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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资本I的流通时间转变为生产时间而必需的追加资本的加入,不仅会增加预付资本的量和总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而且特别会增加作为货币储备存在,因而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并且具有可能的货币资本的形式的那一部分预付资本。①
像往常一样,马克思对前人的理论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对于周转这个机制根本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总是忽视这一要点:生产要不间断地进行,产业资本就始终只能有一部分实际上加入生产过程。当一部分处在生产期间的时候,另一部分必须总是处在流通期间。换句话说,资本的一部分,只有在另一部分脱离真正的生产而处于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形式的条件下,才能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忽视这一点,也就完全忽视了货币资本的意义和作用。②
推而广之,这肯定也适用于货币市场和信用,虽然这里没有直接考察这个问题。
说白了,如果与生产时间相比,流通时间减少了(例如,由于运输和销售的改善),就会有更多的货币资本被释放出来以用于其他地方。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原预付价值就会以货币资本形式分离出来。它作为货币资本会进入货币市场,并且成为在那里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追加部分。由此可见,货币资本过剩是能够发生的,并且这不仅是指货币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这种过剩始终只是相对的过剩,例如在危机结束后开始一个新周期的“忧郁时期”内发生的过剩,就是这样。而且这是指:预付资本价值的一定部分对于经营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流通过程),变得多余了,因而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分离出来;这是一种在生产规模不变,价格也不变时单纯由于周转期间缩短而造成的过剩。①
九 流通和周转时间(第二卷第15一17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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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情况:像在前面的章节中简要说过的那样,运输时间的减少可能会大大减少流通时间,并因此释放出大量的过剩货币资本投入到货币市场上去,从而压低利息率。相反,如果流通时间由于某些原因延长了(例如,苏伊士运河被封锁),那么“追加资本只能从货币市场取出”;如果这是普遍现象,就可能“给货币市场造成压力”。马克思的意思大概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货币资本的追加需求将会推高利息率②。这肯定会影响货币资本的供求,而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的,货币资本的供求是影响利息率的关键因素。
我想这就是本章比较有启发性的方面。我真的觉得那些细节并不是太重要。但是,一种内在的联系在这里开始出现:一方面,是周转时间及其组成部分一劳动期间,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货币资本的作用一既包括生产内部的,又包括外部的可行的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写作计划是如何展开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个写作计划是为了揭露了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
论第二卷第16章:可变资本的周转
这同样是让人失望的一章,但其中还是有一些实质性的见解。“生产中耗费的可变流动资本,只有在它的价值借以再生产的产品已经卖出,已经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可以重新用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时,才能重新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作用。”这同样也适用于不变流动资本。因此,为了考察可变资本如何流通以及它如何生产剩余价值的问题,马克思将不变流动资本从不变资本中分离了出去,并“把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当作似乎是唯一的流动资本”。①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抽象:可变资本在那里是资本唯一的形式。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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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马克思定义了年剩余价值率。假设预付可变资本为五百英镑,周转时间为五周,每周生产一百英镑剩余价值;那么,到那年年底(假定一年只有五十周),每五周重复进行预付的五百英镑共生产出五千英镑的年剩余价值,或1000%的剩余价值。这是情况A。当整个五千英镑作为全年的预付资本,而不是每次五百英镑的十期分期付款时,结果看起来会完全不同。假定每周剥削率相同,年剩余价值率仅为100%。这是情况B。年剩余价值率(从而年利润率)受周转时间的影响很大。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通过缩短周转时间,资本能获得多重优势。预付可变资本进入一种商品后再以货币形式返回的速度越快,“资本家必须从他个人的基金中预付货币的时间”就越短。结果“他预付的资本,和一定的生产规模相比,就越少”,并且“他在一年内榨取的剩余价值量也就相应地越大”。②
这个发现为什么重要?我们首先参考一下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进行的批评。这种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异使剩余价值率(从而利润率)看起来好像是取决于“某些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取决于对生产中活劳动的剥削的影响。“自从19世纪20年代初以来,这种现象”(剩余价值被拜物教地归因于流通条件而非生产),“还使李嘉图学
九 流通和周转时间(第二卷第15一17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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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陷入完全的混乱”。①
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因而任何认为剩余价值似乎可以从流通中产生的理论,比如李嘉图学派的学者,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但马克思的发现中的“奇怪”之处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反驳李嘉图的观点,马克思有时不得不将自已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与一个事实相协调,即周转时间不同将导致年剥削率的明显不同,而且缩短周转时间确实能够提高年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的答案是,必须区分预付资本和所用资本。两个资本家,A和B,在周剥削率相同的情况下使用可变资本,每周生产相同的剩余价值。区别在于需要预付的资本数量。资本家A在五周内能重新获得五百英镑预付资本,然后再使用资本,而资本家B不得不在一年中逐步收回最初预付的五千英镑。在前五周结束时,资本家B仍然有四千五百英镑作为储备,实际上处于贮藏状态,用来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劳动者支付报酬。上一章中特别强调的这个观点再次变得明显了—生产中必须有大量多余的货币,以调节周转时间的差异。
情况A和B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更快的周转时间产生了更高的剩余价值率,而是更快的周转时间减少了一次周转中贮藏的和不活跃的货币资本。如果每周给雇佣劳动发放一百英镑的报酬,那么资本家A需要预付五周的工资,而资本家B需要预付五十周的工资。这是使用信用来补救的另一个原因,尽管马克思由于某些原因在这里并没有提及。很明显,情况B中的闲置货币资本可以投放到货币市场上,直到实际需要它的时候再取出。但是,
