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对于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资本“首先是在流通过程中出现的。在流通过程中，货币发展成为资本。在流通中，产品首先发展成为交换价值，发展成为商品和货币。资本在学会统治流通过程的两极，即以流通为中介的不同生产部门以前，能够而且必定在流通过程中形成”。②一旦资本统治了流通过程的两极，那么“生产过程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而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要素，一个过渡阶段”（正如第二卷第1章所描述的)。这导致“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这个规律”。③“纯粹商业民族的优势的衰落和这些民族的以这种转运贸易为基础的商业财富的衰落”，反映了“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进程中从属于产业资本”。④

马克思评价了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荷兰人经营的转运贸易的实质，以此阐述了这种规律的力量。这些地方都严重依赖“纯粹的商人资本”，而且通过作为汇兑的中介和积累货币资本，以及通过贱买贵卖，有效地积累起了他们的财富。尽管所交换的商品是人类劳动的表现，因而具有价值，但“它们不是相等的价值量”。但是正如他之前所说的，商人越是把商品交换的世界转变成一个交换成为“正常的社会行为”的世界，那么价值度量标准就越来越处于支配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从历史角度来看，价值概念和马克思以价值概念为基础建立的整个理论的重要性，依赖于商人资本家在世界市场上创造交换网络的活动。

四 商人资本（第三卷第16一20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5—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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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准确的，但是假定这样一个“规律”的存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过去三十年中，强大的商业资本(例如沃尔玛、宜家、耐克、贝纳通、盖璞，等等)的崛起表明：要么这个“规律”已经不再有效，要么它需要更细致的解释。或者我们仅仅是被表面现象误导了吗？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阶段中”，马克思接着讲道，

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商业对于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掌握生产的余额，而且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依附于它。①

一开始，商人资本从“侵占和欺诈”中获得它的大部分财富。当它占“主要统治地位”时，它“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②我们应该注意，这种掠夺制度完全违背了《资本论》中通常假定的自由公平的市场交换规则，并且让我们回到了第一卷中描述的原始积累的世界。但是它越来越规范，所以越来越受到规则的限制。而且至少在理论上，这些规则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设定的，商业的发展满足了这些需要。

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和世界化，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因此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到处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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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并不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用相当长的篇幅详细地阐述了货币如何“瓦解”了古代的共同体并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然而，

毫无疑问……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倍增，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宝藏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②

虽然“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但是在某一点上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动力的不再是商业和世界市场的扩张，驱动力转换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得工业化国家(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取代商业强权(荷兰)夺得霸主地位。读过乔万尼·阿里吉的《漫长的20世纪》因而熟悉全球资本主义中霸权转移的历史的人，能马上明白这个观点的正确性。③正是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着商人成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先锋，摧毁了印度的手工业，为英国生产的商品创造了

四商人资本(第三卷第16一20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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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①马克思后来增加了第三种途径，“商人把小老板变成自己的中介人，或者也直接向独立生产者购买；他在名义上使这种生产者独立，并且使他的生产方式保持不变”。②

这里有两点富有洞见。第一，商人资本压倒性的力量和它的组织形式，经常既促进又抑制了成熟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相当多的历史证据支持这个观点。但是第二个更现代的观点是，当商人保持着控制权时，他们经常保存和保留按照传统方式组织的古老的、落后的生产形式。这种做法

到处都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灭。它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把他们变成单纯的雇佣工人和无产者，使他们所处的条件比那些直接受资本统治的人所处的条件还要坏，并且在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同样的情况在伦敦一部分手工家具制造业中也可以看到，不过略有变化。这种制造业，特别在陶尔哈姆莱茨区，经营的规模非常大。③

陶尔哈姆莱茨区的例子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洞见：

整个生产分成许多互相独立的营业部门。一个部门只做椅子，另一个部门只做桌子，第三个部门只做柜子等等。这些部门本身或多或少都是按手工业方式由一个小老板带领几个帮工经营的。不过，如果是直接为了顾客个人而劳动，生产规模就未免太大了。他们的购买者是家具店主。每星期六老板都上家具店主那里去，并把产品卖给他们……这些老板单是为了在下一周能够重新购买原料并支付工资，就需要逐周出售自己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实质上只是商人和他们自己的工人之间的中介。商人是真正的资本家，他把剩余价值的最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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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产体制在资本主义历史中长期存在，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急剧扩散了(尽管拥有了现代的外观)。贝纳通、沃尔玛、宜家、耐克等商业资本家组织，几乎必定把来自于他们转包的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的最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说“生产占主导地位”呢?

