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作为这一章的结束，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了拜物教的观念和信条是怎样轻易地从商业和生产活动的复杂交织中建构起来的：“一切关于再生产总过程的表面的和颠倒的见解，都来自对商人资本的考察，来自商人资本特有的运动在流通当事人头脑中引起的观念。”②他进一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商人、交易所投机者、银行家的观念，必然是完全颠倒的”。他甚至断言，“在这些人的头脑中，竞争也必然起一种完全颠倒的作用”。③

“因此，从商人资本的观点来看，周转本身好像决定价格。另一方面，虽然产业资本的周转速度，由于它会影响一定量资本所剥削的劳动的多少，所以会对利润量、从而会对一般利润率起决定和限制的作用，但对商业资本来说，利润率是外部既定的，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完全消失。”④当我们进入分配领域时，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在处理生息资本流通的时候会再次遇到这个现象。与剩余价值生产相关的一切联系都在社会的表面上抹去了，这是各色拜物教信条的来源。

不过，个别的商业资本家的确能通过加快周转速度，使其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而在竞争中获得额外利润，这强化了表象世界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赚到超额利润，正像在比平均条件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产业资本家会赚到超额利润一样。”①(这不就是在第一卷提出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吗？)而且，“如果那些使他能加速资本周转的条件本身是可以买卖的，例如店铺的位置，那么，他就要为此付出额外的租金，也就是说，把他的一部分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②这将我们带到了商人资本和地租的关系领域，以及这种关系在城市环境下建构的方式(看看麦迪逊大道③或者牛津街④，你就明白马克思的意思了)。

四 商人资本（第三卷第16一20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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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是通往研究货币、金融资本和信用制度的第五篇的过渡章节。它主要集中于“货币在产业资本和现在可以补充进来的商品经营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因为商品经营资本把产业资本的一部分流通运动当作自己特有的运动承担起来)所完成的各种纯粹技术性的运动”，⑤并进一步指明，“当它们独立起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职能，而这种资本把它们并且只把它们当作自己特有的活动来完成的时候，就把这种资本转化为货币经营资本了”。结果，

从总资本中有一定的部分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分离出来并独立起来，这种货币资本的资本职能，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活动……所以，这种货币资本的运动，仍然不过是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⑥

这种资本形式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术语是至关重要的，对后面的分析有许多提示。然而，由于本章最重要的命题在后面马克思对货币资本和金融的研究中得到了详细阐述，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麦迪逊大道(MadisonAvenue),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区，许多广告公司的总部聚集在此，因此该大道逐渐成为美国广告业的代名词。—译者

④牛津街(Oxford Street)，英国伦敦的一条著名的商业街。——译者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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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21—26章)

总 述

首先，我想对马克思在开头几章中关于货币资本的论述做一个总括性的说明。因为对马克思来说，通常很难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事实上，这一部分的总体论述非常有趣，这几章的内容之间也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但是，首先我必须提醒你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这部分文本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付出巨大努力后重新整理撰写的。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恩格斯在做这项工作时已经尽力遵照马克思的原意，但后来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研究却表明，恩格斯的取舍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比如说，每一个章节都由恩格斯从连续的手稿中分离出来并拟定标题一正因为如此，并不奇怪，这些章节之间的联系才会如此紧密。你也会注意到恩格斯在原文中插入了一些自己的长篇论述，为的是完善、改正和更新马克思的工作。在这里，我不会详细阐述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会把原文看做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准确概述，尽管不是很完整。

首先，马克思注意到，除了我们至今为止已经知道的以外，货币作为资本还有其他一些待发掘的东西。拥有货币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开辟了道路(也是其必要前提)，从而也为资本的生产开辟了道路。因此，货币资本(定义为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货币)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它既有交换价值(价格)也有使用价值。它的使用价值即它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它的交换价值(价格)就是利息。这和马克思在第二卷中的阐述差异很大。在第二卷中，马克思说货币作为资本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也就是被用于买和卖。这种概念的转换非常重要。我并不认为这是马克思改变了他的想法或是前后不一致。这更不是关系性概念的含义随着研究内容的展开发生变化的例证。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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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当遇到这类问题时，从整体上考察马克思论述的变化是非常明智的。这些章节之间的重要线索是马克思再一次明确提出了拜物教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第一卷的第1章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那里，他提出资本的真正基础(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埋藏在了真实存在却有误导作用的表面现象之下。的确，我们会去市场用货币购买商品(包括劳动力)。但问题在于，这些市场关系掩盖了凝结在商品生产和将商品带入到市场的整个过程中的劳动的社会性和官能性。马克思所做的工作就是深入到表面现象背后。

