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

既然审美品味是身份识别的简易工具，并仍然用于疏通人际关系，那在探讨工业化消费的腾飞时仍然必须重归审美品味的角色的问题。

审美共鸣

人类享受物质财富和审美消费的动机来源于审美品味。在斯密看来，人们因为拥有审美品味这种才能，能够“欣赏”②和模仿所有自己无法拥有的事物，因此即使最赤贫的人也会尽其所能追求一个更有利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不公唤醒最贫困者的品味，他们形成一股竞争力量，成为激发工业生产动力的源泉。这种决定性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对于最富有者才能享用的东西的审美品味促使其余的人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改善并非取决于生产欲望，并非纯粹审美性质的动因，而是首先取决于自爱欲：“我们关注的不是享受或安逸，而是虚荣心。”①所有暴露在别人眼前的行动都是为了激发别人的仰慕和好感。致富远非出于自我的目的，而是为了吸引同类人的认可和敬仰：“富人赞美自己的财富，因为他觉得财富自然能够将世人的关注吸引到自己身上，并且人类随时能够分享所有这些他的优越社会地位能够轻易赋予他的美好情绪。因为抱有这种想法，他的心好像膨胀、扩张了。并且，他之所以爱他的财富，最重要的原因正是这一点，超过了所有财富可以带给他的其他好处。”②因此，所有悲惨状况中最糟糕的情况并不是生活在赤贫中，而是生活在默默无闻中，与社会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更无法享受他人羡慕的眼光。③正是在人们醉心的这种镜面游戏中，从物质财富展示和经济交换中，出现了自我展示、自我表现的风俗。

①“审美品味的术语表所呈现的审美感觉真实性的景象实际上是有空隙的。它说明事物应该关注自身的存在。我们在此几乎学不到任何关于人类如何探究自己喜欢的事物的方法，也没有任何关于个人在其独特存在中如何自我改变、并将他的生活变成一本具备一定审美价值并符合一定审美标准’的作品的方法。”(福柯，《性史》，第18页。)

②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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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用他的方式，表达了跟传统贵族一样的对商业的蔑视，然而事实上，财富的不断增长和积累仍然是提高得到社会认可的尊贵感受的一般方法。物品对他们来说是附属品。审美从属于主体。审美品味的进步反映了一个国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尤其是个人动机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动机对个人消费的激发程度。

①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93页。

② 同上。

③“穷人默默无闻地来来去去，他在人群中时跟关在自己的陋室中时一样，都是无声无息的(…)反之,位高者被所有人关注。”(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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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满足欲望的作用更大于满足需求的作用。因此，对“无用的小玩意”的喜好源自欧洲历史中的一次重大变革：封建制度的灭亡。①这些小玩意完全表现了它们的拥有者的虚荣心，他们所追求的并非适用性，而是拥有这些物品能带给他们的来自周围人的赞赏，即使这些物品几乎是无用的、多余的。对于“无实际意义的物品”的品味建立于他人的眼光介入的过程中。拥有物质，是间接享受他人对这些同样的财富的审美品味。个人的满足感来自于别人的同感。审美品味导致的必然结果是重心从物品本身偏移到个人的自爱欲。到了18世纪末，确确实实地，绘画进入一种新的消费制度，画作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出资者的购买行动，而更多地依赖于没有利害关系的观众的眼光。公众免费欣赏作品，使作品脱离了私有物品的属性，有益于审美品味的普及，甚至能够建立起业余爱好者的公众群体，尤其有利于感觉和印象在社会中的流传。

①“贵族卖掉了自己的继承权，并不是像以扫那样在饥饿和有需求的时刻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长子继承权，而是因为一时间对于拥有丰富的小玩意小物什的喜好，即使这些小东西更像是孩子的玩具，不值得成人对它们赋予严肃的关注。于是，这些贵族老爷们从此变得跟城里任意一个有产者或阔绰商人一样无足轻重。”(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三，第4章，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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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阔绰的那一部分人需要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而审美品味传播的力量强大，迫使他们窥探略微拮据的那部分人，甚至是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的品味，仅仅是出于需要获得认同的自私心理。略微拮据的中产阶层往往是最具嫉妒心理的，也最需要表现对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的品味。审美品味是一种完全的消费，对于富人或穷人而言，消费的都是“想象中的”超出他们需求的物品。而且，在斯密看来，财富本身就是审美灵感的对象，因为财富激发了想象，而想象“被当作某种伟大、美丽、高贵的事物，为了得到这种事物，人们愿意、也值得为它付出大量的劳动和焦虑”。①与无限的欲望一样，品味需要无偿的、超额的、回报率完全不相称的付出，这种付出的后果之一则是逐渐刺激整个社会的经济。②在将原始物质条件推向极限的同时，品味也呈现了自由的本质：品味摒弃一成不变的贵族式再生产，它要求更广泛的社会认可，拒绝停留于单纯的单一势力。社会认可权力的扩大，超越了权力世袭的旧制度。审美品味不再使用过去时，而是能够自我卸去传统和僵化的旧习的重负，以适应新颖的、创新的形式。

