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

希望致富的人通常与高贵的出身相去甚远，相反，他们往往具备较低阶级者的所有特点：生活的朴素促使他们改善自已的条件。地位卑微的人最能够回应工业社会发展的期待，因为他们的野心使他们必然能够摆脱高阶级者闲散的习惯。而那些怀有经济野心的贵族则更应该早早摆脱根深蒂固的旧习俗，与他原本的社会阶级分道扬镳。

斯密如此表述他所捍卫的生活方式，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坚决放弃现有的安逸和愉悦，是为了等待虽然遥远、但会更持久的更大的安逸和愉悦。”②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这最后一种品质与贵族阶级必须隐藏自己情感的态度仍然相似，这使他们能够为了纯粹社会化的目的而谋算行动。从此，重要的是在某些场合下，在平衡与压力的潮起潮落之间，能够自我控制。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有一个共同点，相比起即时的情感反应，他们都更重视长期计划。然而，为了获取收益所运用的谋算原本就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对于资产阶级而言，需要考虑计算金钱的得失。对于贵族阶级而言，则是一个通过声誉和地位获得社会影响力的机遇问题。在改革者看来，资产阶级依靠自己的能力，过与之相称的生活，从不做力不能及的事情；而贵族阶级，他们通过名誉和好品味消费，这种消费注定是超出其经济能力的。缩减开销至适应一般生活需求即可，反而能够提高致富的机会。①审慎，要求任何人都必须为了利已目的开始节约计划，这是必须预想的、无法逃避的纪律，它要求人们“花足够的时间慎重冷静地思考可能的后果”。②

①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卷四，第2章，第296页。

②同上，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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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从不探讨宫廷贵族，但是当他贬低宫廷里那种没有内涵的矫揉造作作风时，贵族就成了他攻击的对象。因此，所谓“审慎人士”指的是那些真正明白自己声称明白的事物的人，而不是仅仅让别人相信自己明白的人。必须把真诚放在比社交生活的斑斓色彩更重要的位置上。从这方面来看，勤勉的资产阶级的特征完全符合“审慎人士”的优点：

①“一个在其收入范围内生活的人，必然对其状况感到满足：他的结余不断积少成多，他每天都在进步。”(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卷四，第2章,第298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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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尽管他们的才华可能不总是非常出众，却总是完全真实的。他们绝不会试图用伪君子的狡猾计谋来欺骗你，也不会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老学究作态，更不会像一个既肤浅又冒失的假装者那样妄下断言。他从不浮夸，即使是自己真正具备的能力也不对人炫耀。他的谈吐是简洁谦逊的，而且他们反感所有虚伪的事物，即那些其他人常常用以获取荣耀与名声的虚假手段。①

一个人的名声应该与他的成就有关，应该因其真正的价值被衡量和欣赏。与阴谋诡计、狡猾骗术、浮夸作风、出格言行和口是心非相反，对真实性的要求将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新的交往方式，从此优雅意味着真诚。剥夺宫廷贵族的信誉，是为了使社交关系变得更清晰更透明，不再是仅仅于某个小圈子内暖昧不清，因为过去宫廷贵族由于各种条条框框和行为规矩，不得不屈服于各种引诱的计谋，而创造出虚伪的社交关系。真实性是一种需求，其结果将是增强交流的流动性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物品、思想、贸易的交换，它排除了贵族社交关系中复杂的等级分层，也摒弃了让人摸不清方向的关于外表的游戏。将对方遭遇欺诈的风险最小化，或者减少因贵族的虚假作风所造成的理解错误，这无疑是在交易中一种担保自己的承诺、使人安心并增加信誉的手段。