马克思为什么要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这一位置回过头讨论表面现象的拜物教性质呢？①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在《资本论》的其他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如此明确的阐述。这里他宣称：“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②听起来，他为这一结论感到兴奋并对其抱有必胜的信念。他宣称，生息资本为“资本神秘化的最显眼的形式”。

我认为这些论断非常重要。在我看来，在一开始把拜物教定义为一种妨碍正确理解的外在、客观和真正的障碍之后，马克思现在似乎可以回过头来，转入问题的核心，对拜物教毁灭性和潜在暴力性的力量进行深入内部的主观的理解。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有希望看看那些华尔街投机者们的脑袋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了。但是，我们之中有谁可以拍胸脯说，我们能对这个纯粹金钱的欲望的拜物教女妖和它似乎能以复利速度进行无尽积累的无限威力有免疫力呢？我们现在有希望理解那些早已进入我们脑袋里的东西吗？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Enrique Dussel 集中分析了这个问题， Towards an Unknown Marx: A Commentary onthe Manuscripts of 1861-1863(New York：Routledge，2001)。这本书值得仔细研续。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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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技术性的角度说，货币在第一卷中被描绘成完美的物神(它同时代表和掩盖了劳动的社会性)。而货币作为资本如何流通是第二卷的研究主题。这里，在第三卷中，生息资本的流通以资本流通的完美的物神形式再次出现了。但是现在，我们应该理解货币资本是如何看上去拥有不断自行创造更多货币的神奇和神秘力量的。这种力量有着实际影响。它以令人迷乱的可怕效果，“扭曲”和“神秘化”了(这是马克思经常用的词)资本运动的规律。因此，资本将永远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沦为自己的拜物教形式和由此造成的错误、虚幻的理解的受害者。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将血肉加到这一论点的骨架上的呢？

货币资本商品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称为利息；货币资本的循环现在表现为生息货币资本的流通。然而，资产阶级理论提出的那种“自然利息率”并不存在。回想一下，马克思将“自然”价格(当市场上供求均衡时的商品价格)看作是价值的近似物。但是在这里，“自然价格”无法存在。

那么，在作为商品的货币资本没有内在价值的前提下，是什么决定了利息率，或者说是任何“自然的”利息率?马克思认为，利息率首先是由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到目前为止一直将供求视为“特殊性”，认为它们在均衡时无法解释任何现象。在这里，没有什么“自然的”均衡点。相信这点也就意味着接受了这个同义反复的命题的正确性：价值可以被加到一个价值上。马克思认为利息率可以通过竞争决定。但是竞争的强制规律也被视为特殊性，因为资本运动内部规律的实施者并不是由竞争决定的。供给和需求以及竞争到目前为止都是作为“特殊性”而被忽略掉的(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样)。然而，在这一阶段，它们登上舞台中心，并对所有事情做出解释。这是概念上的一个巨大变换。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马克思分析的重点。他在第二卷中不愿意(甚至达到强迫性拒绝的程度)讨论特殊性，和在这里他为理解生息资本流通而研究这种情况的必要性形成了对比。

