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然而，《资本论》第二卷显示，在流通体系中，形成危机的趋势总是独立地、自主地存在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太喜欢这个观点。这引发了怎样开展反对商人、银行家、外汇炒家等人的阶级斗争的问题，还有怎样理解这些人所参与的活动(保险、对冲、衍生品、抵押债券、信用违约掉期等)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矛盾是什么，并且识别独立地、自主地形成的商业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能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更好地理解金融巨头的作用，比如声名狼藉的“吸血鬼乌贼”高盛集团、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等金融巨头；同时也需要理解如沃尔玛、宜家、家乐福这样的商业资本家在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

对于理论框架中应当包括什么，不应当包括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自始至终都做了严格的限制和筛选，在第二卷①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取舍的道理在哪里，为什么是合理的呢？例如信用制度和生息资本的循环虽然经常被提及，但总是被放在一边，并补充一句“在这里没有必要考虑这种循环”。为什么不加以考虑呢？在缺乏信用制度的情况下讨论固定资本循环或周转时间的不同，在表面上看并不太合理。那么为什么马克思系统地把信用排除在了第二卷的研究之外，同时又承认考虑

导言

① 对这一卷唯一的研究是 Christopher John Arthur and Geert A. Reuten, eds.，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Essays on Volume Two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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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制度后所有的情况都会改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马克思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著作(比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之间非常令人担忧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否则很难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页就指出了这种矛盾关系。通过把商品定义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马克思绕开了使用价值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在之后提到一笔)，认为“研究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从这里和其他的一些叙述我们可以合理地断言，马克思清楚地把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理解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于是产生了应该怎样理解政治经济学重要性的问题。对第二卷来说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我相信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所做的取舍。

当然，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绝不缺乏关于历史的内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它是一种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历史性的建构，而且有潜力(如果不说必然的话)演变成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其他社会形态。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著作和新闻评论则较少用到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资本的运动规律当然，尽管它们确实记录了真实的阶级斗争所引起的动荡。唯一的例外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之后很多《资本论》中研究的主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都能轻易找到。早期的历史著作中能找到政治经济学，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了法国经济危机和1847—1848年革命的后果；而到了《法兰西内战》，要发掘其中的经济学内容就需要付出很大努力了，这本书主要写1871年的巴黎公社①，关注点几乎都在瞬息万变的、有时看似偶然的政治动态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产业后备军的生产，利润率的下降，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等即使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写的历史文章中也都没有提及。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K.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 K. Marx and V. I. Leni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New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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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在流动的、偶然的和唯意志论的历史、政治作品的语调和严密的、科学的、强调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语调之间存在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著作的两种不同类型本不会如此令人困惑。这样看起来有两种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它们本来没多大关系，除非在一些相当了无生气的争论中，比如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否是个科学的问题，或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否是历史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很多是由恩格斯提出的并在斯大林那里变成了教条。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文版的导言中，马克思列出了指导他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则。这有助于解释马克思在建立理论大厦时遵循的规则，并揭示历史和理论之间的差距来自何处。我认为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被这些规则严格地(如果有人想批评的话，某种程度上我就是，我们应该说是“教条地”)限制住了(而且没有比第二卷更好的体现了)。这个框架让马克思超越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性(比如1857—1858年危机的细节在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激发了他的灵感)，产生了一个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尝试性(虽不完善)的替代理论。他认为，这些规律激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的所有历史和地理变化的动力。但是，得到这个一般理论也付出了代价。马克思确立的一般性理论框架限制了这些规律的适用性，我们需要花很大工夫才能理解特殊的历史运动和重大事件。①

马克思追求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他希望这门学科能有类似于物理和化学知识结构那样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即使考虑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规律能和自然法则一样起作用。他好几次将价值比喻为地心引力。更好的比喻是流体力学规律，它是所有关于大气与海洋动力学的理论基础，也是不可胜数的其他种类流体运动现象的基础。流体力学不能被不加任何改变而机械地用来预报天气或分析气候变化，即使这样也还有很多不能解释的情况。马克思的资本的运动规律就是这种类型的规律，它没有也不能解释现行经济气候的所有方面，更不必说预测明天的经济形势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没有用。物理学领域中没有人因为流体力学规律不能准确预测明天的天气而无视它。

