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正如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资本必须保持运动的连续性、平稳性和流动性。商品经营资本在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第三卷第17章：商业利润

正如马克思在第二卷中说明，又在第16章中坚决重申的那样，“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纯粹的职能……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产业资本家总有一些货币资本被束缚在了流通领域。“为此所需要的时间，客观上对商品来说，主观上对资本家来说，都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形成界限”。②当然，也就是说，这些界限的任何放松都有助于增强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能力。我们现在面对由一种特殊资本执行这些职能的情况：

商品经营资本—撇开可以和它结合在一起的一切异质的职能，如保管、发送、运输、分类、散装等，只说它的真正的为卖而买的职能—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它只是对它们的实现起中介作用，因而同时也对商品的实际交换，对商品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让，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③

但是这里的商品经营资本仍然是资本，而且必须像任何资本一样，“提供平均利润”。如果它的利润率高于产业资本的利润率，那么一部分产业资本就会转为商品经营资本(反之亦然)。“没有哪一种资本比商人资本更容易改变自身的用途，更容易改变自身的职能了。”①

四 商人资本（第三卷第16一20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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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这儿借助了第三卷第二篇中详细考察的利润率平均化原理。既然我们还没有考虑这个原理，我在这里简要说明一下它的含义。马克思说，资本倾向于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尤其是在竞争条件下)。从直觉上看，这是讲得通的。结果所有部门的利润率都趋于均等从纺织业到农业再到石油开采。问题是这种趋势不会引导资本流向生产剩余价值最多的地区。资本密集型部门(资本的价值构成或者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从劳动密集型(资本的价值构成或者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部门获取剩余价值。这种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相关的投资错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复杂后果(包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为在既定的市场力量下，资本家对利润率而不是剩余价值生产做出反应)。后面的章节偶尔提到了这个趋势的效果。然而在这儿，马克思仅仅断言商人资本的利润率与产业资本的利润率趋于相等。他后来在别的地方说，如果一般利润率趋向于下降，那么商人资本的收益率必定也会下降。货币资本的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利润率是否趋于相等呢?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进行讨论。

回到文本，马克思说，很明显，如果商人资本的利润率与产业资本的利润率趋于相等，如果商业经营的投资本身不生产价值或者剩余价值，那么“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于是问题就在于：“商人资本怎样从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中获得归它所有的那一部分呢?”②

在进行了惯常的冗长和细致的计算之后，马克思揭露了从商品经营资本的立场得到的一种“假象”：商人资本增加了价值，因为它从产业资本家那里便宜地买进，以更高的价格向消费者卖出。买进和卖出时的价值差额，被解读为和表现为它自己创造的价值的估计值。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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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商业利润就不是以这个方式实现的。”尽管似乎“商人是高于商品价值出售一切商品的”，①但事实上，商人资本“会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如果我们“就商品的总体来看，产业资本家阶级出售全部商品的价格，小于这全部商品的价值”。②因此，“商人的出售价格之所以高于购买价格，并不是因为出售价格高于总价值，而是因为购买价格低于总价值”。③换句话说，“在平均利润率中，总利润中归商业资本所有的部分已经计算在内了”。④

“商人资本虽然不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加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润率已经意味着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了属于商人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产业资本的利润作了一种扣除。”⑤结果，“同产业资本相比，商人资本越大，产业利润率就越小。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尽管马克思没有证明，但这一点对于理解商人资本在当代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和力量至关重要。一旦承认产业资本利润和商人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因情况而异的，那么不均衡的力量关系便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从而扭曲和干扰马克思假定的通过利润率平均化而实现的均衡。这也意味着对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之和的投资得到的利润率，低于只对产业资本投资时得到的利润率(后一种计算方法在第三卷前面的章节中用过)。

然后马克思继续指出，“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商人资本(但零售商人的资本例外，它是混合类的东西)的相对量，是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的，因此，也是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活力成反比的”。⑥然而在历史上，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因为是商业资本(正如我们在“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那章所看到的)首先使商品价格“或多或少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而最先形成一般利润率的领域，是对再生产过程起中介作用的流通领域”。历史上，“最初是商业利润决定产业利润”。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于成熟，这种关系以“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那一章中描述过的方式发生了逆转。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产业资本家的一系列内部成本和负担的外部化过程通过将他总资本的一部分专门集中于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实际上，产业资本家把所有的流通时间和费用问题都推给了一个不同的资本，这个不同的资本则尽最大可能地处理这些问题，作为回报，它以平均利润率的形式收到了一部分剩余价值。