①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卷四，第2章，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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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贵族而言，以其身份，奢侈品与其说是享乐的源泉，毋宁说是社会等级的指标。然而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自我整理，例如对自己内在的调整意味着财富积累与幸福感、工作与认可、劳动与奖赏之间的平衡，期待着在私人领域里能够享受到他值得享受的满足感。于是，从对于贵族身份而言必不可少的象征性补偿，过渡到了资产阶级对满足感的要求，这种满足感表现为所有吸金者对物质享受的喜好。没有什么比对真实性的要求更能描述这一特征:资产阶级不仅仅满足于事物的形象，他们要求此时此地就在自己眼皮底下真正拥有有血有肉的事物。要能够摸得着这些通过劳动获得的真实事物。显然，假如有人胆敢将仅具表象的东西提供给他人，对方必定表现出不满和失望。真实是表象的敌人，它是一种价值，不允许有中介和延迟、含糊不清和过分花哨，它必须立刻能够给予对方满足。同样，在改写社会价值的纲领中，劳动高于天赋，专业高于爱好,实践高于自然的态度(sprezzatura),牺牲高于安逸，谋算高于即兴，规则高于场合，正直高于优雅，真实高于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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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品味变成私人事务，是一种享受，远离了贵族曾施展手段的公共领域。自从好品味变成由社会认可孕育的个人的私密特长，它就不再是贵族为了他们的目的所创造和运用的那一种工具。审美品味失去政治力量，换来的是逐渐增强的物质消费推动力。品味变得更可预见更可计算，它的存在不再是为了给宫廷人士提供一个展示技艺的场地，而是为了展现符合一种生活方式的属性并提供审美的享受。在此意义上，社会价值变革后仍然具备好品味的人，最需要做的不是超越，而是最起码的尊重：“在他的行动中，如同在他的话语中，他精确把握分寸，带着严谨的顾虑遵守一切的社会习俗和礼节。”①个人的生活都被工作占据，他很少有闲暇培养品味。于是他们花最少的精力，顺从地遵守那些层出不穷的负责规划行为礼节或支撑审美判断的社交礼仪论著，以此建立好品味。要在将人区分一二的社交游戏中评估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容易，而通过对规则遵守的严苛程度来评估则更为简单。甚至糟糕的品味都是可以预见的：只需要衡量相对于以教条式建立的规则之间的不同差距便可知道，关于这些规则的论著将会是最忠实的译本。

①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前揭，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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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品味论著的形式主义

礼仪指南不再探讨上流社会的社交洞察力和手腕，而是变得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便于使用，这一变革可以衡量新规则的效力。如果说审美品味仍然是一种休闲，那其意义与厌恶贸易的宫廷贵族眼中的意义已不再相同，而是工作之余闲暇活动的概念。现代指南的思想背景在于对贵族特权的否定，它揭露了礼仪的秘诀和适用于所有场合的行为。从此，空闲时间只是人们在忙于工作、忧虑资本的生活中仅有的空当。

审美品味论著是如何为了社会的工业化转变而撰著的?社会中人的进步是通过经济交换实现的，因为经济交换，对社会地位晋升直接有用的知识变得更重要。在19世纪，资产阶级以绝对的优势控制着社交礼节、社会文明和审美判断的准则。而且，资产阶级还把好品味当作对其社会地位的认可，他把自己的成就转化成礼仪艺术赋予他的灵魂附加值，以期彰显他的成功。审美品味变成资产阶级所具备的标志，这个标志是能够直接立即被理解的：通过其衣着、技艺、内在装饰等，能够标志他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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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品味条约以其方式折射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地位越来越不稳定，也逐渐不再世袭，更具有流动性和多变性的特点。此类论著的功能在于:以书写的方式记录说明应被采纳的行为的规则，以及根据应用条件制定规则。各种各样的人因为怀抱野心，必须运用审美品味规则，即使他们不需要证明贵族的头衔。规则被简化，剔除了一切矫揉造作。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品味论著说明了每个宫廷人士都应该精妙运用的规则，那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学创作已不再需要应上流社会的需求将其人物特别具体化。整个古典时期，在宫廷中，审美品味的领域被规则严格限定，它不是一种素材，更是一种技艺，一种取决于个人的间歇性自由的取悦艺术。而糟糕的品味，它要么触犯了那些最根本最不可动摇的原则，要么就太过教条地运用规则而无法使自己足够突出。贵族阶级把审美品味的特权留给自己，而通过学习来判断的简单技能毕竟是劳力的，因此他们带着鄙视把这种技能留给奴隶阶级的人们。好品味无须自我标榜便能被辨认出来。它的这种内敛要求它的对象运用类似的含蓄、潜藏的规则，以揣摩其同僚的性格和行为。辨别能力的作用是杜绝愚蠢的言行。对于那些没有能力适应场合变化却凯觎高位的人，滑稽呆板的言行透露了他们的妄自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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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末开始，最普及最易模仿的修辞方法得以发展，使审美品味扩展到更大的社会群体。浪漫主义者们以感性的力量取代成规的专制，推动了这一发展。同时得到发展的还有审美品味书面规则的传播和审美批判。审美品味领域催生了特殊的词汇和专门化的语言，介于对物品的技术性描绘与对单纯业余爱好者的兴奋感的文学性再现之间。

