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

为什么一致性如此被贬低？审查我们的生理反应则会明白，单一性是麻木和厌烦的源头，我们的心灵不能够“长时间感受相同的情境”。①也就是说，任何生理能力都不能够抵抗厌烦情绪。欲望的消退应该尽量被避免，因为“没有感觉，就是陷入灭亡”。

心理经济必将逐渐僵化，面对这种僵化，品味的更新换代取决于人们对惊喜的迫切需求。因此，审美品味不可能长期紧握这把杠杆，它还需要惊喜所赋予它的独特地位作为补充。18世纪，人们涉猎奢侈品和商贸的领域，是属于对惊喜的心理需求的范畴。所有能够给人们感官带来惊喜的事物都具备“绝妙的”、“新奇的”或者“意外的”这些属性。所有这些性质特征因为一场游戏而汇集在一起，在这场游戏中，“惊喜”具备“偶然性”的不可预见的特点。“正是在此，偶然性的游戏刺激了我们;这些游戏让我们看见一系列连续性的意料之外的事件。”②

惊喜可以来源于事物本身，也可以来源于用来影响事物本身所带来的感受的手段。它可以是对“制造事物的人、或制造事物的时间、或制造事物的方式、或其他与之相关的背景”①的关注。惊喜的源泉是取之不尽的，并且只要它是真正不可预料、不可估量、难以适应的，而且任由情绪和感官泛滥的，那它就是有效的。18世纪是一个里程碑，从此，相比起无情的判断的能力，人们更关注获取愉悦的能力，这是一个可嘉的变化。

①“所以事物只要冗长就会使人厌烦，尤其是强烈的愉悦感：人们往往在得到了相同的满足感后就离开了。”(孟德斯鸠，《论趣味》(Essai sur le goût)，第27页。)

② 同上，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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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创造审美品味更新换代所需的条件(也可能是压力)的同时，重要的是刺激一种承认其本身不具备任何持久性的审美品味的产生。为了使品味的产生具备独创性、与传统和风俗截然不同，必须运用新生事物的诱惑潜能，新生事物的工业化将是这场战役的主力。新生事物一个接一个地诞生，形成一个系列，使得商品的循环生产不再无聊。因此，波德莱尔创建的现代诗歌，是建立在无先例的经验的缺失上，这绝不是一种新的经验，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经验是用来避免受到惊喜的侵害。而审美震惊感的产生，意味着对经验结构的侵害。为一样事物创造经验，意味着剥离它的新颖性。如此可以解释波德莱尔对商品、新奇事物等一切模范性地脱离了常规经验的事物的狂热爱好。②在不断涌现的商品所带来的瞬间满足感中，商业界里的各个角色将发掘持续的经验缺失。

① 孟德斯鸠，《论趣味》，第29页。

②参见阿甘本(Agamben)在《童年与历史》(Enfance et histoire)一书中的评论，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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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要求重建三种权威流之间的平衡—即传统、判断和意见——在塔尔德(Tarde)看来，这三种权威在社会中流动。在历史上，这三种势力在相互挤压和松弛之中，事实上创造了主体所承认的、在所有事物中存在的价值分配。意见是短暂的、不稳定的，而随着消费欲望的逐渐膨胀和精细化，以及传播手段的不断增加，意见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①另一方面，在与意见这一现代势力的竞争中，传统这一势力，即“逝者的意见”，以及理智这一势力，即企图引导大众的精英的判断，则顺理成章地处于衰落阶段。到了工业发展时代，传统势力被意见势力削弱，理智势力也同样失去它的权威，这种权威曾在中世纪成功抵抗并击退大众的意见。

随着报刊的发展，意见挣脱了地域的束缚，扩张到国内以及国际的范围。信仰与欲望社会化的方式对时尚和大产业的协调起了作用，由此出现了空间上的统一性和时间上的多样性。在此意义上，时尚应当被理解为意见产生的系统。时尚的加速循环有明确的迹象，19世纪末，塔尔德指出，如果一个旅行者在12世纪穿越欧洲，那他在不同的地点只会看到人们居住、穿着、饮食的方式是不同的，而这些方式在几十年后也不会改变。他也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欧洲的这一端到另一端，这些生活方式是统一的，然而却会随着时间迅速改变。过去是地域上的多样性和时间上的统一性，如今则让位给地域上的统一性和时间上的多样性。①而对于刺激审美品味所必需的惊喜，是如何能够在工业生产中起到关键作用呢？审美品味的飞跃发展与生产者们试图捕获和开发的消费手段是密不可分的。

① 塔尔德是这样定义舆论的：“舆论是一组暂时的、且多多少少符合逻辑的判断，它在回应眼前的问题的同时，也在同一国度、同一时间、同一社会的人中复制了多份。”(《舆论与群众》,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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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塔尔德,《模仿的定律》(Les lois de l'imitation),巴黎,1993 年,第 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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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愉悦的工业化

艺术的社会力量

识别艺术品的生产与消费欲望的原动力，对于分析将这些原动力转化到大工业中的必要条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弗洛伊德与塔尔德的看法一致，都认为艺术与它所催生的生产和消费欲望的情感维度是相互关联的。艺术的色情特征(在塔尔德看来是爱情特征)，促使各种压力之间的衔接，即个人与团体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因此，艺术构成生产和流通情感和欲望的社会经济的一个部分。正因如此，必须能够从形成到完成，完整描绘艺术文化以及艺术文化的消费的角色特征，以便衡量其融入工业生产的重要性。