①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256页。

②“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傲慢又麻木的业主都为其领域的扩张感到高兴，并且他们极少考虑他们兄弟的需求，而消费他们想象中的所有收获。俗语称眼大肚小’,最能够形容他们。他们的肚子完全无法容纳他们巨大的欲望，他们的肚子所能装下的并不比最贫穷的农民更多。”(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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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品味就像是经济机器的发动机，其动力是对物质消费所能带来的享受的直接或间接的愉悦想象。人们致富的意愿仍然对物品的技术、功能和实际属性不是很关注，人们往往因为一些与物品的审美功用更相关的原因而渴望财富，例如“统治宫廷和名人经济的是装潢陈设的华丽”。①每个人都能在物质的铺张中注意到装潢陈设的天然和谐感、形态的匀称、为满足需要(这种需要也被认为是满足感产生的源泉)而付出的心血。因此奢侈品和审美品味有共同点，都涉及所有多余的、无任何功用的东西，那些属于附属品和装饰品的东西。反之，出于需要、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衣食消费，则不可能成为品味消费——即无实际需求、纯为享乐的消费。审美判断力是一项没有任何回报的技能，除了满足虚荣和审美愉悦之外没有任何的作用，除非把它纳入出于商业目的的文化手段之列。

新生事物的角色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非必要的产品逐渐成为主要的消费品。要明白资本主义的变革，则要明白一条重要的公设：消费诸如奢侈品、艺术品这样无实际用途、与需求无关的商品所带来的满足感，在理论上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18世纪期间，奢侈品中所呈现的精湛艺术所需要的正是具备相应审美能力的消费者。古典思想指责奢侈品引发放纵逸乐和女性特征，与之相反，新社会的崛起得益于华美考究物品的增值，在这个新社会中，幸福来源于享乐，人们心态平和细腻，远离雄性的好斗秉性。艺术变得越来越精细，这也要求审美品味变得更敏锐更精雅，如同一块色彩差异细微的调色板。赋予审美享受能力一个上流的地位，意味着原始生活模式的过时。与好品味相应的生活模式是对一切只追求满足生活和生存需要的社会纲领的批判和超越。在卢梭看来，这种生活模式属于“娱乐与悠闲”的社会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里，规则是愉悦感，而不是利益。在审美品味精细化的同时，消费则应不仅仅满足于需求，而应该专注于欲望。

①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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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为了开拓新市场并替换初级的或者说极易饱和的消费，生产者们致力于经营能够唤醒审美品味的奢侈品。品味与需求不同，需求仅局限于衣食住行，品味是由欲望所激发的，因此它的优势在于可以不断更新。到处都一样，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高，其受生理需求的奴役程度则越低，审美生活的自由生产则可以得到增长。这一途径结合了现代性的价值与工业对物质条件的进步和改善所做出的反应。显然，消费的发展建立在文明化的基础之上，通过商业手段实现审美解放的目的。重商主义可能是对一个社会的最高级的文化诉求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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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关系中关注对非必需品的消费——例如奢侈品、享乐、艺术等人们称之为文化的事物，是工业对感官享受的掌握和开发。通过为感觉的调色板打开一条更广阔的通道，将感官享受从墨守成规中解放出来，浪漫主义将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根据经验，只有多样丰富的、可传递、可变化、可被模仿的审美品味才可能被交易。因此，一方面必须将审美品味抽离那些不可交换的财富之列例如荣誉、信仰、圣职、赠品、恩惠等；另一方面则要找寻使消费不断自由更新的方法。正因如此，审美陈规和传统的失效，即审美品味的更新，标志了资本主义崛起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审美品味所回应的绝不是个人的本能冲动，它是由“时尚与风俗”的影响所决定的。风俗具备筛选功能：它标明了审美的符合程度。家具与服饰的风格，“即使在外人看来滑稽可笑也不会影响对其习惯的人”。①习惯就像是人的第二种天性，对审美品味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如果体现某种品味的物品的组成材料坚固耐用，那这种品味也会更合理。纺织品比家具更易损坏、寿命更短，因此衣着时尚也显得尤为短暂。②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何衣着时尚比家居时尚转换得更快。物品的耐用程度不仅用于制定不同审美物品的分类方法(例如衣着、家具、音乐、绘画、诗歌、建筑)，还用于决定理想的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应该能够在积累耐用物品的同时，帮助维持资产并提高固有财富。与其他足够持久、能够持续推广某种风格的艺术形式相反，时装和(较小尺寸的)家具由于甚少被保存，因而处于这个等级阶梯的底层。一件作品的寿命要么与所用材料的坚固程度相关，例如建筑，要么则与相反的非物质特性相关，例如音乐和诗歌“能够比世界更持久”。①

