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有的通过擦洗(包括清扫场地)，有的通过每有必要时进行的修理始终把固定资本保持在工作状态中。由固定资本损耗而引起的价值转移，是按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计算的，而确定这个平均寿命本身，又是以维修所需要的追加资本的不断预付为前提的。④

当然，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当资本家不顾一切地想要节约不变资本的开支而推迟对固定资本的修理和维护时会发生什么呢？这经常会发生，特别是在建成环境方面。这将从多个方面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质量和所用固定资本的总体效果。对纽约市地铁系统、桥梁隧道和公立学校建筑的维护被推迟了二十年，这使基础设施无法有效地促进进一步的资本积累。但是，由谁负担修理和维护的成本也是关键问题。马克思以房屋为例：

三 固定资本问题(第二卷第7一11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5—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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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屋及其他对所有者说来是固定资本并作为固定资本出租的物品的租约中，法律都承认正常损耗和临时性修理的区别。前者是由时间、自然影响和正常使用本身引起的，通常由所有者承担；后者是在房屋正常寿命和正常使用期间为了保持房屋完好而不时需要的，通常由承租人负担。修理还分小修和大修。大修是固定资本在实物形式上的局部更新，所以在租约没有明确的相反规定时，也由所有主负担。①

马克思之后引用了英国法律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说明。

马克思有些迷失在了技术细节上，我认为重要的是强调一般性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现存的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维护、修理、补偿不仅需要更多的资本，也需要更多数量的劳动。在大都市地区，比如纽约市，与创造新产品(甚至考虑到局部补偿与整体更新的模糊界限)的资本、劳动相比，甚至有同等数量的资本与劳动被用于了对现存固定资本的维护、补偿和修理。所有这些如何影响了价值的生产和流通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否则就是——就像马克思经常做的那样——一个核算的噩梦)。但是很明显，为了补偿和修理而投入的数目庞大的新的固定资本，以及逐步上升的维护费用(想想纽约的地铁系统，或那些先竖立起脚手架，然后又将之拆除的人们)，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这改变了对周转时间的计算。在某种程度上，抛弃固定资本投资(可移动的或不可移动的)并在其他地方安装新设备也许反而更加经济，因为修理和维护的费用不断上升。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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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流通的货币方面

马克思用以下方式分析了固定资本流通的货币方面。

固定资本的独特的流通，引起独特的周转。固定资本因损耗而在实物形式上丧失的那部分价值，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来流通。产品通过流通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劳动资料中被产品带入流通的那部分价值也变为货币，而且随着这种劳动资料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承担者，它的价值也就在多大程度上从流通过程中作为货币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因此，这种劳动资料的价值这时获得双重存在。其中一部分仍然束缚在它的属于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脱离这个形式。①

接下来我会重点讨论这个固定资本价值“双重存在”的观点—一部分在几个连续的周转期间内逐渐以货币形式从生产中收回，另一部分是固定资本(例如机器)不断减少但还没有完全用尽的残值。

在固定资本的使用期内得到的货币作为准备金积累起来。在缺乏银行和信用制度时，资本家不得不贮藏货币资本，直到最后补偿整个机器的时机到来。只有在补偿完成后，货币才重新回到流通过程。如果资本家的步调都一致，结果将使货币流通时而极度充盈，时而极度匮乏。幸运的是，他们不会这么做，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始终都能保持货币流通的平衡：在缺乏信用制度的情况下，剧烈的技术创新确实会导致货币的盈余或者短缺。

因此，固定资本的货币周转时间有非常特殊的性质，与流动资本有很大的差异。辅助材料比如能源在生产和销售商品的整个周转时间内被全部消耗了，所以等值的货币定期地流回。对于作为劳动对象的不变资本要素也是如此，它不断以商品的形式重新出现。就劳动而言，可变资本定期地(比如，每周)预付给工人，工人再根据他或她的需求将其花费在商品上。后面的交易，就像马克思在后面经常强调的一样，“不再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而是在作为商品的买者的工人和作为商品的卖者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因为“是工人自己把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货币转化为生活资料”。①这一点我们之后会谈到，工人作为买者有相对自主的购买选择权，但他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强迫的：他必须购买以维持生存。

三 固定资本问题(第二卷第7一11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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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就生产资本而言的：“这种对立只有对生产资本并且在生产资本之内才是存在的。”②然而，在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内，流动资本已经完成了多次周转。固定资本的价值是“全部一次预付的……这个价值是由资本家一次投入流通的；但它只是通过固定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加进商品的价值部分的实现，而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再从流通中取出的”。③但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期间，资本家并不总是需要将这笔钱用于补偿：“这种由货币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的再转化，要到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间结束，即生产资料完全不能用的时候，才会发生。”④

