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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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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的固定资本

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物质主义”或者“自然主义”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需要我们考虑,它让固定资本的范畴更加具有“独特性”。固定资本范畴自身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把劳动资料在物质上具有的某些属性,看成固定资本的直接属性,例如像房屋具有的物体不动性。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证明,其他一些本身也是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具有相反的属性,例如像船舶具有的物体可动性。”①固定资本的可动性与不动性的形式区别并不是绝对的。缝纫机可以很容易地移动,鼓风炉却很少被移动,只是因为移动它的花销太大(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把整套钢铁工厂拆卸分解后通过船舶从德国运到中国)。

一部分劳动资料,包括一般劳动条件在内,一旦作为劳动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或准备执行生产职能,就固定在一定的地点,例如机器;或者一开始就在这种不动的、同所在地点不能分开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例如土壤改良、厂房、高炉、运河、铁路等等。在这里,劳动资料在它们执行职能的生产过程中的持续固定存在,同时也由它们的可感觉的存在方式所决定。另一方面,一种劳动资料也可以在物体上不断变更位置,不断运动,然而却不断处在生产过程中,例如机车、船舶、役畜等等。在一个场合,不动性不会使劳动资料取得固定资本的性质,在另一个场合,可动性也不会使它丧失这种性质。不过,劳动资料固定在一个地点,把根牢牢扎在地里这个事实,使这部分固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们不能被运往国外,不能作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流通。这种固定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却可以变换,可以买卖,就这一点说,可以观念地流通。这种所有权证书,甚至可以在国外市场上流通,例如股票的形式。但是,这一类固定资本的所有主的人身变换,不会使一个国家财富中不动的、物质上固定的部分和可动的部分之比发生变化。①

三固定资本问题(第二卷第7一11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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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第10章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一个未来的固定资本的要素,比如纺纱机,“可以从出产国输出,在国外直接或间接地卖掉,换成原料等或换成香槟酒。这样,它在出产国只是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而绝不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即使在它出卖之后也不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②对机床、钢梁和预制的建筑材料来说也是一样。它们是商品资本直到被真正固定在某些生产过程中。“相反,那些和土地连在一起,固定在一个地方,因而只能就地利用的产品,例如厂房、铁路、桥梁、隧道、船坞等等,以及经过改良的土地等等,却不能作为物体原封不动地输出。它们是不能移动的。它们要么是没用的,要么在卖掉之后,必须在生产它们的国家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为了搞投机而建造工厂或改良土地,目的是要把它们卖掉,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是他的商品资本的形式…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东西要成为并非没用的东西,归根到底就要在本国,在一个固定在它们本身所在地的生产过程中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③

这种位置的固定性对于资本活动的地理格局有影响。如果这些商品不能在它们所在的位置发挥作用,那它们就是无用的、无价值的。注意,效用(有用性)的评判标准如何悄悄地进入了我们这里的讨论。就像需求和供给一样,效用是传统经济学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一直与其保持很大的距离。效用理论的应用并不局限于生产过程。“不过,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不能移动的东西本身一概都是固定资本。它们,例如住宅等,可以属于消费基金,因而根本不属于社会资本,虽然它们是社会财富——资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要素。”①房屋很大程度上是固定在空间和地点上的,但是正如我们这些年看到的,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以及将它们打包成为抵押债务证券,使它们的一些所有权证书(我们现在发现这类所有权证书的真实意义和法律基础是相当模糊的)可以在国际上流通,这也造成了各种灾难性的后果。对于运输来说,机车是可动的,但是轨道是不动的。然而,“铁路的所有权证书,每天都可以易手,它们的所有者甚至可以在国外出售这种证书而获得利润,因此,铁路本身虽然不能输出,所有权证书却是可以输出的”。②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1—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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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段落中,我们不断遇到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景观中的固定和移动的冲突。飞机、轮船、机车都能在空间中移动,但主要依靠不能移动的飞机场、海港以及火车站。不能移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的使用情况:一个没有飞机起飞的机场是没有价值的。但是,没有机场的飞机也是没有价值的。注意,在这个例子中很明显的是,可移动的固定资本形式(包括它们所携带的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资本)在地理上的移动模式,受到另一些固定资本的增殖要求的限制一这些通常数额巨大的固定资本被固定在了某个地方。不可移动的固定资本价值的收回,取决于运动中的资本对特定地点的不可移动资本的使用。这产生了诸如城市间竞争的现象将高度流动性的资本吸引并保留在城市中(往往以对私人企业大量的公共补贴告终)。

