值取自这样一个事实:在常态之外存在着不符合常态所服务的需求的事物。品味是一种论战的能力。品味成为社会和经济常态的战场，品味并非以一种毫无危险的、次要的方式涉足愉悦消遣的领域，它甚至触及了创造社会的可能性。审美资本主义说明了一种经济的变革，这种经济在本质上不是有用的商品流通和购得的问题，而是一个服从于审美判断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审美空间。

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