在第一卷中，马克思承认，在他的时代，资本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或“混合的”劳动体制(从工厂到家庭劳动)组成的。但是，马克思的这个假定中似乎有一种明确的目的论的推力：陶尔哈姆莱茨区那种混合劳动体制只是向工厂体制的过渡形态，而后者将在所有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厂就是一切。我在《和大卫·哈维一起读〈资本论〉》(第一卷)中质疑了这一目的论的假定。在我自己对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巴黎的产业组织的研究中，我发现陶尔哈姆莱茨区的组织类型在增加而不是缩小。不过，马克思正确的地方在于他评论了这种劳动组织形式下的残酷剥削。左拉在他的小说《小酒店》中，对一对夫妻的悲惨生活有着入木三分的描述，他们在公寓里制作金链，商人按月提供金子并收回产品。在当代世界，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过度剥削是许多由商业资本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分包网络的特点(因此丑闻不断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包括丽诗加邦的服装、耐克的鞋、童工制作的毯子和足球—踢这些球的球员可以赚到数百万—以及可可豆的收割)。

四 商人资本（第三卷第16一20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73—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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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里发现的过度剥削在另一种意义上非常重要。由于工厂体制的确在扩散和增长，有时会对其他生产体制造成难以置信的竞争压力，工人就开始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在工厂劳动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他们建立了工会并施加政治压力，这种做法上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国家成为普遍的行为。在这种政治条件下，回归古老的商业模式以进行过度剥削，就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因此，出现了商业资本家的复兴(甚至重商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复兴)，以及高度剥削的网络和分散的、分包的生产链的激增。但是，在特定场所和地区的生产中，这种实践从来没有消失过；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工厂生产的竞争优势。例如，香港因为这种形式的作坊和家庭劳动生产而驰名相比之下，新加坡更多是公司化的组织，韩国则选择了大规模工厂生产的经典道路，结果导致了在香港无法想象的强大的劳工运动。在我看来，目的论的假定是不成立的。我将提出，不同劳动体制间的竞争仍然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反过来意味着生产者和商人相对作用的差别。全球经济中存在特定的部门和特定的场所，在那里生产者似乎的确支配着商人；然而在其他地方和部门，情况则恰好相反。例如，在汽车工业，生产者倾向于支配着分销商；但是现在纺织品行业几乎总是完全相反。然而，在通用汽车的案例中，一种叫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混合形式出现了，这个公司成为通用汽车组织汽车信贷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分支(最终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中取得了银行资格)。

马克思主张“生产占主导地位”以及商人的活动“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命题，仍然有明显的合理性。尽管商业资本家一度依靠贱买贵卖的欺诈和掠夺性勾当牟利，他们现在不得不组织受它们影响的直接生产去实现剩余价值生产的最大化，同时他们一商人一拿到了价值的最大一部分。因此，马克思关于商人资本从属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命题仍然有效。这并不意味着商业资本家不得不从属于，或者现在就从属于生产者的力量；也不意味着商人不再进行掠夺性积累(在这方面他们有大量的历史经验)的勾当。例如，在美国最近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危机中，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这样的按揭贷款机构被证明在2000年到2007年的房地产繁荣期间，诈骗了上百万人的数十亿美元价值的资产。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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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乐意承认这种做法的继续存在和周期性的回归，但是他的目的是把商人资本利润的根源定位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则中。这要求他给商人资本一个逻辑定位，并界定商人和他所雇佣的劳动者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所做的贡献。这就是这些关于商人资本的分析性章节的焦点，我们现在进行讨论。

论第三卷第16章：商品经营资本

马克思通过提醒我们这一章和第二卷介绍的商品资本流通的联系，开始了他关于商品经营资本(定义为商人资本中主要经营商品的那一部分)的章节。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

总是作为商品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货币……社会总资本总是处在这种转化即这种形态变化的运动中。只要处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这种职能作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独立起来，作为一种由分工赋予特殊一类资本家的职能固定下来，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营资本或商业资本。①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理解这“特殊一类资本家”在资本积累中起了什么作用。

