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之中。①

怎么强调从阶级斗争的动态过程来思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虽然在劳动过程中和劳动力市场上工人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关系是很清楚的，工人和作为所有权的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则显得非常的抽象和不透明。发动工人去反抗货币资本的权力及其流通方式存在更多的问题。小企业比工人群体看上去更有可能反抗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权力。这些斗争一般很难整合到通常所说的阶级斗争里。从历史上看，反抗货币资本家权力(更为一般地反抗食利者)的斗争倾向于采取(并继续采取)民粹主义形式。最近，我们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能直观感受得到的民粹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生息资本给生产资本施加了生产剩余价值的压力；利息率越高，这种压力就越大。于是，生产者就对工人们说，他们所遭受的高剥削率反映了高利息率，从而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生产资本家身上转移到银行家的贪婪和权力上。阶级斗争的动力因此被错放甚至是扭曲了。

然而，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货币资本家和生产资本家这两个不同角色被内化在同一个人身上自然而然地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把自己的企业家收入当作

同资本所有权无关的东西，宁可说是他作为非所有者，作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因此，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的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是他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工资，是监督工资，wages of superintendence oflabour，是高于普通雇佣工人工资的工资，1.因为这是较复杂的劳动，2.因为是资本家给自己支付的工资。①

五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21一26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5—4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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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事情被如此观念化了，资本家就可以选择自己干活(并给自己支付监督工资)，或者雇佣其他人来做这项工作。这样，人们就很容易忘记利息和企业主收人“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并且它们的[在一般工资和监督工资之间的]分割丝毫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它的起源和它存在的条件”。②这一章的剩余部分讨论了这一选择的结果。

资本家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利息只代表了资本的所有权”，那么利息相对于剩余价值生产“只代表两类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这样，这个利息形式

使利润的另一部分取得企业主收入，以至监督工资这种质的形式。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执行的特殊职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区别和相对立中具有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他除了具有作为资本家的属性以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异化的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现实的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③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29—4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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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这些都反映在“资本家的意识中”。①

这样一来，“利润的一部分事实上能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在以更为复杂、更为细化的分工为特点的大规模生产企业中，这种工资实际上付给了经理人。“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注意这里的必然性)，不过这种结合的方式有所不同。②企业中复杂的协作关系需要一个“乐队的指挥家”(在第一卷关于协作的章节中出现的形象)，并且这种形式的生产劳动可以要求得到一个更高的报酬率。然而，通过统治权和独裁来管理剥削也需要一种管理的权威。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大意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统治权把各种统治的职能加在掌权者身上，这就是说，在经济领域内，他们必须会消费劳动力”。③一旦他们足够富有了，“主人就会把这种操心事的“荣誉’让给一个管家”。管家的形象在第一卷中关于协作的那一章里就已经提到了。但是，许多生产方式都存在劳动的监督问题。从马克思给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对奴隶劳动的管理是资本主义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先驱。种族低劣的信条在为组织特殊的“其他人”从事劳动进行辩护上起了重要作用。根据奥康瑙尔律师在纽约(“在热烈的掌声中”)的演讲，主人确实有权利要求“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奴隶)，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④目前，已经有许多文献证明了在不列颠被广泛运用的工厂管理技术，事实上是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中为管理大批奴隶所率先使用的。

“尤尔先生早已指出，”马克思继续写道，“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无论事实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进行了”。①这种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②但是根据马克思简要的描述，这两种情形中的做法显然完全不同：

五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21一26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2—4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3—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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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随着信用而发展起来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占有权相分离……③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

企业主收入和监督工资或管理工资的混淆，最初是由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造成的。由于一种辩护的意图，即不把利润解释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把它解释为资本家自己劳动所取得的工资，这种混淆就进一步发展了。针对这种情况，于是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要求：要把利润实际地缩减为它在理论上伪称为的那种东西，即单纯的监督工资。④