特定地点不可移动形式的固定资本价值的升值并不罕见,而且这种变化可能很剧烈,尤其是在商品移动和更一般的人的移动出现根本性变化的时候。马克思只是提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但从这些段落中我们可以推导出更一般的问题:去工业化所产生的区域和地方性危机,以及不可移动形式的固定资本贬值等问题。这里与地租和房地产价格也有联系,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这种联系。地租和房地产价格在不同地方差异很大,主要取决于嵌入到这些地方的固定资本的资产质量。这使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全部历史纳入了一条某种程度上与资本运动规律相一致的轨道。反过来,这也开辟了一条实际的道路:城市化反过来对这些运动规律如何运行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我个人多年以来一直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通过这类关于无法移动的固定资本的作用的段落,我发现,把马克思的一般理论扩展到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领域是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仅仅暗示了这种联系的存在。

三 固定资本问题(第二卷第7一11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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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生产过程

马克思的分析中有一处地方富有启发意义,出于个人对城市化研究的兴趣,我认为它非常重要(尽管可能没正当的理由)。当马克思考虑嵌入在土地上的固定资本的替换如何可能演变成扩张时,他有如下评论。他写道,这全都取决于,

可以利用的空间。有些建筑物可以加高几层;有些建筑物必须横向扩张,这就要有更多的地皮。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面有许多资财被浪费掉;另一方面,在企业逐渐扩大时,又有许多这种不恰当的横向扩张(部分地说对劳动力有害),因为一切都不是按照社会的计划进行的,而是取决于单个资本家从事经营活动的千差万别的环境、资财等等。由此就产生了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货币准备金(即再转化为货币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再投入企业,在农业中实行起来最容易。在这里,有一定空间的生产场所,能够最大限度地逐渐地吸收资本。在进行自然再生产的地方也是这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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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畜牧业。①

在我的著作中,我经常诉诸空间生产来满足吸收资本的需要(我特别强调那些投机的和浪费的方式,比如资本主义的郊区化)。马克思在这里也谈到了资本吸收的空间方面经常是浪费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缺少社会规划。我引用这段文字,不是说马克思是后来一切关于空间问题的研究的伟大先驱,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对空间生产问题的传统解释(以亨利·列菲伏尔为代表)和现代很多激进地理学者的理论都被这几段证明是正确的。②其实我认为,如果我们有兴趣把空间生产的理论与马克思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整合到一起(我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那我们首先应该对这里零星散布的,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关于固定资本的形成和流通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扩展尤其是关于嵌入到土地中的那部分固定资本的材料。比如,马克思在这里说的过程并不局限于农业,它们也能在理论上解释吸收剩余资本的独立产权公寓的增加和卷心菜的生长。空间生产中的危机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它的后果,最终来源于马克思明确提到的固定性和移动性之间的矛盾。

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

在这些章节中提出的观点还有很多引申意义。例如,生产中的“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③的区别。除了指出这种区别的存在,以及随着资本发展,前者的增长速度经常超过后者,马克思并没有更多的论述。特别是,他没有探究这个区别在度量资本的价值构成方面的意义,而这在他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理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显然,如果强调的是所用资本,那么资本的价值构成会更高(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利润率会更低)。很多学者更偏爱所费资本,但是数目巨大并且不断增长的所用资本,直觉上看对利润率下降理论极其重要(看看社会中存在的与过去相比数量极其庞大的物质性固定资本,显然资本的价值构成正在快速增长)。在一个给定的周转时间内,大笔固定资本投资可以增加所用资本,但对所费资本没有影响。确实,如果这笔投资有助于节约所使用的流动不变资本,这将会使所费资本的价值构成降低,同时使利润率上升。但是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的区别对周转时间的变化很敏感。恩格斯认识到了所有这些问题对测算利润率的重要影响,因此在第三卷的分析中插入了周转时间变化对利润率影响的尝试性的一章。