①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272页。

②“家具时尚比衣着时尚转换得更慢，因为家具一般来说都更耐用。”(同上,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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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密大体描绘出了决定性的颠覆。他意识到，在一个建立在消费欲望觉醒与商品更新换代的基础之上的商业体制中，可毁灭的物品具备特殊的价值，因为它能够重新发动消费行为并促进消费节奏的加快。然而如何实现这一等级制度的颠覆？斯密多次强调无意识根植在习惯中的审美品味。个人似乎无法察觉那些作用于他自认为是自己的品味的无形影响究竟具备多大的决定性。审美眼光能力是有历史性的，它与形式和风格的循环关系紧密，例如在建筑上能够使人愉悦的物品是尊重了眼睛的习惯。

①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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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提出，是否存在一个单一的原因，能够解释为何多利安式柱头要在柱高八米处、爱奥尼亚式柱的螺纹装饰在九米处，而科林斯式柱的叶簇装饰在十米处？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只是建立在习惯和风俗上的，并没有其他理由。人们的眼睛习惯了在这样的装饰上看到这样的比例，如果不是按这样的比例连接柱子和柱头，则会不顺眼。每种柱子都有它相应的柱头，它们相互之间如果调换了，在或多或少懂得建筑规则的人眼中看来都是不和谐的。①

这一推论显得尤其具备颠覆性。

在建筑领域中，传统的形成只是出于习惯，即潜在的第二本性，并没有其他的权威，因此建筑规则也不是绝对的。这些规则也可能是跟现有规则不同的其他规则。审美的正统性是因循守旧的，它反映出审美生产的惯性是嵌在审美习惯中的。如果撤销习惯的影响，那么过去的审美决定就只是武断的。斯密间接提及传统的继承是可选择的，但也是极具争议的。在建筑设计中，要思考的就是其他形式是否能够尊重统一的比例。通过摒弃既有的形式和比例之间的一致性规则，建筑规则和传统权威之间出现了一个巧妙的缺口。而且，美感不等于几何匀称。显然，在鼓吹废除盲目遵守武断制定的规则的审美品味的同时，这场辩论也为因从审美陈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变得更多样的消费模式准备好了阵地。

①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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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新产品的兴趣越来越大，时尚的更新换代也极为频繁，关于传统的权威性的讨论反映了这一变化。关键在于推广审美、艺术的物品，甚至是一些总能够激发更多欲望的小玩意。在实践上解放被习惯所束缚的品味的必要条件已具备。接下来只需要展示时尚变换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时尚的变化应该刺激工业生产并且“提升生活的总体水平”。从此，根据产品的耐用程度来分类的制度可以被合理颠覆。时尚从等级的底端上升到顶端，只出于一个原因：个人对物品失去兴趣的过程若是缓慢的，则会妨碍审美和贸易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几乎是无限的。①

除了习惯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刺激审美品味?这包括物品的用途，它“为了达到不同目的所具备的能力”，它使用的某种令人愉悦的颜色，它的光洁不粗糙的表面，以及它“令人愉悦的多样性，而非枯燥单调的相同性”。②除了对称、反差、精髓、秩序、好奇之外，能够带来审美愉悦感的还有多样性。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二，第3章，第347页。

②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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