但是固定资本补偿的时间安排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就活的劳动资料来说，例如马……它们作为劳动资料的平均寿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这段时间一过，损耗掉的头数就必须用新的来替换。一匹马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替换，只能用另一匹马来替换。”⑤因此，固定资本投资——包括初始购买和补偿—的“团块结构”(lumpiness)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在货币方面的影响是决定了在特定时刻有多少货币资本应该从流通中撤出或回归流通：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7—1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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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再生产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使已经损坏的部分在较短时间内换新的地方，在这种补偿能够实行之前，必须根据生产部门的特殊性质，事先积累一笔或大或小的货币。为了这个目的，不是拥有随便一个货币额就行，而是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额。①

各种组合在这里都是可能的。铁路直到整条线路的工程都完成后才可运行，所以必须提前花费一定数量的货币。不像马的例子它的轨道可以零碎地进行局部更新。

第8章的最后又简要地提及了以上所有问题的货币后果。和往常一样，马克思提到如果将信用制度考虑进来，情况会如何的不同。在缺乏信用制度的情况下，“一部分作为贮藏货币闲置不用，另一部分则执行流通手段或直接流通的货币的直接准备金的职能”。结果，

货币总额分为贮藏货币和流通手段的比例会不断地变化。用我们的例子来说，那种必须作为贮藏货币大量积累在一个大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在购入固定资本时一次投入流通……固定资本的价值，按照它的损耗的程度，以折旧基金的形式流回到它的起点。通过这种折旧基金，流通货币的一部分，又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在那个曾经为购置固定资本把贮藏货币转化为流通手段并使它离开自己的资本家手中，形成贮藏货币。这是社会现有贮藏货币的一种不断交替变换的分配，它交替地充当流通手段和贮藏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后又作为贮藏货币离开流通货币的总量。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它的发展必然是同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行的这种货币不再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资本的职能，不过不是在它的所有者手中，而是在另一些使用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手中。①

三 固定资本问题(第二卷第7一11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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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流通的货币形态和实物形态的“二重性”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货币形态从它的实物磨损过程中脱离出来，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游离出来。

“无形损耗”

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提到的“无形损耗”或“无形贬值”这一重要问题，在第二卷中只有简略的叙述。生产过程中的革命或者使过去的固定资本更加便宜，或者在老设备的寿命尚未终结时生产出更先进的机器来代替它。结果是加速了贬值过程，或者降低了老机器的有效性效用，这两者是同一回事。因此，对于本章开头提到的固定资本“还起作用”这个诱人的说明，我们可能期望这里会有一个完整的解读。但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给我们太多启发性的思路，除了说“大量固定资本投在一定的实物形式上，并且必须在这个形式上达到一定的平均寿命……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劳动资料的一个障碍”。②由于这个原因，下面这种做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所有老式的固定资本全部摊销完之前，资本家都是不情愿迎接技术进步和新式固定资本的。在垄断控制的情况下，这种不情愿就会演变为停滞(尽管马克思并不关心这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竞争斗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大灾难即危机”。①这个问题在第9章中再次出现。固定资本的寿命缩短，即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02—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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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也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住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

加速折旧引起了现有固定资本的贬值，它的价值还没有通过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而全部回流。如果这种情况大规模地发生，显然会引发危机。正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说的，它对工人的影响就是以换班和夜间工作的形式来劳动，以在无形损耗还没有冲击自己时就尽可能快地收回固定资本的价值。但是第二卷一点也没有强调“无形损耗”或者其他社会力量(比如那些使固定资本陷入困境的位置变化)导致的固定资本大规模贬值的普遍意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提到了这一问题。所以我们要靠自己来探索这些意义。