五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21一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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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提出了这些特殊性和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只有在这个语境下，从第二卷中对根本事实的考察转向第三卷中拜物教性质的表面现象才是有意义的。我们明白了为何没有拜物教的形式，资本就无法存活，也清楚了这些拜物教的形式是如何扭曲和神秘化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的。但正如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家指出的，如果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其表面形式的基础上运作的，那么为什么不只是简单地描述这些形式，并忽略所有这些有关根本事实、价值理论以及其他类似的一些复杂的东西呢？马克思对此的可能回答是，表面运动所展示出来的强烈矛盾只有通过研究内在动力才能被预见和理解；这一内在动力不仅生产出拜物教的形式，而且巩固了拜物教对资本运动规律的干预。因此，我们阅读这些章节的目的就是去揭露内在规律和表面形式之间的这些关系实际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马克思认为利息同时具有“自主的和独立的”(马克思的原话)的性质，但是又把它包括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世界之中。他所说的“包括在”的意思即必须被确立的东西。换句话说，利息率和生息资本的流通可以以自主的、独立的方式运动，因为它们是由不断变化的供给、需求以及竞争所决定的特殊性。借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能使这些特殊性反过来以决定的而非偶然的方式来影响生产的一般性？如果存在，那么当这些特殊性自由运行时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又是如何作用的呢？或者说这些特殊性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吗？

这个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因为马克思明确承认集合到货币市场的大量货币资本能够也确实作为“阶级的共有资本”发挥作用。货币资本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下导致了1847—1848年和1857年两次巨大的金融和商业崩溃，与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发生的2007—2009年的经济危机动摇资本主义根基的方式相差无几。如果生息资本的流通执行“阶级共有资本”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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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能，①那么我们怎么有可能把它从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特定情形中排除出来？我尽可能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不管答案为何，一般来说它都会对我们如何理论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形成机制，尤其是对我们如何利用马克思的观点去分析近来发生的事件，产生巨大影响。

第一步就是要考察与通过产业资本循环产生的剩余价值(利润)相比，生息资本是如何获得它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马克思首先区分了货币资本家(那些拥有货币权力的人)和产业资本家(那些组织剩余价值生产的人)。利息率是由这两类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竞争所决定的。于是，从历史角度——如果不是理论角度的话来看，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就被放到了中心位置。

这一关系的历史有时候被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解释：相对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自1980年左右起就不可避免地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这一事实催生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一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比如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相比，金融资本有迥然不同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并没有(尽管在一些段落中看起来有)对其做一般性的论证。我也不打算这么做。但毫无疑问的是，同一阶级的这两个派系之间(也包括他们和这一阶级的其他主要派系，比如地主和商人之间)的力量平衡从未达到一种稳定状态。霸权的转换肯定已经发生了。例如，在乔万尼·阿里吉的著作中，有一个貌似有理的观点：世界经济霸权的转变(比如20世纪上半叶从不列颠到美国的转变)是在金融化阶段(在20世纪早期由希法亭、霍布森和列宁所描述的那种阶段②)之后发生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确定无疑的金融化浪潮似乎预示了又一次的霸权转移(从美国到东亚？)。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需要理解不同阶级中的不同派别之间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实际的力量平衡，以及他们之间

五 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21一26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Rudolf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A Study of the Most Recen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John Atkinson Hobson, Imperialis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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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所带来的一系列结果。

但是马克思走得更远。起初表现为阶级派系之间关系的东西事实上内部化到个别资本家的人格特征中去了。所有的资本家都同时扮演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产业资本家必须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持有一定量的资本。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随时选择把自己的钱用于扩大生产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或者仅仅为获取利息将其借给他人。这一决策的逻辑为资本家提供了诱人的可能性。你会如何选择呢？是选择遭受实际生产剩余价值的一切麻烦(和爱闹事的工人、不靠谱的机器或变化无常的市场打交道)，还是选择将货币借出去，一边在巴哈马群岛上享受生活一边吃利息？根据马克思的记录，英国的许多产业资本家的野心是不断进行生产，直至他们的财产足以使他们成为食利者或者金融家，那么在退休后，他们单靠利息就可以在田庄里过上舒适的生活。但马克思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试图做靠利息或者租金生活的食利者而没有人愿意去生产剩余价值，那么利息率就会降到零，与此同时，再投资于生产的潜在利润会涨到一个无法预计的高度。①在这里，我们至少碰到了这样一种情形，即生息资本的流通必须服务于并且服从于剩余价值的生产。

