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

时效性是这场变革的核心思想:无需再参照过往的知识来寻找存在于现时体验中的真理，体验是任何知识都无法取代的。然而，在审美领域里，正是品味给我们提供了这种直接体验，把我们从传统中解放出来。

严格来说，有关好品味的论文并不能传授品味，而只能为想要培养品味的人提供一些指示和必不可少的基础。好品味是一门特别的艺术，只能在与最美好的事物的接触中养成。这不是一门技术，它不是通过学习来获得的，技术学习是有违于贵族身份的。好品味必须是不经学习过程就能掌握的。好品味排斥任何被贵族阶级所厌恶的专业化，因为专业化会把他们划入卑贱的生产者和手工业者的行列。

①蒙田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探讨这一主题：“我通常认为，正如过多的液体会使植物窒息、过多的油会使油灯熄灭一样，过度的研究和过于丰富的素材会限制思想的活力。思想会被过分多样的事物控制和阻碍，从而无法摆脱困境；我也认为这种思想的负担使思想迂回不前。”(见《蒙田随笔》，卷一，第25章,第204页。)

②“我们可以直接支配我们的思想，无须考虑任何掌权者，无须参考我们的书。书本的过量是多么的恼人!”(《蒙田随笔》，前揭，第26章，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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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中所有的人类艺术都要接受偶然性的状况，从偶然中汲取精华并将这些精华回馈给艺术。然而，任何关于礼节的论文都不能够为具体情况下特有的复杂情况提供完整答案。并不存在能够规定最适用于社交情境的最佳姿态的品味标准。因为，要预测同阶层者所有的回应、异义、态度、行为和反应是不可能的。宫廷朝臣们需要应付一系列的困难，作为回报，这些困难也确立了他们的权威。所有无法完全预见的事物正是选拔优秀朝臣的理想办法。

在宫廷文学和宫廷思想中，“优雅”(grâce)指的是劳动和实践永远都不可能触及的事物，它不是通过为了一个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来获得的。要配得上尊贵的地位并在宫廷中闪耀，朝臣们需要“让自己所有的动作、姿势、风度都伴随着优雅”。①“优雅”的概念投射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在梅莱(Meilet)和埃尔穆(Ermout)编撰的《拉丁语词源词典》(Dic-tionnaire étymologique de la langue latine)中,拉丁语中 gratia 这个词，跟希腊语中charis这个词一样，表示抽象意义的“感激”和具体意义的“以此博得感激的行为”。“grâce”这个词的原始词义包含了“恩惠”、“信誉”、“影响力”、“吸引力”等意义。一个人或一件事物所具备的“优雅”能够取悦他人，而他人则会出于感激回馈他的恩惠。由此可见，优雅是为了被认可而存在的。

①卡斯蒂廖内，《廷臣书》，卷一，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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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的近义词“sprezzatura”①是与“矫揉造作”(affec-tation)相反的，它在意大利语中表示贬低和轻蔑，这是贵族意识典型的特点。贵族蔑视由不足或过度所造成的错误。根据卡斯蒂廖内的理论，sprezzatura使得“真正的艺术是那些貌似不像艺术的事物，人们应该尽力将其掩盖。因为，艺术一旦被察觉，就褪去所有的信誉，使人不受尊敬。我记得曾经见过某些最卓越的演说家，他们不使用其他技能，而是尽力使每个人相信他们不具备任何文字知识。并且，在掩盖他们的知识的同时，他们使人相信他们的演讲是轻而易举的，是受到自然和真理的启发而形成的，而不是依靠知识的广博和说话的艺术。因为艺术一旦被看透，则会使观众的思想中产生怀疑，观众会担心被演说家所欺骗”。②sprezzatura,或者说“优雅”，应该给予公众好品味具备自然属性的印象。好品味是一种天赋，而不是习得的，它表现了使一个人与众不同的天资。因此，个人的创造能力并非体现在对规则的大肆反对上，因为个人品味的表达也间接属于礼仪的公约。如果没有建立起一套秩序，优雅就缺少了可对比的参照点，而要衡量一个人的天赋，对比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好品味是建立在对规则的认可和反对的双重机制的基础上的。

①sprezzatura是卡斯蒂廖内在《廷臣书》中使用的一个意大利语词,表示“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隐藏所有人为技术的痕迹，让所有说出的话语或做出的事情都像是无须思考、毫不费力、发自自然的”。——译注

