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这些原理很简单。“市场距离所造成的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时间的延长，直接造成货币回流的延迟，因而也延迟了资本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①“在运输工具发展的同时，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②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概念“用时间消灭空间”，道理显而易见。服务的规模化和频繁化可以减少费用。“远距离运输比近距离运输相对地说要便宜的多”，这对扩展商品流通的地理空间非常重要。主要原因在于货物装卸费用远高于移动的费用，马克思没有提及这点。这种货物转运的高额费用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集装箱化而急剧地降低了。这个关键的创新改变了商品运动中全球化的形式与路径。

服务的频繁化和可靠性减少了生产者持有的商品资本储备(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为生产供应投入品的“准时化生产”体制在后来产生的趋势，这种体制让日本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保持着强劲的竞争优势，直到其他国家追赶了上来)。马克思同时也意识到了集聚经济的重要性它的好处在于将同一商品的生产者连同其所有的供应商聚集在同一区域，从而大大减少了流通时间。

首先是运输工具的运行次数有或大或小的增加，例如，一方面，一条铁路的列车次数，随着生产地点生产的增加，随着它变为较大的生产中心而增加，而且这种增加，是面向现有的销售市场，也就是面向大生产中心、人口中心、输出港等等的。另一方面，这种交通特别便利的情况以及由此而加速的资本周转(就资本周转取决于流通时间来说)，反过来既使生产中心又使它的销售地点加速集中。随着大量人口和资本在一定的地点这样加速集中，大量资本也就集中在

八 资本的时间与空间(第二卷第12一14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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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手里。①

马克思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一个我们地理学者称之为相对空间关系的理论。②这一空间的确定不是根据物理距离，而是根据距离间的摩擦力，这个距离间的摩擦力用穿过物理空间所需的变化着的费用和时间来衡量。物理空间本身与资本并无关系。资本所关心的是运动的费用和时间，它会尽其所能地寻求费用和时间的最小化，并且减少运动的空间障碍。为此，必须不断地从根本上变革空间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用时间消灭空间”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减少空间障碍和距离摩擦力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创新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但是障碍不仅是物质的：它们同时也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减少资本运动(不一定是人的运动)的关税壁垒及其他政治障碍已经成为国际资本主义新秩序(一个充满矛盾并频繁成为政治冲突和社会斗争的焦点的过程)的“圣杯”的一部分。但是很难想象，如果20世纪50年代左右欧洲的贸易壁垒没有被逐步打破，资本积累会受多大的抑制。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整个欧洲滞留在边境海关检查点的卡车长队已经让人无法容忍。

因此，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存在差别。与资本所有的形式(货币形式、商品形式或者生产活动的形式)穿越空间的流畅运动相比，那些在资本主义空间的组织中出现的区域单位(从有限的个人和集体的土地产权到国家本身等一切东西)倾向于把事物固定在空间之中。这些最起码是我为马克思简短的论述所作的注释。

在这章稍后一点的地方，马克思从生产性消费—生产投入的供给的角度考察了这个问题：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见David Harvey, “Space as a Key Word", in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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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时间、离原料主要供应地的远近，使人们必须为较长的期间买进原料，并且使它们保持生产储备的形式，保持潜在的或可能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必须一次预付的资本量就会增加，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也会延长。①