这立刻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产业资本的利润率和货币资本的利息率之间存在着某种均衡吗?利息参与商业资本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吗？在商业资本的情形中，存在一种形态变化(真实的交易)；在这种变化中，商品形式的资本以货币形式实现了。但是利息不同，因为它是货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形态变化。问题是，正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坚持认为的那样，②货币的积累是可以没有限制的。简单来说，生息资本好像拥有以复利(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比喻道，它就像一只会下金蛋的鹅)速度增长的神奇(拜物的)力量。把货币存在一个存款账户里，然后它就像拥有魔法似的自行增殖。如果货币可以没有限制地不断积累，那么货币资本也可以。这是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最极端的幻象。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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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增长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幻象—马克思在这里通过引用1772年出版的一个小册子里描绘的美妙景象而强调了这种幻象—“一个先令，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6%的复利放出（大概是投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会增长成一个比整个太阳系所能容纳的还要大的数目”。①顺便提一句，这或许解释了为何我们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制度，直到最后纸币的发行不再需要任何的商品基础。于是，世界货币的供给是无限的，因为它们仅仅是数字而已。美联储可以转眼之间立即增加约一万亿美元的货币供给(但增加金块就另当别论了)。虽然无限积累的观点“胜过一切信仰”，但马克思表明，它实际上促使了1847—1848年和1857—1858年两次金融和商业崩溃的发生。借贷关系能够脱离控制并产生越来越多的信用货币(欠条数目的增加)。这必然会带给所有的信用市场一种虚拟的性质。

因此，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又不成熟的概念：虚拟资本。这给了货币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一个更为形象可感的形状和形式。它的作用是在对1847—1848年的商业和金融危机不完整的——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令人困惑的考察中发现的，并且整个考察和对一个叫奥维尔斯顿的人的观点的批评混在一起。我再次强调，拜物教正如在第一卷中定义的那样，是真实和客观的，即使它掩盖了深层的价值关系。超市里的商品的确是用来交换回货币的，但却是以掩盖创造了它的劳动(价值)的信息的方式。虚拟资本的概念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它并不是因为嗑了药而精神错乱的华尔街银行家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真正的资本形式一以有价格的商品形式存在的货币。虽然这种价格可能是虚拟的，我们也不得不回应它(不管是支付抵押，为我们的存款寻求利息，还是借钱去做生意)。

细节部分我们会在后面进行讨论。但是在马克思对借贷资本(为扩大生产而借的货币)和扩展到贴现票据(促进市场上价值的实现)范围内的货币之间区分的讨论之中，有一个重要且简洁的说明。货币资本从完全不同的两方面介入了产业资本的流通一即循环的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同一个金融家可以一面借钱给开发商建造住宅，一面借钱给买方购买那些住房来保证市场需求。因此货币资本同时增加了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很容易看出这是怎么成为一个封闭循环的(比如，在住房的生产和实现过程中产生的资产泡沫)。这便是利息率和利润率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极为重要且经常是投机性的方式。

五 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21一26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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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章节中论证的思路从流通的技术层面转移到了更加深层的领域。在第二卷中提到的所有的弱点、脆弱性和潜在的崩溃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货币资本和更为重要的货币资本家，拥有了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服从于剩余价值生产。货币形式的拜物教特征容许了这些幻象和谎言的产生，但是它们总是周期性地爆发为不可控的、剧烈的金融和商业危机。

但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两个角色却被内化到同一个人身上了。因此，个人如何感知他们所处的环境并作出反应，对理解资本积累的动态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并不习惯于探索这些“个别性”，比如企业家精神的内在作用、预期的心理学和信任在金融事务中的作用。但在这些章节中，确实出现了足够多的旁白，可以看出他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在整体分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然，有关心理方面的问题在之后由凯恩斯作了更明确的分析，并且“预期”现在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

这里的分析有助于理解2007—2009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和之前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但是，我们必须当心，不能曲解马克思的原意；当运用马克思在分析1847—1848年和1857—1858年危机时所提出的不完整和经常是模糊不清的理论时，也不能对其进行过度的拓展。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技术分析所围绕的哲学主轴体现在下面这段评论中：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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