在弗洛伊德看来，审美消费来源于艺术作品与美的麻醉作用。审美生产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是某种用于短暂逃离现实、减轻自身负担的麻醉剂。艺术家是其中的中介，艺术作品通过艺术家将愉悦感赋予它的目标对象，即“不是创造者的那种人”。审美喜好并非是愉悦感和“生活安慰”的全部来源，而是创造一种“温和的麻醉剂”，使得观众短暂脱离“生活的需要”，却又不“足够强劲到能使人忘却现实的悲惨”。①审美愉悦感具有与酒精和麻醉剂一样的令人陶醉的效果，它生产一种兴奋剂，一种暂时遮蔽现实生活的幻觉，如此才能承受现实生活之痛。②由此观点出发，弗洛伊德通过艺术对痛苦和折磨的作用力来对艺术进行定义。与此同时，审美的地位引导其拷问文化的社会角色。文化的作用力是最难衡量的，相比起法律或警察机构这些直接有效的具体影响力，文化的影响力似乎是次要的，即使我们无法想象如果缺少由审美所产生的愉悦感，社会会是什么样子。然而，审美生产尽管表面上是最不重要、位于生存需求之外的，却产生了决定性的社会影响。因为美和诱惑力向来是“性感事物的属性”，③对它的消费是性欲的问题，并非是个性的，而是共性的，能够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感官和情感，并组成社会。艺术来源于性欲，转化成爱情，而它的目的又因此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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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文明与缺憾》(Malaise dans la civilisa-tion),第24页。

②“从美中汲取的愉悦感，从感觉的角度看，具备一种特殊的、使人愉悦陶醉的特点。”(同上,第26页。)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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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德用隐含欲望结合的情爱关系来给艺术消费定性。艺术作品并不是一种“附加在个人身上的人造器官；可以说，它是一位想象出来的人造的情人。它所回应的不是需求，而是爱”。①艺术有一种类似于爱情的作用，不仅是从个人层面，也是从社会层面。既然欲望的周长相对来说是没有极限的，那么爱的能力也是有弹性的，随着机遇和情绪的变化而变化。爱情和艺术的不确定性的潜能大致勾勒出惊喜的重要性以及愉悦感所必需的模糊感的积极作用。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爱在自私与嫉妒之中僵化，与他人分享会造成精神上的痛感，那么相反地，艺术所创造的愉悦感则会因为分享这个物品的人越多而越大。因为个体感受中所出现的情感共鸣，在个人向群体依附的过程中增加，必须明确，艺术中的性欲成分有助于更好更多地展开社会性。这种最初只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社会性，表现了超越感官需求的精神需求。艺术作品并非满足一种已经存在的消费需求，而是产生一些复杂的消费欲望。所有这些爱欲，通过对欲望的人为加工，改变了生活的方式。艺术生产的过程凸显了发明创造的另一个特征。艺术制品跟商品不同，而是跟知识一样，在消费的过程中不会损耗。

① 塔尔德，《社会逻辑》,第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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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能够持续地作用于集体感受。

艺术家为“公众的感受性添加了新的多样性的感觉”。①艺术家用集体感受性代替了(原始的、天然的、易变的、不可传播的)个人感受性。伟大的艺术大师的力量在于能够将感受和想象规范化，这些感受和想象因而能够彼此之间相互反射相互增色。被艺术生产和消费所统治的年代具备什么特征呢？塔尔德强调说，在以前的年代里，是由宗教奠基人、学者、立法者、国家领导人来规范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判断和意愿。由科学和宗教来实施信仰的社会化;道德和国家负责欲望的社会化;而艺术则最终承担纯粹的感觉的社会化。就像复调乐曲中的延长符，艺术家缔造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原则与和谐是建立在感性体验的分享上的。因此，“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的居民的视网膜和耳鼓膜”是由一代代建筑家、音乐家、画家所打造的。②艺术为这个感官的社会共同体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作出了贡献。

审美并非仅仅承载欲望和信仰,而是在个人身上烙下集体感官的共同印记。这表明意识现象不能在意识行为和判断中被分解。事实上，塔尔德指出：“在他们身上，一直都有一种情感的分化的元素，这种元素在狭义的感官中扮演着主动的主要的角色，并且在被称为感觉的更高级的，甚至是最细致的感官里，发挥着一种潜在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作用。艺术本身特有的功效是通过使用这种感官的这个大侧面来掌握灵魂以统治灵魂。”①引用艺术的结果是排除了建立在通往信仰与欲望必需的媒介(国家、教会)的基础上的人类统治。审美感受性试图渗透进主体的心脏，并尽可能少地使用明显的劝说手法。感官因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其扎根也是更明显的、下意识的。正因如此，艺术可以让个人游移不定、难以捉摸的感官“陷入社会共同体之中”。艺术家捕捉到短暂的细微差别，加以制定并将其提供给观众，然后观众在复制的过程中通过传染效应使其加强。卢梭发掘了欣赏美景的艺术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充满爱意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随后在大众中得以普及。发明的力量来源于它的传播力度和被大众采纳的广度。

① 塔尔德，《社会逻辑》，第590页。

② 同上,第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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