②卡斯蒂廖内，《廷臣书》,卷一，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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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品味迫使目标对象——即宫廷朝臣试图取悦的个人或群体—去理解并破译对方针对其所做出的行为和所运用的规则。由此可见，在宫廷里，好品味只有在对品味人士和对他的公众都有价值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品味的基础是话语和行为，也就是被整个群体所理解并拥护的规则与价值。宫廷贵族既要依靠他的同僚们领会那些脱离了品味常规监控的话语与行为的能力，也要无视他们的这种能力。对于一个有品味的人而言，需要将成就其好品味的元素保持在一个不能完全被理解的状态，这样他才能防止自己的才华被某些程序和规则所削弱。在以非常规非理性的方式理解事物的同时，观众也获得了领会复杂迂回的事物的能力和洞察力，从而形成好的品味。宫廷贵族的一切技艺都是为了预测目标对象的期望，向他的期望靠拢，却又从不完全服从他的期望，以达到诱惑他的目的。宫廷贵族明白完全满足欲望也会让欲望干涸，必须采取策略以使欲望保持在觉醒状态。①所以需要创造一部分的不满足感，甚至是挫败感，以重新激发欲望。这与现代享乐观念—即对需求、期望和欲望的完全满足的追求——是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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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有品味人士不直接展示任何事物，他们暗示、装作无意提到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让他们的同僚们自己去猜想和破译他们的意图。这种神秘感迫使他们的目标对象必须破译他们最细微的行动和姿态，由此提高了贵族身份的光环效应。②这属于宫廷人士惯用的计谋之一，他们必须估算、却又永远不可能精确衡量别人对他们的意图的理解程度。一个人对其他个体的了解是有限的，因此秘密的存在必然是人类交往的要点。贵族之间的关系，在秘密的保守和揭露间、在该说与不该说间、在话语和对话语的理解间以及在压抑与展示的机制之间得以平衡。好的品味懂得展现却又不暴露，授意却又不解释，发出指令却又不说明理由。

在宫廷区域之外，对规则的争议也延伸到了其他的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文学领域频繁出现。事实上，宫廷贵族与文学作品创作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上流社会在文学领域所捍卫的价值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文学作品是对社会风俗和社交精英的反映，它不过是这个特有的现实社会在文学中的寄托。它的作家和读者们都属于这同一个世界，都对上流社会价值深信不疑。因此，写出作品的人在写作时也只能够联想到上流社会的正派人物。

①“要让别人的唇边留有余香。欲望可以度量尊重的程度。好品味的奥妙在于，它能够激起并满足人的欲求乃至身体的饥渴，却也懂得永远不完全地满足。”(格拉西昂，《审慎之艺术》，前揭，§299。)

②“因为害怕他们的反驳或谄媚会令你产生反感，他们绝不会懂得你的品味。”(格拉西昂，《审慎之艺术》，前揭，δ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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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何才能真正从审美成规中解放出来呢？在文学领域里，如同在宫廷中一样，改革者会用公众的品味来反对墨守成规。读者对作家的态度已不再是一味恭敬机械的赞赏。公众为自己树立了品味仲裁者的地位，他们用品味“识别事物真正的价值，并从中精选出最卓越者”。①作家应注重满足公众的品味，他们才是真正的见证者，正如作家拉辛(Racine)所阐释的：“我们的工作是为了取悦公众，我们不再只需问那些老学究们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否符合规矩。”②这是审美领域新的腾跃，审美从此不再是建立在作品创作的准则上，而是建立在公众对作品的接纳上，这一改变重新构建了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有意地引入公众的评价，将人们从传统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从此观众们是从风格体裁创新的角度来欣赏作品，而不再崇尚先人惯有的光环。

① 源自梅雷(Méré),《全集》(CEuvres complètes),卷二,第 127 页。由让- 皮埃尔·当(Jean-PierreDENS)在《上流人士与品味评论:17世纪的审美与社 会》(L'Honnête Homme et la Critique du goût. Esthétique et société au XVII siècle)中 援引,第108页。

②拉辛,《题献予安德洛玛克的信》(Épitre dédicatoire à Androma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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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的问题被提出来：品味的修炼要求对社交、政治和审美规则的掌控，尽管这可能是通向品味自由的第一步，却又绝不意味着不受限制的审美评判自由。人们是否应该因此保留贵族的遗产？而它在审美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又有什么贡献?