持有原料储备以及其他投入品的必要性的降低，使预付资本量相对于所用资本量下降了。

生产者为了接近生产资料、劳动力供给以及最终市场而进行的位置移动，尽管在文本中只是简短地提了一下，但它们却是相当重要的。既然马克思提到了在大城市中的啤酒厂，我想详细解释一下。在18世纪的英国，啤酒是一种地方性的，经常是家酿的饮品。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大啤酒厂只有在大城市中才能找到。在那里他们倾向于成为当地的垄断者，受高昂运输费用的保护而免于竞争。但是酿造中防腐剂(最显著的是啤酒花)的使用，使啤酒可以长距离运输。②通过啤酒花的调味，啤酒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销售的时间延长了。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19世纪啤酒花生产的兴起，作为农业的一个特殊形式，它主要位于我的家乡肯特郡并且，你们应该知道，这给我提供了博士论文的题目。绝大部分听说这个事的人都会惊讶地问道：你怎么能把那么多时间花在这样一个鸡毛蒜皮的问题上？然而事实证明这个问题是十分有趣的，这个绝佳的学习经历让我受用至今。啤酒花的种植是一种资本密集型的农业形式，通过商业资本和酿造公司与伦敦的金融和信用市场联系在一起。啤酒花的种植面积随着信用可得性以及商业周期而波动。啤酒花需要大量的肥料，于是伦敦的粪便、烂布以及其他废物被一同装船运往肯特，这在伦敦创造了掏粪工的岗位。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集中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段，于是伦敦东区贫困的工人阶级在每年啤酒花采摘期都会向这里迁移。那个场面非常令人震撼，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去年我在伦敦打了一辆出租车，那个年长的司机向我讲述了他年轻时(现在采摘全部是机械化的)那些关于啤酒花采摘的欢乐回忆。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我有多么开心。

八 资本的时间与空间(第二卷第12一14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这要求人们适应苦味。不过，尽管啤酒花已经被化学防腐剂所代替，啤酒花的苦味仍作为我们的一种文化习惯被保存下来。之前出售的家酿的麦芽啤酒更为香甜，但它的缺点是会迅速变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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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中期，一些加过大量啤酒花的啤酒甚至被出口给了在印度的英国侨居者(即所谓的“印度淡色麦酒”，仍然有一些酿酒者在生产它，例如巴斯，其位于英国中部的特伦托河沿岸)。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啤酒仍旧没有被运输到太远的地方。运输费用太昂贵，而且垄断组织仍在当地市场盛行。所以我以前喝当地的生啤酒(我小时候，需要到邻近城镇才能尝到吉尼斯生啤酒)。当我是学生时，我从肯特搬到了剑桥，这意味着我必须将啤酒从勇气牌变为鲜花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也是这样。如果你住在巴尔的摩，你喝全民波希米亚牌啤酒；如果你住在匹兹堡，你喝钢铁城牌啤酒。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输费用的降低，引来了来自各地的啤酒。海洋运输的集装箱化，与20世纪60年代起小桶(而不是大桶)啤酒的出现，意味着进口啤酒可以在国内市场上竞争。啤酒生产通过合并成为大型公司而得到了加强，尽管不久之后便出现了一种“解药”—当地酿造。但是现在你几乎可以喝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啤酒(在纽约，有一个酒吧，你可以喝到全世界各地生产的啤酒)。

冷藏技术的引人与运输费用的下降，使对食物供给作出各种全新的地域配置成为可能。威廉·克罗农在关于19世纪芝加哥的书中(《自然的大都市》)描述了冷藏技术的美好影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新鲜蔬菜和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冻肉可以提供给美国东海岸和更远的城市。①电报也使在世界范围内交流商品价格成为可能，从而能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协调全球市场。如果不能保证易腐食物的稳定供给(得益于冷藏技术和更有效、更快速及相对更便宜的交通运输体系)的话，1945年后的都市化模式将不可能出现。如果不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成了空间殖民化和空间关系转变，以上这些也都不会发生。即使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创新起源于迫切的军事需要(通常是这样)，但它一旦被资本迅速采用，就在城市化的重构以及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生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已成为我论证的一个主要支柱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空间生产和特殊意义上的城市化来吸收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对维持资本积累起了关键作用。对我来说，这些是我对马克思在第二卷关于交通运输发展的简短说明所作的一些激动人心的推断。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Norto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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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克思确实注意到了在减少流通时间的动力中，有一些迅速发展的潜在矛盾：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缩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么反过来说，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简言之，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运输中的并且是运往远地的商品会大大增长，因而，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处在商品资本阶段、处在流通时间内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①。