四 商人资本(第三卷第16一20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297—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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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纯粹形式的商品经营资本，马克思提醒我们有某些特定的活动最显著的是运输业是价值生产的一部分，尽管它们经常由商品经营资本来开展。马克思建议我们在这里忽略掉这些职能。①这使他将产业资本总循环过程中的资本仅仅区分为流通(或者流动)资本和从事生产的资本。“商品经营资本”

不外是这个不断处在市场上……的流通资本的一部分的转化形式。我们说一部分，是因为商品的买和卖有一部分是不断地在产业资本家自身中间直接进行的。在这里的研究中，我们把这个部分完全抽象掉，因为它对于规定商人资本的概念，对于理解商人资本的特有性质毫无帮助，另一方面，在第二册中，我们已经对这个部分做了为我们的目的所需要做的详尽说明。②

商品经营者“作为资本家一般，首先是作为某个货币额的代表出现在市场上”，其目的是获取利润(△M)。为了经营商品，“他就必须首先购买商品，因此必须是货币资本的占有者……这种商品经营资本同作为产业资本的一个单纯存在形式的商品资本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③这是个问题。

麻布厂主“靠商人的货币实现了他的麻布的价值”。对麻布厂主而言，这完成了资本流通，使他或她解放了出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些货币继续或扩大生产活动。但是麻布本身仍然作为商品存在于市场上，只是其所有权改变了。现在拥有它的商人的特殊业务，是在市场上实现麻布的价值。这种特殊业务是“与产业资本的其他职能分离的、因而是独立存在的业务。这是社会分工的一种特殊形式，结果是，一部分本来要在资本在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里就是流通阶段)中完成的职能，现在表现为一种和生产者不同的、特别的流通当事人的专门职能”。①这说明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商品经营资本或者商业资本的“独立存在”，在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中保留了下来。那么，“独立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299—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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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注意到，生产者手中简单的C—M交换行为，在商人手中采取了M—C—M的形式。“因此，商品资本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形式上取得一种独立资本的形态，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商人预付货币资本，这种资本所以能作为资本自行增殖，能执行资本的职能，是因为它专门从事这样一种活动，即作为中介实现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实现这一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职能。”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是专门用于买卖商品的，而且“总是处在资本的流通领域中”。②

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好处是他的资本周转时间缩短了。他的生产过程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不会发生中断”，因为“对他来说，他的商品已经转化成货币”。③这并不意味着流通时间的问题就消除了。但是，如果没有商人的介人，“流通资本中以货币准备金形式存在的部分，同以生产资本形式使用的部分相比，必然会不断增大，与此相适应，再生产的规模就会受到限制。而现在，生产者能够把他的资本中较大的部分不断地用于真正的生产过程，而把较小的部分用作货币准备金”。④而且，“如果商人仍然是商人……生产者就可以把出售商品的时间节省下来用于监督生产过程，而商人则必须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出售商品”。⑤这就是商人资本的活动在逻辑上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则相一致的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这就使一个独立的商人资本家阶级的出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有益而且逻辑上也是必要的。

四 商人资本(第三卷第16一20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06—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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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马克思列举了专门从事买卖的资本形式的一些重要职能。通过销售不同生产者的产品，或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几个不同生产部门的产品，当达到一定的规模经济时，他们能补偿和平抑不同的周转时间。他们越有效率，周转越快，他们需要的资本就越少。同样，在提高他们自己的货币资本的流通速度和影响消费的速度方面，他们也可以发挥作用。这最后一点，我认为现在对我们所处的消费主义世界非常重要，可以进一步地详细阐述。但是，

商人资本不外是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流通过程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是在流通过程中，任何价值也没有生产出来，因而任何剩余价值也没有生产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同一价值量发生了形式变化。事实上不过是发生了商品的形态变化，这种形态变化本身同价值创造或价值变化毫无关系。如果说在生产的商品出售时实现了剩余价值，那是因为剩余价值已经存在于该商品中……商人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①

但是这章描述的间接效果极为重要：

既然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于市场的扩大，并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资本能够按更大的规模来经营，它的职能也就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既然它缩短流通时间，它也就提高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就是提高利润率。既然它把资本的一个较小部分作为货币资本束缚在流通领域中，它就增大了直接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资本。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1—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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