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

工业消费促使对其公众进行隔离和细分的重要系数的产生。如果说在艺术与工业中都存在的生产的欲望是一种愉悦，对这种愉悦的追求使人们团结在一起而不是使人们分离，那么消费则更趋向于使人们分离。比如，在艺术中，生产者身上的喜悦感比行家身上的喜悦感更为强烈。对艺术的感觉是在同样的阶层中以同样的程度发展的，而工业消费的增长则是通过在越来越广泛的周界内对生产的空白余地的定义来实现的。在艺术领域，发展只是学院性质的，画家和雕塑家们是为了他们的同行而生产，也是被同样的这些人所认可。然后，到了19世纪，流浪艺术家形象的显著特征则是以艺术家本身作为其创作的目标对象的绝对欲望。

① 塔尔德,《社会逻辑》,第559页。

②同上。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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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的是，当大规模工业化彻底远离手工业生产意义上的艺术的同时，这种工业化又使得工业生产与消费领域之外的审美欲望的满足变得不可或缺。在这第一种需求出现之后又紧接着出现了另一种：工业力图在消费和生产中嵌入劳动者的审美期望。工业填补了一种它自己所产生的审美缺失。因此，审美满足既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和谐的一种决定性因素，也可以被理解为个人市场对审美控制的标志。审美消费可以在什么范围内影响社会生活呢?

审美公众的悖论

假设作为社会统一性高级阶段特征的集体感受性是由消费者的大众审美意见形成的，则有可能否定对发明创造革新而言必不可少的个性。在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看来，个性，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确定了个人应该是不完全非确定的，依然怀有张力、趋势、潜力和可构造却未构造的现实性。个性依存于个体与集体间的交流、张力、相位差和同时互动的关系。①每个社会阶段都有与之相应的过渡性的个性。审美消费又是如何成为个性因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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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必须重新探讨人群和公众的区别。公众的形成并不是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与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的人所组成的人群是不同的，公众的划分是参照有距离的相互作用的集体性，并且内中的统一性是精神上的。由此而言，过去公众是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今天公众则因通讯技术的发展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使距离疏远仍然团结一致，这就是公众的力量。当有了“通过具备一定频率和规律性的非个人交流而形成的某种团结统一的联系”②，就有了公众。公众与微型的人群有所区别并又共同存在，公众更经常表现为如幽灵鬼怪那样短暂且动荡的形象。从来就不存在完整的公众和本意上供自我与他人出席的公众广场，也没有现实中的公众感知。它不属于任何具备统一性和明确范围的稳定种类，它永远位于正在重构的道路上。正因如此，集体感受性与在同一领土的实际出席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确实地建立在地理位置分离和人员缺席的基础上。

①“并非团体给个人存在带来了一种现成的如事先量体而做的大衣那样的个性。并非个人已经具备了某种个性然后接近与之拥有同样个性的其他个体从而构成一个团体。必须从团体的个性化程序出发，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存在既是中心也是中介。”(西蒙东，《形式与信息概念启示下的个性化》[L'Individuation à la lumière des notions de forme et d'information ],第 298 页。)

②塔尔德，《舆论与群众》(L'Opinion et la Foule),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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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受感官管制的审美社会?必须区分感觉的共同体和审美判断的共同体。前者取决于审美规则的合并，表现为观看的方式，主体对通过记忆形成感觉的运动没有意识，而后者则是一个更自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觉醒并对审美性的事物进行评判。在第二种情况中，公众通常由业余爱好者构成，他们对绘画、电影或建筑饶有兴趣，品味判断是与这些兴趣相符的，即使这些兴趣不能直接作为模板去联合其他个人以构成一个社会。那为什么感觉的社会比审美判断的社会更强大呢？前者排斥自省能力的运用，而选择另一种结合模式，即在审美消费中结合公众的组成与艺术爱好模范的模式。这一程序取消了理想的邻近关系的特点，无需生理躯体的地域性邻近作为社会的基础。