马克思说，普遍的危机(显然，资本遭受了价值损失)也许是更新、补偿现存的固定资本的好时机。这个观点需要进一步的论述。危机中，很多现存的固定资本处于闲置、贬值的状态(资本利用率非常低)，所以有货币贮藏的资本家或许就会抛弃现存设备来进行更新(尤其是因为新固定资本的花费比较低)。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一个近期的实例是由联邦政府在2008年启动的所谓“旧车换现金”计划。消费者在旧车还没废弃时被给予现金，让他们买新车、弃旧车。这样做的目标是活跃汽车市场，促进汽车产业的繁荣。对加速折旧的税收减免是另外一个影响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再投资的公共政策因素。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总统在位时实行过。这是对大量现存的和新的固定资本进行加速折旧的公共补贴。事实上，这实际上补贴了资本向美国南部和西部的运动以及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去工业化。当然，这样做是否具有更普遍的“有效性”，取决于新的技术可能性和区位可能性的存在。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是技术和制度更新在危机条件下发生的显著时期，结果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固定资本投资模式(以汽车、电气化以及加州的开发为基础)，它在二战后为美国带来了繁荣。它“也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在当前萧条的情况下，是否存在相似的固定资本投资环境的重组过程呢？如果存在，那在哪里？中国吗？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三 固定资本问题(第二卷第7一11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0—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06—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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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危机形成和解决理论的这些方面的普遍意义，很少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尽管有很多相关历史证据：商业周期与新技术浪潮，商业周期与大规模的“无形损耗”浪潮，都以马克思概述的方式出现。生产能力利用率(主要是固定资本)被看做是经济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人们只要看看中国应对2008—2009年危机时的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就可以明白这些关系是如何重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点是多么必要，“必须不断地有超额生产，也就是说，生产规模必须大于单纯补偿和再生产现有财富所必要的规模一完全撇开人口的增长不说以便掌握一批生产资料，来弥补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①尽管马克思这里主要考虑的是地震、海啸的影响，但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个见解扩展到分析中国2009年经历的出口市场萎缩的情况。中国有大量的剩余资本(就像英国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那样)，所以不需要紧缩(如罗斯托和美国现今的共和党所鼓吹的那样)就能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投资浪潮提供资金。然而，就像马克思如此有预见性地指出的那样，这里也有“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①的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领域，各式各样固定资本(包括固定在土地上的大量基础设施)的“无形损耗”能够也确实周期性地通过无数种方式演变成严重的破坏和危机(尤其是资产价值)。马克思指出了这种一般的可能性，但没有深入阐述，这在我看来是个遗憾。马克思提供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想法，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要做的工作。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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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和价值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中都存在如何给固定资本估值的争论。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方法。首先，他从直线折旧法引出了这个问题。一台机器可使用十年，每年消耗它价值的十分之一，直到它的价值全部实现或者它的使用价值全部耗尽，此时资本家会用他贮藏的货币购买一台新的机器。第二种给固定资本估值的方式是成本补偿的方式。一台机器在它寿命期内的任何时点的残值都取决于以相同机器替换它的费用。第三，机器的价值取决于相互竞争的资本家在特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固定资本的社会平均寿命和一般有效性。在这里，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观点和“有效性”或“效用”(尽管马克思不用这个术语)问题占支配地位。技术进步使新机器更便宜和更有效，这会影响已经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生产力提高，商品价值就会降低，由于现存固定资本(比如机器)的“效能水平”或“有用性”减弱了，所以它们的社会平均价值也降低了。当商品价值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由于可以获得更便宜更有效的固定资本设备)而猛跌时，个别资本家就不能在市场上收回他的固定资本的全部价值。没有购买者会愿意听我说，“请对我的商品付更多的钱，因为我的年久失修的固定资本还没有折旧完”。

三 固定资本问题(第二卷第7一11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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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克思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个关键因素。沉没资本价值问题和固定资本的估价问题还是没有定论。固定资本的估值问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也是令人讨厌的问题，也被许多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深层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有时被看作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概念的“阿喀琉斯之踵”。毫无疑问，固定资本的“独特性”确实挑战了劳动价值论中的一些概念的正确性。如果价值被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投入，它总是确定了商品的“真正”价值，同时是市场上观察到的“自然”或均衡价格的基础，那么马克思确定某物什么时候是或不是固定资本(消费基金或联合产品情形中的相关项目)的关系性的分析方法就直接摧毁了这整个理论框架。可以很肯定和令人信服地表明，固定资本的流通是不能与这样一个价值理论调和的这种价值理论认为，价值仅仅是由过去和现在确定数量的劳动时间凝结而成的。但是，在《资本的限度》一书中，我提出这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而不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马克思经常为了方便把社会必要劳动等同于凝结劳动，但是后者并不包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价值的所有方面。价值，我们回想一下，只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所以，使用价值丧失，价值也就丧失’。这是因为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此，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Chapter 8; John E. Roemer, "Continuing Controversy on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Fixed Capital and Other Issu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 (1979), 379 - 398; Ian Steedman, Marx After Sraffa (London: Verso,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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