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息资本的管理”以及货币借贷业务。“这方面的银行业务是：银行界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①——回想一下，货币资本就是资产阶级的共有资本。“银行的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马克思简要描述了几种银行类型的各种职能之后得出结论：银行实际上只是利用自己的良好信誉介入了所有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在某些情况下也发行一些银行券，而“银行券无非是向银行家签发的、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②发行银行券的银行通常是“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物，事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它们的银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对此做过多说明，但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从商业交易活动中发展起来的银行系统和银行职能，而不是私人和国家职能奇特结合的“混合物”。在文中插入一些实例来说明这种严重扭曲的任务也留给了恩格斯，而也正是这些扭曲促成了1847—1848年和1857—1858年两次经济危机。

论第三卷第26章：货币资本的积累

这一章主要是由对一些评论家言论的大篇幅引用，以及对《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的一些证据的大量引用(其中最主要的是奥弗斯顿的证据)构成的。尽管马克思到处插入了一些批判性的评论，但是很难找到任何系统的批判。很难说马克思是全盘接受了他在文中所介绍的一些观点，还是他只是为了接下来的批判性考察才复制的这些段落。

五 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21一26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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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以对科贝特①的《通货论》的大段引用开始。我认为这段引用的文字非常有趣。在英格兰，货币形式的财产的稳定积累给科贝特带来这么一个问题：

在获得货币的愿望之后，下一个迫切的愿望是，按照某种会带来利息或利润的投资方法，再把货币投放出去；因为，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因此，如果在过剩资本不断涌来的同时，投资范围得不到逐渐的充分的扩大，那么，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就必然会周期性地，在不同情况下多少不等地积累起来。多年来，国债一直是英国过剩财富的一个大吸收器……在经营上需要巨额资本并不时地吸引多余的闲置资本的各种企业……至少在我国是绝对必要的，以便为在普通投资部门找不到地盘的社会过剩财富的周期积累打开出路。②

马克思没有对这段做出任何评论，不管是批评的还是肯定的。但是，在整部《资本论》中有几个地方，我称之为“过剩资本的处理问题”的确出现了。在科贝特的解释中，有一点令我很感兴趣：国债是一种受欢迎的“排水口”，而远不是一贯被认为的糟糕的负担；那些大企业(比如说，大型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项目)对吸收过剩资本也是“绝对必要的”。所有这些都和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般观点相一致，即财富的积累必然和债务的积累是齐头并进的。我无法得知马克思是否本来打算明确讨论这个观点，但是，他的确没有否定它。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科贝特(Thomas Corbet)，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追随者。—译者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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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章中，我们知道，马克思对当时的英格兰银行董事诺曼先生提出的所谓的“通货原理”肯定是持否定态度的。并且，他肯定也不赞同“高利贷逻辑学家”、银行家奥弗斯顿勋爵的观点。但是，因为在这里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后面得到了处理，所以我也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放到本书的下一章。

五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21一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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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37章)

在第28章之后，马克思论述信用对资本的作用的文本质量迅速恶化了。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在第30章之后，恩格斯发现“真正的困难”开始了：

从这章起，不仅要整理引证的材料，而且需要整理思路，因为思路不时为插入的句子、离题的论述等等所打断，然后再在别处展开，而且往往是完全附带地展开的。因此，第三十章是经过挪动和删节编成的，而这些挪走和删去的东西在别处得到了利用。第31章写得又比较连贯了。但手稿中接着是题为《混乱》的一长篇东西，都是议会关于1848年和1857年危机的报告的摘录。在这些摘录中，汇集了23个实业家和经济学著作家的证词，并且有些地方加了简短而诙谐的评注。①

几经尝试后，恩格斯放弃了重建马克思《混乱》中的观点，最终他将自身的努力仅限于复制马克思的笔记，并强调了一些他临时做出的批判性补充。

我并不推荐读者一上来就全面细致地阅读第30—35章。必须强调，理解《混乱》这篇存在很大的挑战。马克思不是暗示过资产阶级的思想存在混乱，而他自己的思想并没有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在澄清这一问题时做得很差。或者马克思的意思是信用货币世界中的矛盾太深了，以至于可能产生全面的、破坏性的混乱和危机？这两方面的意思马克思也许都有。看来的确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说明。因此，在深入探究各个章节和评论更加相关的段落之前，我想先对我所理解的总体脉络做一个综述。必须澄清的是，我这样做并非是要声称我的解读是唯一可能的，更不用说是唯一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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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在第27章里勾勒出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作用的轮廓之后，马克思用两章分析了银行和银行家为资本的生产或实现提供流动性(现金或银行券)的作用。接下来关于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的三章主要集中于虚拟资本开始独立的运动后产生的后果，这里容许与剩余价值实际生产无关的各种投机和权力关系扭曲的存在，尽管剩余价值生产好像还对金融体系的过度膨胀有某种隐约的限制性权力。接下来的三个技术性章节主要由官方报告编成，很难从中看出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因此我并不在这里尝试综合或解释这些材料。最后一章关注前资本主义关系，对历史上以高利贷形式存在的信用做了有趣的描述，并提供了一些关于政治可能性的有挑战意味的看法。

