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因此，“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样一些所有制形式，正是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以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建立着政治制度”，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手段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为资本”。①马克思没有详细阐述这些“其他的条件”是什么，但是他谨慎地没有指定任何条件(比如生产力的革命或是在心理上对世界认识的根本转变)，意味着他已经考虑到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变的多种条件而不是作单一的解释，其中高利贷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对这一点不要误解，决不要把它理解成像古代著作家、教父、路德或旧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一点所表示的，恰好就是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②这暗示了什么?

“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是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给那些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③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8—6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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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我们认为高利贷行为会在资本主义中持续存在一从当代美国穷困的市中心(在那儿当铺是重要的金融机构)到无处不在的寄生在印第安农民身上的放债者。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息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货币贷出者相对立的借入者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得到贷款的人即使自己没有财产也会被看作是一个“潜在的资本家”。“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这看起来是经济辩护者所钦佩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已。……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①对于这种阶级关系的永恒存在来说，资本“白手起家”的神话可以有效地巩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地位，同时使资产阶级得到更新和保持活力。因此缺乏向上的流动性(或是向上的流动性减小，正如美国近期那样)往往被看作是不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就现代信用制度促进了这种向上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来说，它也有积极的一面。

马克思随后简单地阐述了高利贷是如何被“驯服”的，即生息资本的流通如何从属于商业和产业资本，而不是相反。他认为12和14世纪在威尼斯和热那亚形成的信用合作社至关重要，随之而来的是17世纪以荷兰为中心的发展，“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经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在发展的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②

现在这已是经济史中的公论。熟悉乔万尼·阿里吉著作的人应该会发现，他对金融化促进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转移一从意大利到荷兰，再到英国，然后到美国一的论述，和马克思有相似之处。但这仅仅是马克思全部论述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方面。关于威尼斯和热那亚，马克思写道：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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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这些城市共和国设立的真正的银行同时是使国家以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取得贷款的那种公共信用机关，那么，不应当忘记，设立这种组合的商人自己就是那些国家的第一流的人物，他们一心要使他们的政府和他们自己都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从而更严格地更牢固地控制国家。”①

这表明“国家-金融联合体”(State-financeNexus)对资本崛起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历史中这种国家-金融联合体的潜在重要性被低估了。现在有大量关于中世纪后期以来形成的所谓的“军事-财政国家”的文献，它们关注的焦点是中世纪后期的持续战争中国家力量和金融化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以及这种国家形式怎样成为创造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曾经模糊地暗示过这些条件)的重要代理人。对那些更偏向文学描写的人，我推荐你们看看希拉里·曼特尔(HilaryMantel)的历史小说《狼厅》，描写的是托马斯·克伦威尔的生活。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亨利八世的财政顾问，在那个时期的国家和资本的融合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了，这部小说充斥着宫廷阴谋(从安妮·博林②的婚姻、死刑到托马斯·莫尔爵士③的死刑等等)；但是透过表象，我们能看出英国政府的性质通过重要的方式演变。在重要关头，最高的银行机构(现在是美联储)必须与解决货币问题的国家力量(现在是美国财政部)相结合，共同设计出能应对威胁国家和资本的危机的政策。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些共同政策必须同时处理商业债务和国家债务，并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雷曼兄弟宣布倒闭后，美国媒体报道最多的两个人是财长亨利·鲍尔森和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总统则没什么好说的，这绝非偶然。这便是现实中暴露出来并人格化了的“国家-金融联合体”，不过它还是更喜欢隐藏在暗处。欧元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正是因为这种国家-金融联合体还没有保持一致，没有在整个欧盟里发挥适当的作用。意大利和希腊任命了“技术专家”政府，丢弃了民主选举政府，表明“国家-金融联合体”要求走到台前直接进行统治。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现在似乎已经意识到，需要(很大程度上与他们自已主张的政治信仰相反)修改或重新商定欧洲宪法(并修正欧洲央行的权力)，以应对(也许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威尼斯和热那亚很久之前就出现过的同样的问题。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0—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安妮·博林(Anne Boleyn)，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生母。—译者

③ 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 又作 Sir Thomas More，1478—1535)，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著有《乌托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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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

这种反高利贷的激烈斗争，这种让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要求，只是这样一种有机创造物的先声，这种有机创造物以现代银行制度为形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条件。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①

在英国，金匠(在保持贵金属的垄断权力上他们有既得利益)和典当业者(反对英格兰银行，因为它的目的是加强公开货币市场的运作)都大肆咆哮着反对这种转变。“我们所发现的无非是这样一种要求：生息资本，总之，可供借贷的生产资料，应该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它的一个条件。”马克思幽默地说道：“如果我们只是抓住这些著作中的词句，那么，这些著作同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幻想和信用幻想一直到用语上的一致，往往会使我们感到吃惊。”①这使他对“圣西门宗教”和我前面详细谈到的贝列拉兄弟的作用做了一些评论。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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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绝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②