审美品味的经济推动力

根据时代、社会和环境的不同，被机械地采纳的规则与自由评判的余地之间的平衡也会有所变化。当规则是由个体主动创新而成时，审美自由的空间会被打开；反之，如果规则是机械的，自由运用审美判断能力的余地则会缩减。审美品味的贵族制度是双向敞开的。一方面，它允许个体逐渐从家族和世袭的监控中解放出来，在此情况下品味就如同自我解放和提升的工具。它以它的方式为政治、社会，尤其是最重要的经济的变革孕育了一块土地。另一方面，它迫使宫廷贵族—他们从此不能再仅满足于对已有规则的重复使用——努力证明自己具备必要的能力以摆脱规则的束缚。然而，审美品味的变化会催生新的规则，对规则抗议的声音也会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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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品味是一种“反常”。“反常”(Anomalie)一词来源于希腊文中的anomalia，意即“不平等”、“不规则”；希腊文中的omalos一词指的是平整、均匀、光滑的事物。因此，Anomalie”在词源上来源于与omalos相反的 an-omalos:当谈到土地时，它指的是凹凸、粗糙、不规则的事物。从其必要的、理想的、具备生产力的价值的意义上来说，品味的标准状态就是一种反常。因为，既然标准的创立是为了使事物大众化，那么品味就不能在无限仰仗规则的同时仍然保持不被平庸化。为了避免平庸化，反常需要多变，以使两种品味永远都不可能代替对方。强大的审美能力表现为一种规范的权力。有品味的人能够仰仗这种权力，树立其权威形象，并不容争议地建立新的规则。新的规则既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反，又要求大多数人对它进行赞许。具备卓越品味的人士以他特有的方式，创造了两种不同的社会革新。

以优雅的方式对品味规则的逾越的最初尝试反映了个人特有的能力，它来源于宫廷贵族的社交表现，从根源上包含了人类另一种个人提升的机制。在宫廷中，好品味通常是通过对集体规则的遵守和逾越的博弈来展现的，这种博弈依靠的是个人欣赏的能力。宫廷贵族以他特有的方式，在提高个人才能的同时，对极度限制了社会变革和个人发展的固有社会发起进攻。在17世纪社会里，出身预先决定了人在社会等级版图中的地位，审美品味的决定性作用是被忽视的，人的行为和话语只能与习俗和礼仪的传统保持一致，审美判断因而受到限制。因此，模范贵族必须通过个人卓越的思想来自我提升，即使有可能毁坏个人声誉，也要将个人的社会处境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由此可见，在一定条件下，品味这种能力既限制也增强了个人相对于规则和传统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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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革绝不是毫无意义的，它象征着由宗教伦理价值统治的传统社会的没落。品味人士出现在政治与宗教传统价值遭遇危机的历史舞台上，他们的出现又加速了传统社会的垮台。事实上，贵族们要为自己的个人生涯和自我提升创造机会，这些机会在他们眼中是最具吸引力的，因此从限制了他们施展手腕的空间的道德与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对他们是极有益的。礼仪有实践价值，是一种务实的、上流社会的美学，它掩盖了形而上的道德缺失。上流社会为了形式放弃了使命，为了人性放弃了上帝，为了固有牺牲了超然，为了表象放弃了本质，为了计谋牺牲了真相。他们热衷于影响现实、修正有影响的人的观点、将别人的行为过程引导向符合自己意图的方向，并在这种嗜好中发现了自己的能力。愉悦包含着直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意味。逐渐地，上流阶层的存在不再依赖出身条件，他们必须掌握开展自己生活的技能，因此他们的意图与之后的资产阶级的意图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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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发展个人的个性的同时，审美品味仍然是一种欣赏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个体之间相互交错的关系网中的影响仍然明显。在这个阶段，吸引别人注意的审美与批判的能力仍然是宫廷贵族特有的，其他的社会阶层被拒之门外。而贵族们可能配得上这个地位，也可能会失去这个地位，他们如果不努力、不与他们的同僚斗争，是绝不可能保持这个地位的。尽管被高雅的面纱和中规中矩的举止所掩盖，在温和的礼仪规矩中仍然透露了上流社会人士之间无硝烟的斗争。对于他们而言，失去荣誉是所有损失之中最糟糕的。由此意义而言，好品味既孕育并捍卫了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也助长了社会地位的没落。

部分贵族确实有所担忧，他们的担忧已经反映了18世纪自由主义的先兆，自由主义为社会地位间存在的不平等提出理由，并为各种经济竞争关系作出仲裁。宫廷贵族提出了以下问题：在一个以竞争为本的社会群体中，如何赢得并保持一个尊贵的地位？如果这个群体内部的人员没有流动性，以及没有适当的斗争武器(例如好品味)，那就不存在输赢。在贵族的世界里，在宫廷中，自从某些人致力于用审美品味重新分配势力并平衡凯觎者之间的地位，人们相互之间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容易动摇。品味成了释放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工具。好品味成为重塑社会群体中地位形势的一种新颖的有意识的手段，这是自由主义以及其政治胜利的先兆。事实上，规划职业生涯建设、成功地从同僚之中脱颖而出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即意味着与以社会地位的机械世袭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拉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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