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

在这个时期，平民仍然是无论如何无法进入上流社会的，因此还不存在平民赢得更高地位的问题，所以是贵族才需要保存或提高自己的地位。宫廷人士需要让自己出众，因此必须拒绝一切庸俗、平凡的品味，并排斥一切常规事物，例如会让观众产生厌倦和排斥情绪的事物。贵族出身是有权利在同阶级者面前运用品味的必要条件。但单有出身，不足以惊艳这个上流社会。贵族们让他们的命运偏离他们的出身，远离闭合的生活模式并创造了改变生活的可能性，改变社交生活的程序并结束世袭的宿命，这些变化都是开创于17世纪的审美品味的现代化的基础。与其眼看着自己的命运如同过去祖辈们的生活完全一样，按照既定的计划往下发展，贵族们选择使用手段不完全随心所欲地谱写自己的未来。

这种解放一方面要求与品味规则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对传统发起更猛烈的进攻。例如在文学领域，要求抛弃传统习俗的体系，并引进新的规则。拒绝遵守要求忠于前人的文学成规，就是将审美创造从先人的模式中解放出来。

33

这也授予文学生产者们额外的创造的权力。在此意义上，对审美成规的拒绝导致了创作者社会地位的改变，乃至作品社会作用的改变。选择当下放弃过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设想可以自己创造的未来而不是复制先人的生活，这些都是宫廷贵族们所追求的，也是作家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所追求的。

这些转变是下一个世纪启蒙运动所追求的自由思想的前提，从此构建自己社会生涯的可能性属于所有人，而不再为贵族成员所独有。好品味激发了自我提升的意识和进步的思想。此外，一旦审美欣赏的能力成为享乐的源泉，而不再仅仅是衡量计算宫廷中自己和对手的社会地位的工具，它便能够促进物质享受和消费商品的欲望，从而对销售关系产生有利影响。

对自己的利益负责，这要求将成功的机会合理化。这也就需要加强对自我的控制，自我控制是使自己能有效作用于他人的条件。在宫廷中，具备好品味的名望是能够影响同僚的条件，这要求表现出节制的能力。这使人们有可能算计情感生活，对情感因素的算计投射了后来资产阶级更理性的做法。后来的资产阶级的行动也是受到利益的支配，但不是出于获得声望的目的，而是出于商业和致富的目的。

有关宫廷中上流社会审美品味体系的第二个创新在于贵族阶级对规则的形式主义的否定。事实上，强制性的规矩与自由审美能力的需求之间，以及消费者和旨在提高审美能力的爱好者之间出现了压力，由此形成了这些压力之间的第一片战场，而这片战场注定将在工业化时期扩大规模。贵族的能力建立的基础在于：初学的潜在礼仪、与其他竞争者之间的较量以及谈话和措词。在这方面，宫廷催生了一个富有经验的群体，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我们可以称之为品味实践家。同样，因为规则的力量不足以赋予人真正的才华，无法让人顺利使用审美欣赏的能力。而将宫廷贵族分成截然不同、偶然相遇的两组——展现自己品味的一组和负责评判的另一组—也是极为荒谬的，因为他们之间是相互依靠、不可分离的。这个系统是开放的、自由的，因为它所需要的正是一种相关性、一种近乎对称的关系：审美欣赏的判断既意味着对他人进行评判，也意味着让自己符合他人的品味。然而到了后来尽管到达那个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20世纪工业生产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单向了，因为前者似乎需要提交一种配方以吸引后者来消费。这是工业社会与贵族社会最大的区别之一。这个社会出于经济的原因一而不再是以名望为动因——将开创一个新的审美品味体系，这个体系中生产者是与消费者分离的，生产者必须尽力吸引和转移顾客的注意力。

34

为了不至于使人们以为贵族模式是理想的、根本上不可逾越的，必须重申：审美品味的解放，因为其诞生于宫廷并使行动自由有理可依，它必将引发对其他个体施加控制的政治意志。贵族模式在解放审美品味的同时，也给享乐限定了一个框架，规定了它的场合、参与者、义务、限制、禁忌、规则。好品味是一个分寸的问题：它排斥情感的溢出、过度和泛滥。任何无法进入这个有限区域的个体都是被排斥的，并且他的名利欲缩减至无。他于是被贬为庶民，一个只能顺从、没有任何希望支配和向同僚施加影响的个体。好品味与统治权的重新分割和分配相符。品味的调控就是政治等级的调控，人们使用卓越品味的权威，通过引诱，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巩固自己的权利。

35

从宫廷到工业社会，仍然隔着若干阶段的发展，尤其是品味要自成体系并延伸至更广范围，仍需经历许多转变。然而，尽管贵族系统只适应特定时期社会组织的最顶端，社会地位与处境具备动荡性这种观点越来越得人心。在这个阶段，至少有一个因素是缺乏的，即评判的权利向社会其他人群的扩大，尽管如此，这个因素在贵族品味的定义中已经萌芽了。因此必须承认一个假设：审美品味正在所有人身上壮大。这一社会扩张运动的基础是审美欣赏模式的改变：决定什么能够令人愉悦比取悦他人更重要。到了18世纪末，好品味以某种形式与资产阶级势力的上升相吻合，好品味不仅满足社会认可的需求，也满足了物质享受的愿望。那么好品味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刺激消费商品的生产呢?