导言

① 更详细的争论参见 David Harvey, “History versus Theory:A Commentary on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 2(2012), 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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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一般的方法是这样的。他假设众多从17世纪就开始研究这个话题的政治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为理解身边复杂的经济世界作出了真诚的尝试。当然有“庸俗的”经济学家试图为自己生来就享有的阶级特权进行辩护但是威廉·配第，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不属于这种情况。即使是庸俗经济学家，其愚蠢的观点也揭示出了资本内在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的精彩剖析一样)。通过批判性地(运用了辩证法)探索他们的经济理论及其观点的内在矛盾，马克思的目的就如他在《资本论》前言中说的那样，是要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做出另一种解释。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经济科学，而没有直接用到历史、人类学和统计调查归纳。这一方法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最为明显，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存在。马克思引用了很多当局(有人认为过多了，很多情况下我同意这一批评)的资料，以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文献(比如来自马克思所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工厂巡视员报告)。那么马克思怎样诠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一般方法呢?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怎样确定研究主题的呢?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对自己观点的叙述很容易和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混淆起来。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利润率的下降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规律”，提到的第一个例子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一规律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对马克思的著作做深入研究才能解决。总的来说他接受了规律的主要内容，但是对规律的作用机制做了新的阐述。

016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

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①

这段表述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方法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一般(生产)、特殊(交换和分配)还有个别(消费)之间的区别，这里的一般是确定的、规律性的，特殊是偶然的、视情况而定的(例如社会斗争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个别在我看来是变化莫测的，潜在地是混沌的。同样我们也要注意消费这一“个别”很大程度上在“经济学之外”(就像《资本论》第1页中写到的，可能属于历史王国)。这里的总体框架如表1所示。

导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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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三段论“被公认为是一致的”，马克思说它还只是“肤浅的”。所以他拒绝了这个三段论，而是用辩证法研究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怎样在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总体中结合起来。马克思对生产和消费、生产和分配、生产和交换的内在辩证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后得出了结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①马克思所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机整体(总体)并不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尽管它来自于对黑格尔概念的革命性改造，而非仅仅是简单地颠倒过来使用)。它的结构是生态系统的，由葛兰西和列斐伏尔所说的不同时刻的“总体”或德勒兹所说的不同时刻的“组合”的关系组成。马克思抱怨道：“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②

读者也许期待马克思用辩证法和有机的理论来构建他的替代理论。但是从《资本论》的写作实践来看，即使他使用有机的思维和辩证的一关系性的分析来建构他的批判和探索另一种理论，很显然他最后还是遵循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段论架构框架。他始终尽可能地贴近资产阶级关于生产一般的规律层次的概念，排除了具有“偶然性”和社会特殊性的分配和交换(直到在第三卷的最后部分才进行了讨论)，至于混乱的消费的个别性当然更是如此。因此第一卷和第二卷都假定剩余价值怎样在利息、地租、商业利润、生产利润和税收之间进行分配并不重要。他还假设除了劳动之外，所有商品都按自身价值进行交换(消费者的需求总是能以让价值得以顺利实现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也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没有消费理论的原因(这是很不幸的缺失，尤其是目前消费在美国的经济活动中大约占了70%。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一数字是30%，也许更接近马克思所处时代的一般水平)。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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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第一卷中对劳动的分配份额的特殊形式工资进行的研究非常薄弱。对于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因素的讨论用了两页纸，马克思先列出了很多因素(从气候到阶级斗争的情况再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然后说劳动力与其他的商品不同，因为它包含了道德因素，但是在一定社会一定时期内它的价值是已知的。后面的分析按照劳动力价值固定的假设(我们知道它从不是这样的)进行。之后关于工资的章节少得可怜。马克思没有尝试建立工资决定理论，他所做的只是无数次地重复剩余价值理论，并探究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对剩余价值的掩盖。他还写道，当国家间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不同因此劳动力价值不同时，贸易问题需要研究。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同样分析了资本的商品和货币循环而没有提及分配货币资本的利息和商业资本的利润而且排除了对信用制度的分析，尽管他无数次地承认信用是必须的而且当信用被纳入考虑范围后所有情况都会发生变化。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分析中发现了对这种情况的排除，几乎每次的原因都是它不属于马克思唯一关注的一般性的范畴。整部《资本论》都是这样。马克思在第三卷看似重要的“信用和虚拟资本”这章的开头写道：“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已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在我们的计划之外。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①

