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有一件事对于所有的分析者(包括马克思)而言都是非常困难的，即要理解两方面的差别：一方面是财富在金融和信用制度内的循环，另一方面是“实际”财富的生产。华尔街和大街①之间的关系(或者用英国人的话说，城市和商业街之间的关系)使每个人都感到迷惑。目前关于如何对待欧元的争论对这种困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阐述。马克思认为，纯粹基于商品货币的货币体系将会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这是因为金的数量满足不了需求。我们现在所谓的“金融抑制”是一个明显的、持续的危险，当货币(任何种类)的数量不足以支撑资本积累带来的持续扩大的商品量流通时，这种“金融抑制”就会出现。因此信用货币不但对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是必需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有初步的证据表明(虽然据我所知还没有经验研究)资本积累的历史是和信用货币的积累以及与其共存的债务积累同步进行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资本才能“没有限制地”进行积累。但是如果资本积累取决于同时进行的信用货币和信用票据的积累，那么必定会产生一种基于信念、信任和预期且会周期性突然失控的拜物教信仰。信用货币不是简单地代替贵金属货币：他们会把货币体系和货币的概念带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上，会欢迎而不是揭穿在信用制度中所隐含的拜物教。信用“泡沫”，资产泡沫，以及投机性的繁荣和萧条都是资本为了将自己暂时地从货币一商品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然而，这些限制在危机阶段重现了。信用债务数量增加周期性地脱离了实际的价值生产量(无论怎么测量)；然后，商品货币(代表着价值)就通过金融危机消除了信用货币的狂热。正是硬通货的规则把华尔街和大街联系起来了。这就是货币基础中的“天主教义”。顺便一提，这个有关宗教的比喻反映了天主教会长期以来禁止利息的态度(这种立场在当代的伊斯兰教法律中仍然存在，天主教会也直到19世纪晚期才抛弃了这种立场)。马丁·路德有名的对邪恶的高利贷和“公道的”利息率的区分，是新教徒反抗罗马教廷的重要理论依据。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 大街(MainStreet)，来自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同名小说。区别于华尔街(Wall Street)，代指中产阶级或普通民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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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用制度至关重要的是，它具备冲破一切资本积累的货币障碍而无限制增长的能力。纸币(欠条)的创造会导致无限制的可能性。美国2001年之后的房地产泡沫就是这样出现的。价格在上升，每个人都从房价上涨中大赚一笔，而且他们赚得越多，价格就涨得越多。房子就像ATM机一样，没有提取的限制，直到人们意识到房地产的价格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他们收入的支付能力。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接踵而来。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土地投机热潮破灭之后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当崩溃来临时，所有者(掌控着硬通货)的资产流动性才是最重要的。当人们发现流动性不足的时候，止赎、损失和资产贬值就越积越多。

那么这件事普遍的现代意义是什么？世界货币体系中的贵金属货币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被正式废除了。这也许看起来与马克思的思想并不相关。他不是说过“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吗？当然，金依旧扮演一个重要的残留角色。当对纸币和信用货币的信念发生严重的动摇时，金价会激涨，正如过去几年中发生的那样。少数人依旧感觉金是最保值的物品，有关投资金的广告非常多。也许投资金是对的(如果金价在未来五年内翻了三倍，那么我们将后悔没有投资)。但是在当代，要回到金本位是不太可能的。传统的观点认为这对持续扩张的世界贸易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会使世界陷入长期的萧条当中。世界经济依赖于信用经济，并且摆脱不了。

但是，如果整个货币体系中的贵金属“枢纽”消失了，那么什么会取代它成为枢纽呢？答案就是世界央行和国家监管当局两者的结合体(我把它称作“国家-金融联合体”)，它们共同形成了全球货币和信用制度的枢纽。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枢纽就是英格兰银行，而对我们而言，就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和世界其他央行及监管当局，比如英国、日本和欧盟的央行。然而它们的效果是，用人造的制度取代依赖于实际商品生产(金和银)的调节机制。人们的判断是信用创造的唯一规则。但是，人造的制度能正确发挥作用吗？我们必须转而关注央行的组织和调节，以及政策是如何由国家机构制定出来以应对信用制度的周期性过剩的。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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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央行和监管当局的建立是有问题的，或者如果他们按照某些错误的经济理论(如货币主义)去运行，那么政策就会深深影响危机的形成和克服。在很多人看来，央行政策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如19世纪20年代温斯顿·丘吉尔担任财政部长时试图使英国回到金本位的决定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现在有些人说本·伯南克在美联储采取的政策完全使美国走错了方向，而艾伦·格林斯潘那些当时看起来极好的政策促成了2007—2008年毁灭性的经济崩溃。当然，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管制失灵影响了最近的几起事件，也有人鼓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就在于建立一个更好的监管机制。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欧洲央行呢？它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唯一目标而不顾失业，它面对希腊债务危机时束手无策，仅仅推行紧缩政策使得希腊元气大伤并日益衰退。人造的制度是不可靠的，受制于各种社会势力和矛盾意见。他们创造了一个大不相同的调节机制，和商品货币依然作为枢纽时的央行相去甚远。