四 商人资本（第三卷第16一20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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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稍后的地方，马克思更明确地重新阐述了这个观点：

因为商人资本决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一部分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的独立化的形式……问题首先要在这样的形式上提出，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各种现象还没有独立地表现出来，而是还和产业资本直接联系在一起，作为产业资本的一个分支表现出来。①

当然，商人资本也产生了费用。这些费用中的许多在形式上类似于第二卷中考察的流通中的意外开支，固定资本(办公室空间)也包括在内。“价格计算、簿记、出纳、通讯，都属于这类活动”。尽管“这种事务所，同产业工场相比，从一开始就总是小到极点……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为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而需要的劳动及其他流通费用也就越增加”。②

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商业资本家即在这里所说的商品经营者所雇用的商业雇佣工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③商业资本家当然可以完全靠自己经营。但是随着积累的发展，他不得不雇用雇佣工人。“从一方面说，一个这样的商业工人，和任何另一个工人一样，是雇佣工人。第一，因为这种劳动是用商人的可变资本，而不是用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购买的………第二，因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他特有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决定的。”但是也有一个差别：“商业工人，也不可能直接为他[商业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①尽管商业资本家可能通过向工人支付低于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当然，这在现实中经常发生)的工资而获取额外利润，但我们假定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做法并不存在。很明显，商人资本也不会为产业资本家使用的无偿劳动付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共同参加了对劳动者的剥削。所以商人资本“使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产业资本手里转移到自己手里，从而占有这部分剩余价值”。②但是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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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个商人来说，他的利润量取决于他能够用在这个过程中的资本量，而他的店员的无酬劳动越大，他能够用在买卖上的资本量就越多…这些店员的无酬劳动，虽然不创造剩余价值，但能使他占有剩余价值；这对这个资本来说，就结果而言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这种劳动对商业资本来说是利润的源泉。否则，商业就不可能大规模地经营，就不可能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了。正如工人的无酬劳动为生产资本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商业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也为商业资本在那个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③

商业资本的剥削率越高，它从产业资本那里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就越大。

四 商人资本（第三卷第16一20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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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个遗留的难点：如何解释商人资本为购买劳动力而花费的可变资本呢？即使它不生产剩余价值，也应该把它包括在总资本所使用的总可变资本中吗?它是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呢?马克思承认对于这个主题还有许多东西需要研究，并且以他一贯的一丝不苟的态度试着加以解释，在这儿我不打算重复了。他尝试性的结论是

商人用[他的可变资本]购买的，按照假定，只是商业劳动，即只是对资本的流通职能即对C—M和M—C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但商业劳动是使一个资本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对从商品到货币和从货币到商品的转化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这种劳动实现价值，但不创造价值。并且，只是由于一个资本执行了这些职能………这个资本才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规定，也就是说，才从总利润中取得它的份额。①

结果，商业工人的工资

并不与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量保持任何必要的比例。资本家为他支出的费用，和他带给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量。他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劳动部分是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②

这种对减少费用的必要性的强调，给与商业资本有关的效率、组织形式、工资率和剥削率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比较优厚的那一类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高于平均劳动。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甚至同平均劳动相比，工资也有下降的趋势。这部分地是由于事务所内部的分工；因此，劳动能力只需要有片面的发展”，而且，“其次，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使教学方法等面向实践，随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进步，基础教育、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普遍地、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受不到教育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力会贬值”。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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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业工人阶级后来的遭遇和它现在的处境，显然需要更细致地研究。从马克思的时代以来，现实条件明显改变了。

尽管如此，关键仍然是要明白，“这种劳动的增加，总是剩余价值增加的结果，而决不是剩余价值增加的原因”②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论第三卷第18章：商人资本的周转

“商人先是买，把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然后是卖，把同一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并且这样反复不断地进行下去。”③简言之，商人参加两类形态变化——M—C和C—M，但是他仅仅在流通领域经营。由此可见，周转速度对商业资本家是非常重要的：“正像同1个塔勒流通10次就是买了10次价值1塔勒的商品一样，商人手中的同一货币资本………实现了价值10倍的总商品资本。”唯一的区别是，“同一货币资本(不管它是由哪些货币单位构成)，同一货币价值，却是按其价值额反复买卖商品资本，因而作为M+△M反复流回同一个人手里”。④