但是，非技能化使得监督工资也倾向于下降，所以这一错误理论承受了更大的压力。随着工人合作社的形成和股份公司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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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最后很有预见性地提出了一种扭曲：“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②

这些理论的当代意义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在马克思的年代，监督工资实际上可能远远低于企业主收入。但是一旦引入这种差别，所有者和监督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发生变动。比如，在股份制企业中，监督者—即CEO和经理——越来越成功地以所有者的利益为代价中饱私囊。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本很有影响力的著作③中，伯利和米恩斯指出，一个特殊的管理层的兴起彻底重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关系。马克思借用尤尔先生的观点，预言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潜在意义，以及管理阶级出现的可能性。他并没有预测到它的全盛状态，部分是因为股份公司形式那时才刚刚起步。但是，他确实预见到了后来被称为“货币管理资本主义”下产生的各种新的“欺诈”方式的可能性。

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形式合作社中(就像罗伯特·欧文所做的社会主义实验那样)，管理者报酬的问题也出现了。坦率地说，如果今天所有的机构和公司都以“蒙德拉贡模式”(在前面讨论过)运作，那么我们将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美国大学校长的年工资不会超过十五万美元，而不是超过一百万美元；而助理教师将不会只赚两万美元(如果他们足够幸运的话)，而是能赚五万美元一年。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明显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即使是在19世纪的下半段，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关于“其他人的钱”的观点还是被理解为玩笑的说法而这正是马克思所认识到的一点。但是现在，这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即使近来用股票期权支付管理者工资的习惯模糊了所有权和管理的区别，这个问题也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因此，马克思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评论具有当代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从根本上指出了作为资本的形式或报酬的监督工资的演变，掩盖了对生产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

五 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21一26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Adolf A. Berle and Gardi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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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卷第24章：从拜物教到虚拟资本

“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第24章以这句话开头，“信用和虚拟资本”一章紧随其后。马克思的思路开始转变，拜物教的极端形式——信用货币—控制了资本运动规律。它产生了虚拟的形式，这些形式神秘化、扭曲并最后破坏了马克思迄今为止所关注并将之理论化的资本积累的运动规律。这里的语言振聋发聩：

资本表现为利息的即资本自身增殖的神秘的和富有自我创造力的源泉。现在，物(货币、商品、价值)作为单纯的物已经是资本，资本表现为单纯的物；总再生产过程的结果表现为物自身具有的属性……因此，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

下面这一点也是颠倒的：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利息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原初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和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生息形态，资本的这样一种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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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神秘化对庸俗经济学家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即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有着“独立的存在”。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资本家对这种拜物教形式的颠倒扭曲已经迷信到何种程度，以至于他们不能理性地安排自已的再生产？如果说竞争的强制规律和他们所能获取的全部市场信号给他们指明了错误的方向，那么资本除了给自已挖下更深的陷阱即便没有自掘坟墓那么严重还能做什么？

这一问题贯穿了整部《资本论》。它第一次也是最明显的一次出现在第一卷关于工作日那一章中一竞争使资本不断延长工作日，甚至到了危害生产剩余价值的人的生命的地步。在这个例子中，国家对工作日长度的干预才把资本家从这种“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②的政治主张中拯救出来。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谈到资本如何“取得了它的纯粹的物神形式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是非常有趣的。好像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任务就是为了揭露统治资本主义体系的拜物教，他在这里完成了这个计划。

这一结果有很多的推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种拜物教形式(马克思用几个令人叹服的段落回顾了这个问题，并引用歌德的话“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怎样产生出一种复利的幻觉和幻想。某位普赖斯博士，我们读道，“简直为几何级数的庞大数字所迷惑”，①在1772年这位评论家想入非非，投资“一个先令，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6%的复利放出，会增长成一个比整个太阳系所能容纳的还要大的数目”。②在这种魔力下，一个硬币的初始存款就能简单地偿还现存的所有债务(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这种观点也可以在1851年的《经济学家》杂志里找到：“资本加上每部分储蓄资本的复利，把一切东西都攫取走了，以致世界上能提供收入的一切财富早就成了资本的利息，”它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所有的地租现在也是对以前已经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支付的利息。”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一说法意味着“资本的天生固有的规律，凡是人类所能提供的一切剩余劳动都属于它”现在却明显属于“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属性”。③