即便在马克思的时代，金融机构及其政策的不可靠性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马克思把“错误的”1844年英国银行法案作为最好的例子。这项立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了“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①前一个部门持有政府债券和金属储备，以此为储备金发行银行券。该部门用银行券(对贸易极为便利)换取金，并承诺如果需要的话，银行可以“支付给持券者”金(在英国的银行券上，依旧可以找到答应支付给持券者的语句)。因此，在任何时候，我拿着银行券去银行就可以换金。简而言之，银行券是可兑换的(停止兑现往往是那时候的政治选择，实际上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就曾经中止兑现金)。另一个部门则贴现票据，承兑支票，发行债券并参与其他传统的银行业务。1844年的立法在银行的两部分之间创造了一堵防火墙。但是在1848年，一场信用危机打击了银行部。人们对已贴现商业票据和债券失去了信心，发生了银行挤兑。银行部用光了金，而发行部门却拥有大量的金：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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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把银行分成两个独立的部门的办法，实际上使银行董事会不能在决定性时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资金，因而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当发行部还有几百万镑金和1400万镑担保品原封未动时，银行部却已经濒于破产了……这样，1844年的银行立法就直接促使整个商业界在危机爆发时立即大量贮藏银行券，从而加速并加剧了危机；这个银行法由于在决定性时刻人为地增加了对贷款的需求……促使利息率在危机时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①

这与2011年危机中希腊债券利息率发生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所以，这个银行法并没有消除危机，反而使危机加剧了，以致达到了不是整个产业界必然破产，就是银行法必然破产的程度。危机曾两次(一次在1847年10月25日，一次在1857年11月12日)达到这个高度；当时政府暂停执行1844年的法令，解除了银行在发行银行券上所受的限制，而这个办法已经足以打破了两次危机。②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28—6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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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说1844年的银行法案是危机的起因：但是该法案的确加强、加速了其他原因(马克思没有说是什么)造成的危机。但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无法对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危机作出恰当反应呢？这一定是欧洲央行在债务危机时一直被问到的基本问题。这次危机在2011年不仅“吞噬”了希腊，也“吞噬”了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马克思把1844年的银行法案描述为“错误的”，可以猜测他认为可能存在一个不会加剧危机的更好的法案。人类的信用和银行制度可能会被建设得足够灵活，以适应变化的产出、价格和(更重要的)投资者的情绪。但是存在一个能容纳促进危机形成的基本矛盾的金融制度吗？凯恩斯主义者的调控政策全赖于此。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像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①

信用制度深深地根植于商品货币，但后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被彻底、正式地废除了(在3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意中忽略了这一点吗?)，这意味着什么呢？很难说马克思会支持当代的哪些转变。他肯定会更支持凯恩斯主义而不是货币主义(他多次批判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但是我认为，他将永远不可能相信金融改革能够抑制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更不用说克服了。我认为仔细地阅读这些章节，你会支持这个观点。提出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随着对信用的分析，马克思似乎把他对资本的定义放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中。

在金融体系内发生的明显的、周期性的狂热引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容忍这种现象的发生？马克思的回答是非常清晰的。货币关系要适应资本积累的持续扩张，那么信用就是绝对必不可少的。由贵金属基础(以及可以兑换金的银行券)所形成的障碍一定要克服，因为金和银不仅不合适(因为它们相对于商品产出波动变化并不灵活)，而且在根本上是不够的(由于储量的有限性)。此外，一切资本投资(都预期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都具有的投机性质必然会被嵌入到生息货币资本的循环流通中去。并且，正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看到的，变幻莫测的不同周转时间(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只能由一个活跃的信用制度来调节；从储备中释放的“非能动资本”在加速(而不是阻止)资本积累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贝列拉兄弟的做法就十分具有代表性。他们打破了货币基础的限制，让控制了大量金的保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大惊失色。但是1867年的崩溃表明了贝列拉兄弟做法的弱点，因此似乎证明了罗斯柴尔德的(以及马克思的？)信念金具有终极的力量。但是贝列拉兄弟在这十五年间成功吸收了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并且彻底改变了巴黎的建筑环境。当我们漫步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享受着公园、供水和下水道系统，欣赏着市中心的宏伟建筑时，至今仍感到震撼。贝列拉兄弟是空想家和冒险家，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拥有信念并且能把事情做好；而故步自封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则相反。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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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出了一些关于信念、信仰和心理学的有趣问题。左拉的小说《金钱》以萨加尔(贝列拉兄弟)和甘德曼(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斗争为中心，描写金融投机中人们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下面是萨加尔说的一番话，他想要说服他严肃、高尚、好沉思的侄女卡洛琳娜夫人，改变她瞧不起他的投机活动的想法：

“看这儿，”萨加尔喊道，“你将会看到这些无人区和荒芜道路的彻底的复兴，我们的铁路将会穿过这些地方是的！当我们把新的血液注入到这个体系的干涸的血管里时，土地将被清整，道路和运河将被建造起来，新的城市将会破土而出，生活也会好起来的。是的！这就是货币带来的奇迹……”