导 言

019

在这里我要提出一点警告，这个排除有时是过分的(比如对劳动力价值的决定，马克思应该做出说明)。面对这样的情况，马克思通常的做法是对问题做一个简短的描述(比如与自然的关系或工人的消费需求)，然后在回到对生产一般的研究之前加入一些关于问题重要性的声明。马克思在这样的问题上几乎不费过多的笔墨(很少超过几段话，有时甚至只有一两句话)。

那么，在自己已经有了辩证的、关系的和有机的方法去理解资本如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如此严格地坚持资产阶级的知识结构呢？我对此也没有很好的解释。我能肯定的是他确实这样做了(由文本得出的证据不容置疑)。我最好的假设是，马克思根本的意图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古典政治经济学自己的术语批判它本身。所以为了说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和不足，他不得不接受了这些术语的一般性质。因此如果资产阶级理论家事先假定了一个非强制的自由市场，那么马克思也需要这样做(就像他在第一卷第2章中所做的那样)。如果一般、特殊和个别之间的区别是资产阶级思维模式的基础，那么马克思也需要使用这个基础。这是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但还是不能完全让人满意，因为马克思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术语而拒绝了其他的。比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没有涉及供给和需求或效用的问题(我们不久将看到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从不对自己选择的逻辑进行解释。很明显他通篇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一般、特殊和个别这三个层次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还有第四个层次—普遍性—涉及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生产视作“包裹在独立于历史之外的永恒的自然法则中”的做法表示了强烈反对。马克思反对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化”，从不放弃任何抨击这种自然主义观点的机会(包括李嘉图学派和马尔萨斯学派认为利润率注定会下降是因为自然资源的缺乏和地租上涨的观点)。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性不能用自然法则的普遍性解释。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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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克思同意“资本主义生产”是规律般的一般性，他还是拒绝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将其理解为纯粹“自然”的东西。资本主义虽然是具有规律性的，但是这些规律(包括那些关于私人财产关系的)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这些规律应该和我们赖以安身的自然界的法则(如物理、化学还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区别开来。这些自然法则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能脱离它们。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写道：“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①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②我们只能遵循自然法则。

马克思科学研究的焦点是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一般规律是怎样形成的，这些规律是怎样起作用的，还有这些规律为什么和怎样变化。马克思希望不涉及我们和自然之间永恒的新陈代谢关系的普遍性来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把普遍性、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之间的区别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给它们注入了来自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关系的和辩证的意义以及批判性的策略。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他将它们置于有机总体中以将其变成自己的理论。接下来问题就变成了理解这些不同的“时刻”(moments)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的普遍性、剩余价值的生产的一般性、分配和交换关系的特殊性，还有消费的个别性是怎样相互关联的。他接下来需要说明如何把规律般的生产与其他东西分离开来，以及这样做有什么必要。

导言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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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在生产的一般性这一规律层次上开展分析的。为什么要赋予生产以优先权呢?马克思认为“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①这句奇怪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把“支配”自身的生产解释为产品和服务的物质生产，或是具体的劳动过程，甚至是商品的生产都是错误的。非常不幸的是，这是个十分常见的误读，导致了对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思想、人类欲望等是由物质资料生产决定的说法的误解。这是生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误读，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导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关系。说到底，《资本论》第一卷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对物质劳动过程的动员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当马克思说在“生产的对立性定义”中，生产支配其自身的时候，他的意思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具体的物质劳动过程在所有方面是最重要的。不产生剩余价值的物质生产过程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在马克思宏伟的计划中，这意味着为他人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需要扭曲和支配了人的感觉器官通过劳动过程所能获得的解放的潜能。这个结果是对人类自身潜在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普遍异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一些最有说服力的章节再三强调了这点。

简言之，通过资本循环进行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规律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做出的根本性突破。马克思继续写道：“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①这里“单方面的”是指物质劳动过程而不是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么这里的“决定”是什么意思呢?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6—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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