塔尔德的立场似乎是含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在人群中看到乌合之众的狂热和极端的“出席”，因而更青睐以“缺席”为特征的更为积极平和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出席”的标准特征，不管是自我还是他人，在几个层面上都仍是积极的和决定性的。首先，在地位最终可互换的情况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距离的消除与艺术领域的参照相符合。在艺术领域中，消费的欲望是由生产者自己所感受到的：艺术家想要迎合自己的品味而不仅仅是公众的品味。然后，参照由感觉构成的、被因子间近乎情欲的关系所激活的社会组织，反射了内在的、自我的、身体的存在。与信仰和意志相反的感觉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品质，自我存在是建立在精神和表现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与自己的肉体的亲密关系之上。最后，一切都表明审美公众的活动目的和结果是对话，对话需要话语，以出席为基础，由此使社会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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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是一种能使关注力流动的力量，其次才是传达语义的载体。理想的是，谈话中去除一切具体内容，而只表现同感关系、某种爱慕关系，使人们发生联系。塔尔德认为，在对话中，因为有了声音、躯体、认知流、感觉等这些肉体存在，个体间相互渗透的程度比任何其他社会关系都深刻。这种关系更富含感觉共鸣，因为审美判断并不完全是需要磋商的事宜，何况事实上，它更接近分享感觉的愉悦感。因此，撇开词义不谈，交谈与艺术一样，根植于感觉的领域。是否应该从中得出这个结论:审美共同体陷入了一个具备人群与出席的特征公设？是否还需要重提，像电话这样显而易见的远距离通讯工具会让塔尔德说:除了它所承载的实用信息之外，这就是一个可怕的烦恼的源头。与话语和鼓膜间没有任何技术中介的当面对话不同，电话交谈是一种因主体躯体的缺席而受损的感觉干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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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远距离交流缺乏感情交际的厚度，①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感觉不在同一地点发生，无法相互感知、交融，无法受共同出席的掌控。在感情交际功能里，语言是以接触这一衍生自触摸的作用的形式表现的。因此，如塔尔德所设想的，爱欲可以衡量触摸在社交配置中的重要性。艺术的力量在于它是一种合一模式，能够通过感觉和躯体组织控制个体，不同于建立在类似信仰的意愿和思想的表象之上的经典系统。社会对艺术的参照，可能说明了个体共同出席的优势，其更胜于表象，表象委派社会关系组织作为组织媒介或技术媒介。是否能够证明，塔尔德在分析的过程中考虑到了出席这个既具批判性又审慎的概念，以使这个概念不至于扼杀尚在萌芽状态的工业社会对审美介入的认可。

审美个性化

事实上，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承认感情交际功能的头等重要的地位。交流的方案是双重性的，包含了希望尽可能快地流通信息的意愿，然而越来越多物理位置分离的人即使知道相会才是最理想的方式，仍然为了维持联系而维持联系，这种联系的慢性增生取代了信息的内容。这种越来越持续的连线出席是审美公众的典型特征，模糊了出席与缺席之间的界限。在经典概念中，联系的基础是对话者的实际出席。而在传媒观点中，在一系列表现中，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更持续的邻近关系。渴望融合、渴望消除一切距离的愿望为审美人群赋予活力，限定了个性向大众同质发展的进程。使邻近关系的特权相对化的需求是如何能够表现出来的呢?

① 参考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语言学与诗学》(Linguistique etpoétique)中的观点，他在书中介绍了交流的图表,并界定了语言的六种功能。他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提到了能够维持接触的感情交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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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德认为，这要求解除个人在发明和模仿链条中具备绝对权力这个问题。在这个链条中，个人只是一个环节，而这个环节是一种个性力量，能够革新并再生产各种手段。公众与大众之间的混淆不清必须被强制排除。任何公众意见在形成的初期，都先存在一个特别的意见，即一个或几个人的意见，这个意见接下来被传播、复制并重组。任何的反抗都是建立在趋势的基础上的，而趋势的根源是个人的：“我担心，能够使人类中智力出众者避免被摧毁和被民主平庸化的，并不是世人因受惠于他而对他产生的感激，不是与他们的发现等价的应有的尊重。那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他们的反抗力。万一他们分裂的话要小心他们。”①作为个体间现时与历史关系的产物，争议是产自大脑的一种发明。以此类推，审美体验难以被理解为一种纯粹个人的模式，它是集体性的，这其中的原因包括：主体因为各种原因，从来不能掌控自己的感觉。一方面，从被连锁模仿所指使的行为开始，主体就要经历各种暗示的影响，一切都证明个人意识中出现的审美感觉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短暂的结果，不只是正在个性化过程中的其他个体的记忆和行动的混合物。因此，只有在好几代艺术家重新塑造了我们的集体感受性之后，一个城市的居民才能感觉到这个城市的噪音、形态和声音。