一些关键的线索贯穿这些章节。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信用制度增强对“阶级的共有资本”的深远影响，正如他早在第22章和对商业资本的总体介绍中陈述的那样。无论怎么强调这种想法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它将货币资本循环看作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引导了实现总体资本再生产的资本流动。此外，它意味着一种资本的社会化标志着资本特征的一些根本改变。例如，股份公司有利于集体、联合资本的出现，一方面允许了资本主义在规模、范围以及形式上的巨大扩展，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市场的道路，在世界市场里联合劳动和集体产权会得到更快的发展。马克思甚至认为股份公司会由于其联合的特性而成为向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基础。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很奇怪的，但在他那个时代确实存在一些有趣的原因使人考虑这种可能性。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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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崛起所固有的积极和消极的可能性在法国银行家伊萨克·贝列拉身上有很好的体现，他具有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①因此，就让我稍微偏离一下话题来谈谈这种“有趣的性质”是什么(正如马克思在36章所做的)。

19世纪30年代，贝列拉兄弟(伊萨克和埃米尔)从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那里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并把一些乌托邦想法(尤其是关于联合资本力量的观点)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付诸实践。根据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圣西门(1760—1825)“天才般的如百科全书一样的头脑”。②圣西门想要给国王提供建议，于是他给国王寄了很多书信，提出了改善集体生活的各种途径，以避免他所极度厌恶的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变革。圣西门大概是最早提出欧盟之类想法的思想家之一。假如人们听从了他的建议，两次世界大战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他提出政府应该具有合理性和代表性，从而在仁慈的君主制度下可以通过立法保证所有阶级的利益。他还强调了将资本和劳动力(包括手工艺人和资本主义企业家)结合起来以建造有助于提高每个人福利的大规模(一定程度上是有计划的)项目和市政工程的重要性。为了使之变为现实，就需要将分散在社会中的以浪费形式存在的小量货币资本以联合的形式集中起来。

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发动政变，次年登基，是圣西门思想的“粉丝”，有时被称为“骑在马背上的圣西门”。他通过兴办大型项目来调动1848年危机和革命运动后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在这些项目中，贝列拉兄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创办了新型的信用机构，把无数分散的小额资本集合成圣西门所主张的联合资本，因此支配了第二帝国的金融体系。他们通过对信用纸币的控制，成为豪斯曼男爵重建和改造巴黎的大规模计划的关键参与者，以此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他们热衷于建造住宅楼和百货商店，同时也垄断了公共设施(如煤气灯)和城市内部新的运输、通信事业。但是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繁荣，伴随着贝列拉兄弟和保守派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业之间传奇性的敌对竞争(左拉的小说《金钱》中有集中的描述)终于在1867年的金融崩溃中结束了。这次崩溃完全摧毁了贝列拉兄弟的投机信用帝国。马克思写以下内容的时候很可能考虑到了这一敌对关系：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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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①

罗斯柴尔德(犹太人)信仰金是货币基础的“天主教”，贝列拉兄弟(也是犹太人)则信仰纸币。崩溃发生的时候，纸币变得一文不值，而金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诱人了。

对信用纸币和商品货币(如金)之间紧张关系的描述在这几章无处不在。马克思在后面论述贵金属和汇率的章节里才明确地阐述了这种关系。要是没有这方面的论述，那一章会显得相当散漫：

正是信用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该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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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过敏现象。①

金属准备保证银行券的兑现，因此担当着“整个信用制度枢纽的职能”。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构：

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我在第一册第3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少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因此，即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②尽管连全球信用和货币体系中徒有其表的金属或商品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被废除了(虽然所谓的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人还很多)，全球金融体系枢纽(以美元为中心)的等级制结构设想貌似依旧是合适的。我们比马克思活着的时候更接近这样一种现实：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48—6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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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像的东西。

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而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①

马克思在前面已经更加充分地论述了这些关系：“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②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就是这种独立形式。那么当信用货币和信用业务取代了商品货币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会突然作为惟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这里确切体现了拜物教理论。第二，“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当金流向国外时，信用兑换成货币的可能性，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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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它和现实的金的同一性，就成问题了。为了保证这种兑换的条件，就采取各种强制性的措施，提高利息率等等。……信用货币的贬值(更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①

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发生的事情吗?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努力去纠正的“不可避免的”的问题吗？

尽管“信用货币和真实’货币之间的紧张关系很久以来都是可辨认的”，但是

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1.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2.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对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在这个限制面前碰破头。②

因此，商品货币形式是生产扩张的一个障碍，这种障碍可以用信用货币来克服或绕过。但是，有时信用货币的质量与可靠性只能由它们与商品货币的可交换性来证实。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84—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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