马克思显然把话说得太死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货币体系就不是以贵金属为基础的。我们也许要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列宁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目的论观点，即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采取的最高级也是最后的可能形式。虽然毫无疑问金融资本在一些历史阶段上变得更为突出，甚至拥有霸权地位，但是我认为资本各部分之间的力量均衡不会注定只向一个方向演变的。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一个阶段，货币和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已经变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很难想象一个可以从外部对金融化进行调控的国家力量。证据便是美国最近的多德-弗兰克金融管制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基本上是由银行家写的，不仅实施得不清不楚，而且每条每款都主要遵循了银行业游说集团的意志。但是，如果我的观点国家-金融联合体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发挥了长期的作用是对的，那么这种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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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关系”不过是使资本回到了它的起源。那么，这究竟是意味着国家仅仅是资本的一种工具，还是意味着近年来国家和金融(注意，只是金融，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融合已经变形成了某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确实，债券持有人现在对国家政策的公开影响力似乎比以前更大了。但是我还记得哈罗德·威尔逊(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党首相)曾经抱怨“苏黎世侏儒”决定其经济政策的力量，正如他让步于伦敦金融家的需求而牺牲英国生产资本的利益一样。这和比尔·克林顿著名的失意的感叹相同。在他的首次就职典礼前，克林顿对他的经济顾问们说：“你们的意思是说，我的经济政策和连任前景都要取决于一群该死的证券交易员的观点?”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的确如此!”我认为，我们对国家和金融的力量交织历史的了解，还没有精细到足以判断我们现在是否处在不同的处境的地步，尽管我们确定地知道金融管制和金融制度改革的问题现在已成为了国际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解决。

但是马克思特别讨论了信用制度内部的“内在力量”将把我们引向哪里。“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地，但仅仅也是自在的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叙述，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会重复提起。“银行业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①那么资本将走向何方?当然了，正是这个问题使伊萨克·贝列拉兼具“骗子和预言家”特征。

贝列拉“预言家”的一面对马克思来说很重要：

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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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事情很快就清楚了：蒲鲁东认为无息贷款将是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的想法是非常无知的。

马克思在这里想要表达的似乎是：高利贷在资本主义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的先驱(虽然是旧式的)作用，但要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它必须被彻底改造为货币市场的社会性和生息资本的循环，因此在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生息资本注定要扮演先驱性的角色。然而，向社会主义的“有机转变”将依赖于许多其他的条件和因素。因此，这就留给了我们一组十分诱人的开放性问题：货币、银行和信用在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将起怎样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后，它们又将扮演什么角色？

此外，在这一章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资本的最古老形式。但是，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在商人资本中存在着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而不管把它说成是欺骗，是劳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相反，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性质，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②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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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切都好似源于利息。结果便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就完全错了。”生息资本能够也确实走了不会被剩余价值生产直接限制的道路。我们在后面虚拟资本那里再考察这些道路。但是在这里，马克思说：

把用于个人消费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这里来，那就更不恰当，更没有意义了。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原有剥削的一种第二级剥削。①

马克思对这些“第二级”剥削不太敏感，不管它们有多么恶毒。此处是马克思罕有地提及第二级剥削的情况之一。这暗示着：对资产阶级整体而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缺口。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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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和银行系统的作用(第三卷第27章开始)

那么，为什么信用对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必要的呢？在什么意义上能把金融部门的活动看作价值和(或)剩余价值的生产？第27章，马克思列举了许多金融部门发挥的重要作用。总结如下：

1. 它促进了货币资本在部门和产业之间的顺畅流动，这样利润率到处都被平均化了。马克思在此之前把信用的功能归为“阶级的共有资本”，我认为主要就是这个意思。资本的“蝴蝶”形式不停地移动，使不同产业、活动和地区的收益率标准化。

1. 它显著地减少了(a)流通费用通过免除商品货币的使用，用纸币取代黄金和降低了为适应商品交换的波动而持有准备金(窖藏)的必要性，同时(b)减少周转时间(或者“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和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这种流通的加速通常会延伸到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总之，它促进了资本的加速(周转时间的分析很清楚地表明了这点)。

1. 它允许股份公司的成立，使可能的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允许以前的政府职能私有化，并有助于集中资本(正如第一卷中提到的)。这意味着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现在取得了和私有、个人相对立的社会特征。马克思有些令人惊讶地推断：“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加强了这种转化“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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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转化会导致一系列后果。如果经理确实只获得监督工资，那么资本现在就表现为产权，这种产权是由谋求利息的纯粹的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内生的，是“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的”。②剩余价值的生产表现为满足这种权利的一种纯粹手段。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资本家变成了其他人的货币资本的管理者：

在股份公司内，[生产]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③

不论什么时候，当“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这个概念被马克思提起时，它通常意味着某种进步的可能性。资本通过成立股份公司而获得的“社会化”表明它处于一种有潜力向不同方向演化的过渡状态。这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如何运行产生了影响：

因为利润在这里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所以那些仅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④

保罗·博卡拉(Paul Boccara)，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认为这是这些年中阻碍利润率趋于下降的主要力量。投资于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资本(不论是由国家还是股份公司融资)的确可以，而且一般也是以这种方式流通的只要求利息，事实上补贴了其他地方的利润。个别资本家也可以选择租用他们的大部分不变资本(比如叉式升降车和其他形式的机械)，从而节约了大量不变资本的费用(对他们而言)。他们只支付了以商品形式借贷的资本的等值利息，而不是支付商品的全部价值(利息加利润)。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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