① 塔尔德，《社会逻辑》,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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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个体在自我中的完全出席被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否决，他揭露了这种出席的极限。①声音和文字不能实现个人的完全出席，个人是无法参与到一种在自我中出席的关系中的。因为他人经历的出席是被我们的原始直觉所拒绝的，一切交流的本质都是指示性的。它指示了出席却又不显示出席。因此，出席一旦被告知就会消失。还必须补充，意识在自我中的这种所谓的出席是建立在相异性这个假设前提下的。声音被套在这种出席的假想上，如同在自我中的纯粹出席，然而即使是嵌在时间中的声音也包含某些没有出席的东西。通讯技术是自我现时化的技术，即使在自我中的出席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说是审美人群激发了躯体邻近关系中的完全出席这一幻象，公众的力量则是其脱离通讯方式强迫其否认的偏见的能力。

①参见《声音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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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避免将消费者归入大众的方法，有利于群体归属感的包围和集体感受性的获得的过程，是尽力使众多的公众群体取代可预见的同质化的人群。事实上，任何公众都只有在异质化的形式下、不可能被限定界限的情况下才存在。只要公众是建立在非个人关系的基础上，它就具备出席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中介性质的，从来不是实际的出席。它不是一个稳定的形象，而是从稳定变得动荡，符合迫使它重新自我塑造的同质化进程。

疏导、控制这种社会团体的困难有两种显著特征。一方面，个人与人群相反，人群的关注是可预测的，只集中在一个单一世界上，而个人在彼此间互相渗透的同时，事实上可以同时属于好几个公众。另一方面，公众是国际化的，因为话语的传播宣传特性是一种不同于演说家直面听众的话语的非物质化的力量，公众在原则上是较少暴露于市场的掌控之下的。公众的协作性本质为其争论的潜力服务。与其个性化能力相关，审美公众的力量是被一种远距离作用模式所操控和调节的，在这种模式中，出席必须有一定的距离才能够操作。

另一方面，尼采的思想有助于对通讯工具的思考，因为他认为通讯工具是使他所说的“远距离恋爱”成为可能的媒介。任何情感共鸣都应该具备中介的条件。然而，在要求撤销所有距离的同时，无条件的情感共鸣则企图毁灭一切与我们不同的事物，一切形态的个性。消除个体间距离的愿望，尤其是通过情感共鸣伦理来消除距离的愿望，导致了个体与苦难的独特性的毁灭。①此外，尼采看到了一种威胁到个性化原则的新危险，即人工传播手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传播流急速涌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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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个性化原则，令事物融入到自己肌肉中的“消化”过程——同一化过程正是包含了消化——其前提一是有机体同化了陌生的躯体，一是陌生的躯体迫使有机体重新自我组织，迫使它自发地进行新的创造。这是审美消费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在相反的情况下，同质化群体中所有肌肉组织的破坏是通过匹配和审美依附而进行的。当不再有个性，就不再有距离、陌生、未来—一切都是以出席的形式存在的。于是有必要询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通讯技术可以不是把陌生的事物拉近，而是允许远距离的真实的同质性成为可能。

这个问题并不是在出席的模式上把远距离拉近，而是在不否定距离的存在的同时实现同质化。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叙述艺术中的故事不同于信息，它不担心传递事件是传递自己的笃信的问题。它将事件同质到事件讲述者的生活中，以使向听者传达故事就像传达自己的经历一样。因此讲述者会在此留下自己的痕迹，就像陶器制造者的手会在陶器上留下痕迹一样。为了使听众留下对事件的记忆并能够将事件同质化，讲述者必须在此留下自己的标识，并且听众必须拿出自己的耳朵，但不一定要集中精神，听得烦了也可以离开。本雅明开创了一种新颖的观点，他认为心不在焉与专心致志不同，心不在焉是同质化必须经历的考验。为了保存一个事件的有形痕迹，与其以专一的不可分割的方式集中所有的注意力，放任注意力的分散、绕过对专注意识的抵抗以便让事物自己铭刻在心反而是更有效的。在工业中再次使用要求心不在焉多于专心致志的这个假设，审美消费的基础则是纳入一种风格以便迅速摆脱这种风格这一设想。相反，一种专注的审美意识有赖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的出席作为同化一件作品的条件，它本身也是以专一的可同化的出席为特点的。

①参见《快乐的知识》(Le Gai savoir),§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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