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事实上采取了以下形式：各种各样可能的、偶然的分配和交换结构和多样化的消费体制在原则上都是可能的，只要它们不会过度限制或破坏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比如说，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相对比较平等的社会民主的分配结构，可以与20世纪80年代智利的残忍的、不平等的、威权的新自由主义分配结构并存只要这两个地方都有剩余价值的生产。从剩余价值生产的一般规律并不能直接推演出唯一的分配模式、交换体系或特定的消费文化体制。但是—这是个很重要的“但是”—它的可能性不是无限的。在任何时刻，包括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过分地限制或破坏剩余价值生产能力的情况，那要么资本将不复存在，要么总体关系必须作出全面调整。这就是“决定”的含义。

这样的调整可以逐渐发生，常见的是通过竞争、国家干预或是不均衡的区域发展实现的。不均衡的区域发展是指世界经济中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一个地区胜过其他地区时发生的配置转变(就像目前的中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德国那样)。变化也可以通过剧烈的动荡实现：因此区域性或是全球性的危机甚至是战争都有作用(请注意：我不是说所有战争和武装冲突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发生的)。

分配、交换和消费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但它们也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承认，这样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①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被提出了两次：(1）作为生产要素；(2)作为收入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同样，工资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的场合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工资的场合表现为分配的规定”。②所以虽然马克思认为分配层面(实际工资、利润率以及利息率、地租、税收、商业利润等特殊性)是不确定的、偶然的，从而没有规律般的性质(尽管不排除对经验和历史的概括)，他还是突出了土地、雇佣劳动、资本、货币和交换在规律般的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结果是生产要素在其当事人和报酬被排除在外时显得格外突出(这在第二卷中最为明显)。这让很多学生有了疑问：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当事人都在哪里呢?答案是马克思在这里沿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他在历史著作中就没有这样做。

导言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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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马克思是怎样严格地(教条地?)把特殊性和个别性排除在他的一般理论之外的。

交换的特殊性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章中，马克思假定“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③马克思在这里接受了斯密的完全竞争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观点。马克思建立的资本的运动规律也遵循这个虚构的假设。我们知道，结果是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的乌托邦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论批判。马克思说，一方面资本家变得更为富有，另一方面工人变得更为贫困，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样的体系不可能像斯密设想的那样产生让大家都受益的结果。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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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竞争市场的乌托邦式的愿景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实现。但是当交换不符合乌托邦式的愿景时会发生什么呢？有两方面需要格外注意。

供给和需求

很多第一次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学生会问：供给和需求怎么样了?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假定供求相抵，而其他条件不变，价格的波动就会停止。这时，供求也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比如劳动的价格，“在供求相抵时，劳动的价格就是它的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价格，即它的自然价格”。①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着眼的都只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假设的所谓的“自然”或均衡价格。鞋子的成本平均说来比衬衫价格高，这和鞋子相对于衬衫的需求差异没什么关系。因为这是由包含的劳动量(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所决定的。供给和需求还有价格的波动对经济达到均衡状态很重要，但是均衡在哪里可以达到并不能用它们来解释。

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供给和需求不会总是处于均衡状态。这有很多系统性的原因，比如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还有政治上对货币汇率的管理(例如中国就是这样)会扭曲价格，使情况与马克思遵循斯密的假定在理论上推导出的发展路径大为不同。马克思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假设把这种扭曲排除在外，但有时因为系统的相关性他还是会把这些因素加入到思考中，比如在劳动价格问题上，他说：

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①

导 言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6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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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当工人发觉了这一点，并且通过工会建立制度和机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时，

资本和它的谄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闹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②

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关于均衡假设为什么不能成立的问题，我们发现了更有力的解释：如果资本要存续下去，那么供求关系不均衡这一点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可以调动的总需求为c+v(这是资本花费在工资和购买生产资料上的部分)，总供给是c+v+s(这是生产的总价值)。资本的目的是使剩余价值最大化，因此扩大了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差额。所以，到哪儿去找到额外的(有效的)需求，来购买剩余价值呢?马克思在后面的第9章中提供了非常有趣的答案。