四 商人资本(第三卷第16一20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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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周转过程有一些界限和限制：

当然，商人资本对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但这只是就它缩短生产资本的流通时间来说的。它不会直接影响生产时间，而生产时间也是对产业资本周转时间的一个限制。这对商人资本的周转来说是第一个界限，第二……商人资本的周转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速度和规模的限制。①

最后提示的这一点在后面基本被忽略了，大概是因为消费对马克思来说属于政治经济学范围外的“个别性”，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论证的那样(我想不到其他原因了)。但是，历史上，商人资本对消费的作用恰恰是：刺激消费者的欲望，用产业资本家提供的商品挑逗公众，尽可能地确保潜在的消费者拥有足够的可支配货币(通常是信用)来迅速吸收产品，并使消费动力的增长和产业资本寻求的无止境的积累同步进行。但是马克思将消费的周转时间所造成的限制描述为“决定性的”，我很惊讶他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个观点。

后面的章节提到了一些相关的内容，但是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是在流通领域内从商人资本的独立性中产生的。“当再生产过程有巨大的弹性，能够不断突破每一次遇到的限制时，商人在生产本身中不会发现任何限制，或者只会发现有很大弹性的限制。”而且，“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商人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因此，它可以在已购买的物品最终卖掉以前反复进行购买”。②因此，由于它的独立化，商人资本总是不断越出市场承受力的界限，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也就是越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所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8—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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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的“决定性的限制”)。

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①

这句话非常重要。商人资本是独立的，可以驱使整个系统远远超出它的限制(尤其是在信用的帮助下)。但是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之间有内在联系，正是这种内在联系在商业(和金融)危机中重新宣布了自已的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研究的一般命题。我们将看到，它在后面处理生息资本流通的章节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现在来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如此频繁地首先以商业和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马克思列举了一些证据支持这个观点。例如，他断言，商业危机最初起源于批发商业和银行业，而不是零售业(我不确定这在经验上是否正确)。资本和劳动的充分就业导致了过度扩张，这使得

由于所期望的需求的刺激，这种生产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安稳地进行下去，因此，在这些部门，商人和产业家的营业非常活跃。一旦那些把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是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子就

四 商人资本（第三卷第16一20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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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虚假的繁荣。①

这实际上转换了问题：为什么银行会突然催收贷款？（我们后面再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这里的文本正在研究什么是很明显的：我们正在向一个领域移动，在那里，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形成和作用在这个背景中被试探性地提出来了—商人资本(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独立性与价值生产和实现的某些内在联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

马克思论证这种内在联系的途径之一是利润率平均化，然而利润率平均化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不同周转时间很敏感。商业资本的周转能够同时或者连续地“对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②另一方面，产业资本的周转，是由生产和再生产的周期性设置的，这里流通时间也“形成一个界限…它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或多或少起着限制的作用，因为它对生产过程的规模发生着影响……从而参加决定一般利润率的形成”。③通过减少流通时间来减少产业资本的周转时间可以提高利润率。不管周转时间是多久，商业资本(理论上)能获得一般利润率。那么，尽管商业资本不能通过加速它的周转时间来提高自己的利润率，却可以影响一般利润率，因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的商业资本减少了。“商人资本的绝对量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而且，“各种会缩短商人资本平均周转的情况，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都会相应地减少商人资本的绝对量，从而会提高一般利润率”。④

马克思认为，这里有“双重影响”在起作用。周转越快，需要的商人资本的数量就越少，而商品化的规模和多样性的普遍扩张增加了对商人资本的需求，用它处理快速增长的大量商品。结果是“不仅商人资本的量会增加；而且投在流通中的一切资本，例如投在航运、铁路、电报等等上面的资本都会增加”。马克思也承认，“随着商人资本容易挤进零售商业，随着投机的发展，随着游离资本的过剩，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商人资本会增加”。①我一直对《资本论》中的过剩资本的作用感兴趣。它总是突然被提起，但是很少作为一个基本的问题被强调(我早就说过它是个基本问题)。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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