三 固定资本问题(第二卷第7一11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Davi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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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固定资本的范畴取决于使用者的用途:“一台机器,作为机器制造业者的产品或商品,属于他的商品资本。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里,即在生产上使用它的资本家手里,才成为固定资本。”①一旦一个新的商品被生产出来,它的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价值和流动资本价值的区别就消失了。如果用途改变了,固定资本就会立刻消失或者被创造出来。例如,像之前提过的,住宅并不是固定资本,但是厂房是。但是如果我在家中制造东西一安装好缝纫机,雇几个移民做衬衫那么这间房子立刻变成了固定资本。如果一个以前用于生产衣服的阁楼现在变成了住宅,那它就从固定资本的范畴变成了消费基金。进一步说,固定资本被称为固定的,只是在周转时间方面相对于流动资本而言的。一个每天制造冰淇淋的机器是固定资本,而一个与它相似的机器,被用于生产两年才能造好的远洋油轮,如果它在这个生产周期中被磨损尽,就不再是固定资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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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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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关系性定义的历史意义

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来自马克思对基本范畴—比如固定资本—的关系性的(relational)定义。简单来说,固定资本的范畴本身并不是固定的。马克思并没有试图评价关系性含义变换的历史意义。而在我看来,这种变换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比如,沃尔特·罗斯托在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写于1950年,又叫“非共产主义宣言”,曾风靡一时,是所有学生的必读书目)一书中,认为强劲的固定资本形成阶段(主要是基础设施,比如马路、水坝和港口)是一个国家随后的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为之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接着是“大众消费驱动阶段”。大量财富的创造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减少了共产主义的威胁。按照罗斯托的说法,这是一个连续的路径,可以与共产主义对所谓的不发达世界做出的过上富足生活的承诺相抗衡。然而,强劲的固定资本(基础设施)投资这一前提条件需要一定的牺牲。需要勒紧裤腰带,抑制当前的消费,以促进固定资产形成。来自外部世界的帮助也很重要(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帮助、援助这种基础设施的投资)。

罗斯托使用历史数据来支撑他的发展理论。每个国家都被视为一个发展空间,他收集的历史数据表明,一个强劲的固定资本形成阶段是每个国家强劲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先导。先不管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独立的单位这一古怪的想法,罗斯托忽略的问题是就像列宁很久前描述的支撑了帝国主义扩张的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说,英国,这个最早“起飞”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符合罗斯托的模型。英国并不存在可以识别的、固定资本加速形成的阶段,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商业资本掠夺才是它的重要前提。事实上,就像几位经济史学家(如波斯坦)指出的那样,英国的问题是从17世纪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剩余资本(如同今天的中国)。①问题是找到能使这些剩余得到有效利用并产生利润的方式。基础设施(国内和国外的)建设方面的固定资本形成是吸收这种剩余的合适方式。而且,在英国,很容易将大部分为消费目的建造的基础设施转化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固定资本。包买商制度商人让农民在自己家里加工原料事实上相当于把家变成了工厂(就如同当今的小额信贷把农民的房子变成了生产过程的固定资本)。所以罗斯托的“非共产主义”发展理论有根本性的错误,尤其是它强调此时此刻的节俭和牺牲是为了资本主义在将来的发展。罗斯托的目的是为帝国主义强权产生的剩余资本向全世界的流动打开大门,并且将允许高剥削率存在的“节俭”条件美化为实现未来繁荣的必要措施。因此,资本输出和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出现在罗斯托的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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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相关叙述(不幸的是并没有出现在第二卷中)更有说服力:

再从另一方面看,固定资本的发展也表明一般财富发展的程度,或者说资本发展的程度。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其对象都是供消费用的产品本身,生产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既不生产直接的消费品,也不生产直接的交换价值,至少不生产可以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因此,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生产时间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生产率水平,取决于用一部分生产时间就足以满足直接生产的需要。这就要求社会能够等待;能够把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从直接的享受中,也从以直接享受为目的的生产中抽出来,以便(在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把这一部分财富用到非直接生产的劳动上去。这就要求已经达到的生产率和相对的富裕程度都有高度水平,而且这种高度水平是同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成正比的。正如相对剩余劳动的大小取决于必要劳动的生产率一样,用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活劳动时间和物化劳动时间——的大小也取决于直接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的生产率。过剩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以及过剩生产,是达到这种情况的条件。这就是说,用在直接生产上的时间所取得的成果相对说来必定很大,超出了这些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的再生产的直接需要。固定资本带来的直接成果越少,越少参与直接生产过程,这种相对的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应该越多;因而,修建铁路、运河、自来水、电报等场合,同制造直接用于直接生产过程的机器的场合相比,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应该多些。由此(我们以后将回过头来谈这一点)就产生出——通过现代工业中经常生产过剩和经常生产不足的形式—这样一种状态: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的转化有时过多有时过少,这种不平衡状态经常波动和痉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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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 M. M. Postan, Medieval Trade and Fi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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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卓越的理论阐释,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怎样在英国起步的描述,也能很好地说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进程。它同时指出了一种潜在的、周期性的威胁对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度投资,这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另一种危机形成模式。与固定资本形成有关的危机在第二卷中很少提及,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对“无形损耗”分析的文本中,我们马上会提到。然而,对于这个主题,我们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

然而,对这些观点还有一些更实际的应用。比较著名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歌颂中,一开始就声称血汗工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住宅仅仅因为用途的改变就可以成为固定资本。我们时代的情况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在波士顿、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里,昂贵的固定资本已经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转为了消费用途,而从洛杉矶到马尼拉,无数密室和地下室变成了血汗工厂的固定资本。随着小额信贷的扩展,在墨西哥和印度的农村妇女开始买缝纫机,她们的农舍也就免费地成为了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这是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有效方法,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固定不变资本投入与劳动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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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20—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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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马克思对固定资本形成的关系性的叙述,特别有助于解释资本的历史。他的叙述开启了许多理论可能性,很多源于马克思这个看似随意的观察一头牛可以用来消费,也可以用作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都有这种特点:从铅笔到房屋、街道甚至整个城市。定义的流动性与其功能上的创造性一样重要。很难一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将这些内容整合进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中,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处理这些灵活的范畴定义。固定资本,在正统的经济学家眼中,显然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定义。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理解马克思定义的关系性是如何起作用的。因此,他们重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错误。

维护、补偿和修理

马克思非常关心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比如固定资本(如铁路)的不同组成部分寿命不同所造成的问题,以及补偿、修理和维护的费用等问题。即使不深入细节,也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点。

固定资本的寿命由磨损而定,而磨损取决于使用情况(公路、铁路、汽车等使用越多,磨损越快)、环境因素和暴露在自然力中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固定资本的各个要素有不同的寿命,从而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例如就铁路来说,铁轨、枕木、土建结构物、车站建筑物、桥梁、隧道、机车和车厢,各有不同的执行职能的期间和再生产时间,从而其中预付的资本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①我们都有房屋、汽车以及消费基金中的其他要素的部件在不同的时间进行更新的经验。就像马克思说的,补偿和再投资、扩张的区别是模糊的。给房屋换一个新的、更好的屋顶是补偿,还是对一间事实上的新房屋的再投资呢?而固定资本也需要维护。工人适当地使用机器使它维持在好的工作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工人无偿提供的维护。但是为了维护机器,“不断地追加劳动”是必需的,马克思把这种劳动归入流动资本。②另一方面,修理被看作是原来的固定资本的“追加的价值组成部分”。“根据需要……任何固定资本都需要事后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上一点一滴地支出这种追加资本。”③马克思随后说明了这对于理解周转时间(正如已经提到的,马克思在这里主要关注这个问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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