36

2

经济的转变

贵族价值的瓦解

在传统社会里，财富不平等的合理性取决于交换与馈赠的双重机制。由此产生两条规律：几十年来，同一个社会被不断地复制，这个社会的流动性低下;财富被优先分配给高权威者，拒绝财产的资本化与积累。经济与消费不是最终目的，而仅仅是使社会运转的手段。至于馈赠，它能够调节礼节和富裕、公正与不平等、对劳动的赞美与对开销的克制。从18世纪末开始，基督教经济的数据出现逆反的倾向：社会不再以仁厚的、法定的方式进行分配，而是以利益和功利的方式。人们是如何在18世纪末向另一种经济体制转变的呢？这种经济体制又从审美品味的影响力中汲取了多大的能量？

我们只能够假设自由主义—就今天这个词在我们耳朵里回响的意义而言——是作为一个需要达到的目的专门制定的。由此需要探寻间接的、微小的原因，这些原因催生了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事物。世人向商业视角的转变—以及工业语义的频繁出现—也是资本主义崛起的条件，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动因并非只从有限的市场领域中汲取动力。似乎只有感觉官能才能阐释这一经济转变。斯密①所有的分析都旨在使人——不管是中等地位或更低地位者—成为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进步中有力的胜利者，撇开实际利益，所有人都应该对这些进步抱着同样的期望。

39

启蒙运动所描绘的进步以每个人都具备更强的判断力和自由意志为前提。18世纪以来，人们对品味这种个人审美判断的能力所投入的关注，逐渐与物质占有欲和享受欲相结合，也与致富的意志相结合。因此，贸易活动将得益于新的道德规范，它逐渐被用来满足人们对非必需品的欲望，这种对非必需品的冲动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只有把人的心理意愿用作刺激生产和消费飞升的必要条件，人们才能够一直贸易、交换更多的商品并以此致富。正是在品味以及由品味所生成的情感关联的战场上，消费的欲望将被启动、被转化、被提炼。相对于不变的传统和惯例，消费的欲望仍需要长期的准备和增长，一些破坏性的压力需要被解决或转移，然后人们才能把行动投入到工业化道路上。

①亚当·斯密(Adam Smith),英国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译注

40

斯密的问题在于重构一种普遍理论，这种理论所讨论的价值需要能够将伦理问题考虑在内。这个概念迫使他必须在经济学中纳入社会结构的必要因素，即情感和享乐。在斯密之后，经济学基本将情感共鸣因素排除了，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受价值客观规律所支配的世界里的情感价值。而且，斯密所探讨的动因倾向于一个抽象的、不受欲望约束的动因，在此范围内任何行动都转为劳动和劳动力，纳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之内。

如同在保守思想中，社会等级不先于人而存在，它是人的产物。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里，审慎的概念原本在文艺复兴时期指的是宫廷贵族的理想行为方式，滋生这种行为方式的是前浪漫主义者根据内部权威的愿望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改变，而现在审慎的能力已经扩展到大多数人身上。只有预先修改所有目前造成障碍的那些继承自贵族制度的价值观，才能够改革道德风俗并使人们适应新的生活习惯。18世纪将废除贵族制度中对“审慎”的定义，即在宫廷中通过才华来展现自我的艺术，取而代之的是适用于任何人的观点，无论他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斯密让人们重新思考君主制中审美品味的原则。这实际上是一个决定性的举动，因为它相当于从构成经济建筑心理基础的欣赏能力开始，由下至上彻底颠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质财富的关系以及欲望与物品之间的联系。①

41

在宫廷社会里，具备审慎的艺术，要求高贵的阶级出身(这个阶级拒绝一切职业和商业的活动)、对取悦和引诱的艺术的热爱以及适应各种场合的高超意识。斯密所描述的“审慎人士”与格拉西昂的“宫廷人士”和伏尔泰的“上流人士”已经不太相似。他突出了另一类人，对于这一类人而言，审慎的艺术有利于工业和物质利益。为了建立工作模式和发展工业活动，宫廷贵族的技艺被逐渐有条不紊地废除。如果说审慎在过去所指的是“对自我的控制”，即宫廷贵族已经熟悉的技能，那它从此具有了新的含义。从此这门技能的目标在于排除风险，使一个商业企业的成功机会最优化。人类命运的发展建立在谋算和对情绪与情感的掌控的基础上。②

在斯密看来，真正的审慎位于幸福的水平线上，关乎私利，而私利本身则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繁荣相互关联。与必须拒绝一切职业以维持其作为自由人的地位的宫廷人士不同，审慎人士必须拥有一个职业，“他们的活动需要技术和勤勉，他们的一切开销需要节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节省”。①他们的任何动机都不符合宫廷人士的精神自由，宫廷贵族认为劳动职业是卑贱的，因此完全拒绝职业。与其承受算账的精神折磨、抑制其开销，贵族们即使破产，也必须要自我表现。对于贵族身份最重要的荣耀，产生于一个以拒绝为了商业规则放弃精神的高贵价值为特征的社会群体。而劳动与享有权之间紧密的价值联系，不承认这种荣耀。

①在《宫廷社会》一书中，埃里亚斯(NorbertElias)全面评估了这一举动：“自我表现的义务的放宽，即使对于工业文明社会中最富最强的精英，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体现在家居装潢、衣着，以及更普遍的对艺术品的品味的发展上。”(第55页)

②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Théorie des sentiments moraux),卷四,第2章,第263页。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