竞争的强制规律

“竞争的强制规律”在《资本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竞争一般来说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竞争“使资本的内在规律得到贯彻，使这些规律对于个别资本成为强制规律。但是它并没有发明这些规律。竞争实现这些规律”。①其他力量建立起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竞争仅仅是执行者和实施者，就像供给和需求那样。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7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7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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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关于绝对剩余价值和工作日的延长，马克思所描述的骇人听闻的做法的传播并不依赖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②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力的创新也同样由争取市场优势的竞争推动的。马克思说：

这里不考虑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但是，为了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③

在考虑迫使个别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追加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时，马克思用了相似的方法：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①

导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368—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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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平均化的压力对推导利润率下降理论是很必要的，类似地可以推测竞争的强制规律的作用。

但是，当竞争的强制力由于某些系统性的原因而失效时，会发生什么呢？马克思认为竞争总有导致垄断的趋势。但是垄断、寡头和资本集中的出现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如果某个生产领域因为对初始资本的数量要求很大(如建设铁路)，那么进人这个特定生产领域的壁垒就很高，此时“资本集中的规律”在信用制度的支持下会发挥作用。事实上，任何明显符合规模经济的生产领域都会产生一些类似寡头的情形。对此，我加入了自已的看法：在一个运输成本高昂的世界，地方工业(即使是小规模的工业)是免受竞争威胁的。运输成本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集装箱化是这一过程的无名英雄)，显著地改变了竞争的地理特性。

接下来有两点比较重要。当垄断和寡头组织占据支配地位时，资本运动规律(甚至价值本身)会发生改变。这反映在20世纪60年代由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还有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列宁描述了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相互联合的特殊构造，其动力机制已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规律相去甚远。②这是资本运动规律本身发生变化的一个例子。

但是，垄断阶段之后通常会进入另一个阶段，这时竞争的强制规律的恢复成为主要的政治关切。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普遍经历了这个过程。毕竟，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中心议程。资本家经常抱怨竞争是“破坏性的”，但是垄断很容易产生“滞胀”，就像巴兰和斯威齐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经常试图在垄断(通过对经济“制高点”实行国有化)和竞争(通过反兼并、反垄断立法，以及或情愿或不情愿地走向私有化和全球化竞争)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Paul Boccara, Études sur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État, sa crise et son issue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74); Paul Baran and Paul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Selected Works,Vol. 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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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需求和竞争都存在的情况下，问题就在于它们的执行力了。毕竟，如果没有有效的执行力，规律就没有任何意义。每当这个问题在《资本论》中出现时，就像第一卷讨论“资本集中的规律”时，马克思的典型做法是避开问题，并说“不可能在这里加以阐述”，①尽管他认为集中化在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帮助下“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②这并不有损马克思研究分散化竞争下的规律的意义。但是，当考察这些规律在实践中能否很好发挥作用，为什么这些规律会发生变化时，执行力是很重要的。分散化的竞争和集中的垄断之间悬而未决的冲突，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危机。

分配的特殊性

分配的特殊性和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之间的关系就更有意思了。尽管马克思认为当分配直接影响生产时，应该将之纳入这些规律，但这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当然，尤其是第一卷中关于工资和利润相对份额的内容)。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排除了一切关于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为地租、利息、商业资本利润和税收的研究；在第二卷中，尽管马克思无数次地强调了信用和利息的重要性，他还是避免了对它们的研究(地租和商人资本的利润也一样被排除在外了)。他强调了商品资本的循环，却很少提及商业资本的利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把第三卷中关于商人资本(马克思理解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所有材料加入到第二卷关于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在第一卷中已经研究过)的纯技术性描述中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来，不仅将技术关系与阶级当事人的概念联系起来，而且也展现了恩格斯曾担心第二卷中如此缺乏的革命前景。