“你一定要明白，投机、赌博就是核心，是心脏。是的，它从各个小支流中吸引、收集了血液，然后再在河流中把血液输送到各个方向，于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货币流通，这正是大企业的生命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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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投机—为什么是我们所必须经历的刺激物？因为投机是强迫我们生活、奋斗的永恒的欲望。没有了投机，噢我亲爱的朋友，什么类型的买卖都会没有………投机和爱情是一样的。相爱和投机都充满了肮脏；相爱时人们也仅仅考虑他们自己的喜悦；但是没有爱情就没有生命，那么世界就将终结。”①

读了这段文字，你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提到贝列拉时会说起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信用制度看上去是混乱和不受约束的，它酝酿投机热潮和周期性崩溃的能力不受限制。这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利息，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的话来说，属于特殊性，并且由其他特殊性调节(如果可能的话)——比如货币的供给和需求，还有不同资本派系之间的竞争。因此，利息注定是偶然、不受约束和失常的。利息也取决于信念。信念的心理学，正如凯恩斯后来极力强调的那样(左拉也有精彩的描述)，变得很重要。但是在马克思那里，问题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了出来。归结起来，就是要问：当资本和资本家受困于资本表面形式固有的拜物教时，他们将如何发挥作用？一旦在自己的拜物教迷宫里迷了路，资本家该怎样知道他们困境的根源，并找到出路呢?我怀疑这就是马克思这部分手稿的原标题《混乱》的含义。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理解虚拟资本这个范畴，我们马上就会着手。

马克思还暗示了资本的过度生产和过度积累趋势(这就是他后来所提到的资本“过剩”，这种趋势在早期被看作是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基本特点)会触发信任危机，甚至是周期性破坏信用制度的信任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将货币基础的“天主教义”（实际价值是由商品货币即金银代表的)看作是投机热潮的最终抑制力。因此，虽然商品货币(贵金属)从代表价值的中介作用中解脱了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不太可能会同意把价值本身从资本运动规律的“仲裁者”的中心作用上移除。价值的非物质却客观的力量和信用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了最明显的理论问题。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 Émile Zola, Money (Stroud, UK: Alan Sutton, translated by Emnest Vizetelly, 199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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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但他在这些章节里提供了一些洞见，为我们的分析奠定了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是虚拟资本和投机资本塑造(“扰乱”也许是个更好的词)实际的资本积累运动规律的作用。但是和马克思那时候一样，华尔街和大街之间的关系现在依旧是不清晰和有争议的。马克思提出正确和关键问题的直觉能力对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有帮助吗？当我们对单个章节进行深入研究时，记住这个问题是很有用的。然而，我将从讲述信用制度前史的第36章入手。

论第36章：信用制度的前史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做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①这一陈述与前面有些地方相对应。②要注意的是，生息资本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这和马克思偶尔重复的亚当·斯密的错误故事(从物物交换到货币经济最后到信用经济是一个自然的进化过程)是严重矛盾的。③商品化、货币以及劳动力的买卖都必须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正如我们在第二卷的第一章中所见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甚至连生息资本也必须存在于其自身独特的生产方式产生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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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

剩余货币(贮藏)一直存在也必然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剩余货币只有在货币所有者自身变成放款人时才能变成资本。这就要求货币可以作为资本去占有别人的劳动。①

“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并且特别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是联结在一起的。”②“在古代罗马，从共和国末期开始，虽然手工制造业还远远低于古代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商人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已经—在古代形式范围内—发展到了最高点。”③在商人资本那一章，马克思抱怨了经济学家的“混乱”，这些经济学家把货币和商人资本看作是生产的分支(如农业、工业和其他劳动分工)，而不是流通中的范畴。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高利贷有两种形式：“第一，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主要是对地主放的高利贷；第二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④因此，“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⑤总之，这样就完成了第一卷中所描述的原始积累过程(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用这个术语)。在这个过程中，“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财产导致了不依赖于土地所有权的货币财产的形成”。⑥这就呼应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论点一货币(资本的“蝴蝶”形式)和商品具有最高的流动性，帮助商人资本取得了对封建地主的统治。

然而，大规模货币资本的集中能否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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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①高利贷也许帮助削弱和摧毁了古代和封建的生产方式，但是其本身没有也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尽管高利贷集中了货币的力量，但“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②它“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③

高利贷毁灭性的力量激起了公众的憎恶和许多强有力的制度的抵制，比如天主教会直到19世纪后期还禁止高利贷。这章的最后提到了马丁·路德区分高利贷和“公道的”的利率的主张这是同罗马教廷决裂的新教改革的一个方面。马克思认为，

“拿这个[高利贷者的]利息的水平和现代利息率的水平加以对比，是相当荒谬的，因为除了归国家所有的部分外，高利贷者的利息会占有全部的剩余价值，而现代的利息，至少是正常的利息，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进行这种对比时，人们忘记了这样一点：雇佣工人为雇用他的资本家生产和提供利润、利息和地租，即全部剩余价值。”④

因此，作为资本主义下的生产者，劳动者不能成为债务奴隶。但是马克思有预见地指出，他们作为消费者可能成为债务奴隶⑤。马克思在这里极为罕见地提及了工人作为消费者担负债务的可能性。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4—6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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