五 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21一26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1—4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原文为法语aprèsmoi,ledéluge，直译为“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相传出自法王路易十五之口。—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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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指出“只有当利润(剩余价值)中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即被用来吮吸新的剩余劳动的那部分，可以叫作利息的时候，资本的积累过程才可以看作是复利的积累”，马克思把资本能自动进行复利增长的“玄想谬说”拉下神坛。但是，存在另外一个事实：“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会不断在再生产过程的进行中或多或少地贬值”，部分是因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会降低过去劳动的价值，也可能导致利润率下降，正如第三卷的前几章所说的那样)。那么，创造和毁灭的均衡点在哪里呢？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同一，为资本的积累设置了一个质的界限：总工作日、生产力和人口(可以同时剥削的工作日数目由人口限定)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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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相反地，如果剩余价值在利息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上来理解，那么，界限就只是量的界限，并且会超出任何想象。①

这个物神的威力恰恰在于，它在幻想的外面有一层真实的外壳。在生息资本这一形式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按照这个观念，积累的劳动产品，而且是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劳动产品，由于它天生的秘密性质，作为纯粹的自动体，具有几何级数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②随着资本力图把过去和现在劳动的使用囚禁到这种拜物教观念中，和自己对永不中断的复利增长的承诺，苦果便酿成了。要发现这一切中的潜在矛盾并不困难。当在没有界限的货币系统内流通的生息资本上下盘旋，到达复利资产和虚拟资本价值的最上层时，实际剩余价值生产的量的界限很快就被抛在脑后了；只有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这种限制力量的存在才被承认。

论第三卷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

在第24章的振聋发聩的揭示之后，接下来的两章有点令人失望，尤其是看到25章的标题，似乎许诺要揭示虚拟资本的秘密。这部分是因为马克思决定避免“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③包括国家信用的发展。他把自己的考察范围限定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因为这些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特征所必要的”。换句话说，他又回到了一般性层次的讨论上，把其他情况都排除在外。前几章中那些狂热的主张如今又被冷静分析的努力限制住了。

五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21一26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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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商品贸易的繁荣，信用制度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先买后付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货币被越来越多地用作“计算货币”。支付的承诺也可以流通，马克思把所有这样的业务概括为“票据”。由于许多这样的票据通过债权债务的平衡互相抵消，因此，即使没有金属货币的或者国家纸币的参与，它们也能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

马克思引用了一位叫威·利瑟姆的银行家的话(我赞同他的观点虽然我不知道如何加以说明)，他试图去计算在英国境内流通的这种票据的总额。很显然，这些票据的名义价值远远超过了我们手头的黄金总量。利瑟姆写道：

汇票没有别的办法加以控制，除非防止出现货币过剩，防止出现低利息率或低贴现率，这样可以避免产生一部分汇票，并不致使汇票过度膨胀。要判断票据有多少是来自实际的营业，例如实际的买和卖，有多少是人为地制造的，只由融通票据构成，这是不可能的。融通票据，就是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签发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创造出虚拟资本。在货币过剩和便宜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办法被人使用到惊人的程度。①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是这一章中唯一一次明确地提到虚拟资本。只有在第29章，马克思自已才分析了这个范畴。但在这里，他的确考察了这类用欠款凭证进行的交易中的一些做法产权通过欠款凭证而没有借助于传统的货币易手。

这种交易定义了一种新的和非常特殊的经济角色，即货币经营者或者银行家。这些中介人不仅专门从事票据贴现，而且从事“生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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