导言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7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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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二卷论证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劳动过程中)和剩余价值在流通中的实现之间可能存在的鸿沟。如果商业(商品)资本的力量足够强大—比如沃尔玛——那么大部分已生产的剩余价值就可能由商人来实现。货币资本家也能分到一大块肉，地主和收税者同样如此，留给直接生产者微薄的利润(因此只看生产部门的货币利润就试图估计利润率下降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有时似乎能通过生产场所的斗争获得更多一部分价值，但最终往往还是要还给资产阶级整体：乱要价的零售商、兜售债券的银行家和金融家、地主，当然还有收税者他们擅长向穷人征税，然后通过大手笔的减税和慷慨无比的补贴把剩余价值返还给企业和资本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通篇都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史前”形式的资本，土地所有权也一样。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理解这些先出现的榨取剩余的方法是怎样屈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的。高利贷对腐蚀封建主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需要变革成自由运作的货币市场中的生息资本；商人曾经通过贱买(或通过抢劫和偷窃)贵卖获利，可现在却只能通过服务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占有剩余价值中属于自已的一部分；土地和资源的租金相对于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来说是固定的，而租金的水平可以引导资源和土地流向能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使用方式。这大体上就是马克思研究分配的这几个方面的思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约束着分配的安排和份额(或者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支配”着分配)。

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金融家、商人和地主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比产业资本家更有权力。然而，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马克思只将他们的报酬视为对从生产中剥削活劳动得到的剩余价值的扣除。因此，分配制度影响了生产的一般性，以马克思不情愿的方式。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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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个别性

剩余价值的生产取决于消费对剩余价值的实现。因此，作为一个一般范畴，消费不能被排除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因为它“会反过来作用于(资本积累的)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用几页纸说明了消费和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他说区分以下两者是很重要的：(a)原材料、中间投入品、机器、能源等资本家为开展劳动过程而进行的生产性消费；(b）构成每个社会秩序的工人、资本家和各种“非生产阶级”(军队、国家公务员等)的个人“最终”消费。消费对以商品形式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需求要以支付能力作为保障。简单来讲，资本家只承认一种需求：有效需求。

那么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外还有什么呢?把消费视作“个别”就是把消费当作一种理性计算范围之外的事物，也就是说它是潜在地不可控制的、混乱的和不可预测的。因此，想法、需求和欲望的实际状况(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品质和政治活动)都在一般理论之外。资本不知道要生产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来满足最终消费，人们是否想要马匹、马车还是宝马汽车都无所谓。资本家似乎对消费者说：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任何你想要的，我们都可以生产。从而实际消费模式在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发展，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的问题都被回避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假定有效需求总是存在的，商品(除了劳动力)按照自身价值交换。这让马克思得以建立起了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适用于完全不同的最终消费体制。这就是将所有使用价值的特殊体制抽象掉的优势所在。要是马克思把自己局限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消费习惯中，我们现在就不会以我们的方式来阅读他的文本了。

可是，也有一些起作用的一般力量需要进一步阐释。如果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已不再被人们需要、喜爱，那这个商品就没有了价值。因此必须刺激新的和旧的用途与需要，来保证积累进行下去。问题在于，“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①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一个巨大的产业发展起来了，它通过时尚业、广告业和对生活方式选择的强调等，刺激需求。但是人类的好奇心和欲望并不是一张等待书写的白纸。只需要给一个孩子一台iPad，看他多么乐意去玩，你就能看出，史蒂夫·乔布斯在理解人类需求和欲望这方面的精明丝毫不逊于他所拥有的高超技术能力。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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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和调动人的欲望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历史的中心，但马克思把它排除在了政治经济学之外，认为这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不过，它并非完全处于理论思考之外。

例如劳动者可以选择怎样花钱和用钱买什么，因此知道他们的想法、需求和欲望就变得非常重要。马克思认为，为了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保持必要的均衡，资产阶级必须操纵大众消费，以使工人的消费相对于资本主义积累是“合理的”。资产阶级的博爱于是经常体现为教导劳动者的消费习惯，使之有利于积累。最明显的例子是后来亨利·福特的做法，他在自己的工厂里引入了八小时工作日和每小时收入五美元的制度，并利用社会工作者监控和引导工人的消费习惯。奢侈品和工资品之间的差别也变得很重要，因为资产阶级和工人消费的动力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整部《资本论》中，消费影响生产的各种方法大部分是以正规和专业的术语来说明的，而不是将它们描述为有自身动力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方式。马克思避免具体描述任何最终消费习惯的属性和形式，也避免提及任何文化偏好、时尚和审美价值或人类欲望的冲动(比如性欲在塑造消费方面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十几年前满大街都是自行车的国家，目前却是宝马汽车最大的市场？我们能从马克思的一些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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