交通规划人员长期以来就注意到了交通会一直增长到交通网络容量上限的趋势，这使任何缓解交通网络拥堵的企图从长期来看都是一种自我挫败(一些研究表明，在伦敦的马车时代，交通移动速度为平均每小时十一英里，和汽车时代差不多)。

第二个矛盾我们以前已经遇到过：“与此同时，不是直接用作生产资料，而是投在交通运输工具以及为运用这些工具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上的那部分社会财富，也会增加。”①

八 资本的时间与空间(第二卷第12一14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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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种多样的贴现机制，货币流通体系并不必然与商品流通相一致，这产生了许多其他问题。周转的差别“是各种信用期限的物质基础之一，正如海外贸易，像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外贸易，一般说来也是真正的信用制度的源泉之一”。②在第三卷关于信用制度的那些章节，马克思非常关注这些现象，但是在这里他仅仅提了一下，并没有作额外的说明。

虽然这章主要是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的角度考察了流通过程，但马克思在结束的时候简要评论了在货币转化为用于生产的商品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他在第6章中已经说过

购买时间、离原料主要供应地的远近，怎样使人们必须为较长的期间买进原料，并且使它们保持生产储备的形式，保持潜在的或可能的生产资本的形式以供使用；因此，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必须一次预付的资本量就会增加，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也会延长。③

这将马克思推回到供给的季节性，以及某些商品在特定时间抛向市场的问题上。

马克思在结尾处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些考虑因素都需要嵌入到一个循环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货币、商品和生产形式的资本不断相互渗透，而且如果不采取这些在空间和时间里连续运动的具体形式，资本将不能存在。很显然，这些资本的不同形式，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空间中移动的；货币、生产活动和商品运动两两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不一致性中的一部分，在第二卷接下来几章中得到了考察。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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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和周转时间(第二卷第15—17章)

这三章比较难以理解和评价，我现在还不确定怎样阅读它们才好。和往常一样，马克思自己的理论阐述可能取得的进展总是和他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批判夹缠不清，很难把它们梳理开。还有，我们知道，马克思往往迷失在数字的细节中即使是恩格斯也插入评论说，这是马克思最不擅长的地方。更添乱的是，马克思在某些时候放弃了第二卷在政治方面的克制态度，开始对资本一般的走向和共产主义可能会怎样进行了猜测(很像他在第三卷中做的那样)。这要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待我们自己完成的工作，要么是希望我们跳过细节和争议去发现并深思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论第二卷第15章：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本章可算是第二卷中最单调无味的一章了一尽管和往常一样，这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和一两个关键的见解。从恩格斯的解释来看，情况本来会更加糟糕，因为马克思留下了“一大包练习本，亲自用许多例题演算商业上的各种计算方法”。恩格斯使我们不用再重温这些材料，他含糊地指出，马克思“对数字计算，特别是对商业数字的计算，还不太熟练……而他又如此纠缠在周转的计算中，以致除了有一些未完成的计算外，最后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和互相矛盾的地方”。恩格斯指出，“这种不厌其烦的计算造成的不确切的结果”，使马克思过于关注琐碎的细节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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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里发生了什么?首先，马克思抱怨说，“对于这个周转机制根本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总是忽略这一要点：生产要不间断地进行，产业资本就始终只能有一部分实际上加入生产过程”。②马克思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忽视这一点，也就完全忽视了货币资本的意义和作用”。这至少是关键见解之一，正如我在考察生息资本流通时提到的，这一见解对理解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重申道，“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③保持连续性至关重要。我们要为资本流动的中断和延迟付出高昂代价，因此要像避免瘟疫一样地避免它们。保持这种作为生产力的连续性面临许多困难，这为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发挥重要作用打开了大门(正如我们在第三卷对金融资本和信用制度的研究中看到的)。顺便说一句，在一般的讨论生产力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连续性”鲜有人提及，它的广泛影响也经常被忽视了。