从此，所有的特殊案例都被小心编录，各种各样的情景被清楚清点，各种可采纳的态度都录好以备用。关于处世之道的文学名著枚举了各种规律以适用于人生中各个重大场合：婚礼、庆典、接待、会谈、葬礼等。这类论著包揽了审美品味的制造、传播、再制造和调整，为它的目标对象省却了痛苦的学习过程和漫长的适应过程。例如达勒柯夫人(Louised'Alq)的《新普世处世道》(Nouveau savoir-faire universel),以及奥瓦尔男爵夫人(la baronne d'Orval)的《名利场习俗》(Usages mon-dains)，被宣称为“适应生活中所有场合的处世指南”。其目的在于通过对最恰当的举止的观察和综合，将社交行为形式化。过去无法笼统限定和预见的各种场合，被收录在一个行为概要中：举止、品味、话语、姿态都被偶像化、刻板化，且可被大规模传播。当各种情形被描述、细化和探究，任何在自己晋升道路上竞争的读者只需要重复姿态、假装态度、复制剧本里的规定动作和风趣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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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标志性著作——某个名为拜亚(Bayard)的作者所撰写的《好品味的艺术》(L'Art du bon goût)仍然在传授其对于审美品味的标准化见解。所有个人创造都被纪律规矩和审美教条所操控。审美品味的自由余地被缩减。多元化被禁止，以至于影响到对不同意见应进行争论的定律。哪怕最微小的争论都是令人不安的，意味着某种未知的品味及欣赏的变数的存在，争论也仅仅表现为人们含糊其辞表达自己意见时那种为难的样子。①好品味是无可争论的。于是，对风俗和好习惯的参考，是用来以套套逻辑的方式强调人们只能喜爱那些可以喜爱的东西。谈话中的修辞用法属于对个人审美品味活动的轮廓界定，目的在于更严格地限定审美讨论的周界。通过极致缩减手段，为简单化的生活开辟了一条道路。

《好品味的艺术》指出，在城里穿得像在乡下一样和在乡下穿过节的衣服是无意义的。审美品味的方方面面会依次地运用到乡下、城市、房屋的内部装潢、男士女士的装扮中，也就是运用到所有呈献给他人观看、感知、欣赏的生活表现中。与古典论著相反的是，审美规则的制定从此涵盖了日常关系、社会关系、朋友关系、同庆节日关系、职业关系、亲密关系、私人关系等，囊括了社会生活情景的所有领域。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给抹了发蜡的头发分界线很庸俗；我们说过，分界线很恼人，因为它的纹路一直跟到……脑袋后面！”①如同当时的国家法律和道德准则一样，审美品味也属于对优良社会所推崇的风尚的遵从。当工业阶级的精力都被经济生产所占据，他们就不再有贵族阶级所拥有的闲暇时间来投入到社交表现中。

①“至于品味规则，他们是根据优越的雅致性和精密性而制定颁布的，这种雅致和精密是人类的杰出作品通过世世代代数百年的尊敬和崇拜来表现的。”(拜亚，《好品味的艺术》，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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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凭借印刷品发行的力量，绝大多数论著不再试图破译审美品味机制，而更多地去制定和宣传运用的法则。这些作品受到审美品味原则的监控，任何对原则的触犯，不管是故意为之，还是由于对风俗习惯的无知，都是离经叛道的同义词。这是现行法令规定力求填补的空隙。然而，审美品味的存在并非仅仅为了提供适应社会规则的行为模范，它也是一项特别自由的活动：所有有教养的个人，即使被各种障碍所限制，都能够享有这种自由。好品味是有纪律性的。在艺术领域，学院派反映了墨守成规的各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它被用来避免情绪泛滥、克制过度的激情、对抗自我放纵、抵制节欲的松懈。当然，事实上，个人审美品味的表现显然是更多种多样的，形式化程度更弱，并且肯定是更分散的。①

① 拜亚，《好品味的艺术》,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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