熨平周转过程减少了预付资本：

由单纯的周转运动这一机制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还有由固定资本依次流回而形成的货币资本，以及在每个劳动过程中可变资本所需的货币资本)，只要信用制度发展起来，必然会起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必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一。④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说是周转运动导致了生息资本流通和信用制度的产生。言下之意是(第三卷中关于生息资本历史的章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由来已久的信用必须被规训、重新设计和重新定向，以满足资本周转的迫切需要。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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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一个基本观点(我认为它是)，而不是马克思未完成的著作中常见的偶然、随意的一句评论，那么它就是本章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命题。这一观点对马克思写作计划的整体架构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已经促使他(有点晚地)得出结论：这些规律要求(我特意用了这个词)存在一个以特定方式发挥作用的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如果这样的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还不存在，那就必须建立起来。此外，正如我们在第三卷所看到的，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并不仅仅是由建立在基本的剩余价值生产之上的纯粹的投机性泡沫(虽然确实很多)构成的，而是解释资本持续积累的一般性和连续性实际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这迫使马克思摆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严格限定的框架：在这里，分配的“特殊性”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具有强大的内在作用。

恩格斯对马克思举的数值例子提出了异议，说它们相对来说并不足以支持这个论点。但恩格斯的反对意见也无法否定这个论点。资本以货币形式“游离”的过程要更加普遍和广泛(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我们只有回顾固定资本那一章才能认识到这一点)。“本文的要点，”恩格斯说，“在于论证：一方面，产业资本的一个可观的部分必须不断处于货币形式；另一方面，一个更加可观的部分必须暂时取得货币形式。”①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在资本周转的逻辑内论证货币资本的必要“游离”的呢？事实上，它是这样进行的：

开始时，资本家在九周的劳动期间花费九百英镑生产一种商品，所以他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的花费为每周一百镑(提到了固定资本的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被抽象掉了)。我们还假设，劳动期间等于生产时间。商品资本在市场上的流通时间为三周，而在此期间，资本家已经没有货币用来继续生产。价值生产的连续性被打破了。如何填补这三周的缺口？有两个解决方案。首先是削减每周的支出，用节省下来的货币使生产在三周的流通时间内持续进行(不过如果资本家必须使生产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有效运行的话，这种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第二个选择是当商品在市场上流通时，另找三百英镑来进行生产。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对于这两种策略之间的差别如此大惊小怪，因为基本上他们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他后文就仅讨论了第二种情况。通过三周的流通时间，商品被转化为货币，资本家将九百英镑收入自己的腰包。但他在下一个劳动期间只需要六百英镑就可以了，因为他已经花费了三百英镑来填补流通时间带来的缺口。这样就游离出了三百英镑，到下一个流通时间开始之前都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一般来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货币要比实际上耗尽的要多，同时所需或可用的货币数量随着生产和流通的不同阶段而波动。那么，在需要它之前，为什么不把多余的钱投到货币市场上?或者为什么不能借三百英镑填补三周的流通时间，然后在流通时间结束后，当整个九百英镑回到资本家手中时再还清它呢?当然,还有另一种选择,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考虑(除了偶尔提起之外)：资本家直接把商品按一定折扣卖给商人(例如，低于三百英镑)，因此将他的实际流通时间减少为零。

九 流通和周转时间(第二卷第15一17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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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考察了三种不同的详细例子，它们的流通期间分别短于、等于和长于劳动期间。当然，他以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研究细节，发现了一些奇特之处(假定信用制度不起作用)。尤其是，他发现有时候根本不会有资本游离出来，比如当流通期间与劳动期间相等时或者当一个是另一个的简单倍数时。当然，这些无疑是特殊情况。在其他情况下，游离资本的数量根据周转时间以及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的比率的不同而不同。创造出来的游离货币资本的数量，也会随着确保生产连续性的周转过程的交错重叠而波动。

但是主要论点已经有所预兆，甚至有些明显了(尽管传统的经济学家此前未能发现它)：“在考察社会总资本时，这个追加资本会不断地有相当大的部分长期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对个别资本来说，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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