预付可变资本,只是在它被实际使用时,在它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而在它没有被使用,仅仅被预付,充当储备的时间内,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但是,一切会使预付的可变资本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总起来说,就是周转期间的差别。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是: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执行职能的等量可变资本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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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和B使用的等量的可变资本生产了等量的剩余价值,不管他们预付资本和所用资本的比率有多么不同。“生产的剩余价值和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的差异,仅仅是“剩余价值生产规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②这一切都归结为预付资本和所用资本之间的区别。
在考察了几个乏味的算术例子后,马克思提出了年剩余价值率公式:“S=s'n表示,对在一个周转期间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适用的剩余价值率………要乘以预付可变资本的周转期间。”③马克思的总的观点并不是说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异是虚幻的或者“仅仅是主观的”,而是认为年剩余价值率是由“资本的现实运动本身所引起的”。④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年剩余价值率是虚幻的或微不足道的而加以排斥,但他确实说明了它是如何与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规律相协调的。一旦我们了解到不同的年剩余价值率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差异与纯粹的流通现象无关,而是和往常一样依赖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条件。
需要强调一下年周转率的重要性,因为它无疑对利润率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任何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讨论都必须将年周转率考虑进来。马克思本打算在第三卷用一章来讨论,但最终没有写。所以,恩格斯不得不在一个单独的章节中插入他自己的解释(根据第二卷的材料)。他在那里明确指出,“两个[类似的]资本家的利润率与周转次数成反比”,并且“周转时间的缩短”—[在他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是运输和通讯的革命]—“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直接影响,在于使可变资本部分由此提高效率”,①正如我们正在考察的这章所表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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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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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自己的论点可能有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经常被认为持有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直接和一个间接的力量,它们可能会导致利润率上升。问题是利润率是在所用资本的基础上还是在预付资本的基础上计算的。对于资本家来说,重要的显然是后者。从本章和上一章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流通时间相对于劳动期间的任何减少,都可以降低对支持剩余价值连续生产的额外货币资本的需求。假设生产中剥削率不变,预付资本减少将使利润率上升。周转时间由于劳动期间和(或)流通期间的缩短而减少时,会出现同样的结果。恩格斯在第三卷中他插入的章节中明确指出,更短的周转时间(其他条件不变)意味着更高的利润率。他还指出了当时运输和通讯上的革命对周转期间实现的惊人缩减,这通过从根本上削减预付资本,必定会对利润率的提高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忘记了其中一些革新是多么的激动人心。例如,电报将信息流的传播时间缩短到了信件的二千五百分之一(相比之下,因特网只将信息传播时间缩短到了传真的五分之一)。铁路和汽船在19世纪的影响,比喷气式飞机在20世纪的影响相对要大得多。
这里,我们发现了个别资本家下述行为的一个额外动机:进一步用时间消灭空间;在商业策略中积极追求时空压缩。因为一旦成功缩短了劳动期间和(或)流通时间(例如,通过寻找让自己的商品更快推向市场的方式),他的预付资本就能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即便所用资本的利润不变),只要新的生产和流通策略的相关成本不会抵消掉他们更高的利润率。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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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一种间接的方式能够解决流通和周转时间的问题,即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的发展,这是本章的伏线。为了减少覆盖不同的流通时间所需的预付资本,产业资本家可以求助于商业资本家或银行家的服务,让他们贴现汇票,或者干脆自己到货币市场上直接进行剩余资本的短期借贷。前者具有使流通时间减少为零的效果,而后者则避免了预付资本覆盖整个周转时间的问题。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存在大量的、随时可得的过剩货币资本,以支持生产活动的连续性。他多少附带性地提到,正是这一点使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来说非常必要。如前所述,他在第三卷做了进一步论证。产业循环系统被分解为一种二重性:一方面是货币和生息资本,另一方面是生产中对剩余价值的攫取。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影响利润率的。利润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息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而按第三卷的说法,这一关系则取决于供求状况和竞争这两个特殊性。正是在这一方向上,第二卷的这几章有助于马克思向前推进自己的理论,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指出它们的全部含义。这为一般理论留下了许多未解的难题。
然而,在第16章的结尾,通过观察可变资本的流通对市场的影响,马克思确实考虑了一些更加一般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在他的例子中,最初作为可变资本花费的五百英镑一旦作为工资到了工人手里,就不再是资本。“工人又把它们付出去,以购买生活资料,从而消费了价值五百镑的生活资料。因此,这样一个价值额的商品量消失了。这个商品量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地消费的,不过它会把劳动力,即资本家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保持在能够发挥作用的状态中。”①考虑到工人的再生产对资本的生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再次遇到了“非生产性”活动这个有点奇怪的概念。但这个逻辑是无可挑剔的:根据马克思的规定,对资本家来说,生产的唯一重要的形式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当工人花钱购买商品或在家里吃饭、睡觉时,剩余价值是不会生产的。当工人返回工作场所时,剩余价值生产重新开始。资本家在第一个周转期结束时收回的五百英镑已经由工人生产出来。所以,资本家为第二期的可变资本预付的五百英镑,事实上是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的等价物。马克思在这里重申了在第一卷中的观点,即事实上产品应属于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按照资产阶级法权,产品才属于资本家。马克思这里的目的与第一卷一样,是揭露资产阶级产权的一般理论的不合法性,同时指出洛克观点中的矛盾洛克在坚持认为私人财产权应赋予那些将他们的劳动与土地结合起来有效从事生产的人的同时,还主张在资本的统治下剥削劳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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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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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内部的广泛影响也需要考虑在内。可变资本周转时间为五周的资本家A,每周需要价值一百英镑的消费资料,在五周后供给价值五百英镑的产品。资本家B每周也需要价值一百英镑的消费资料,但到年底才供给价值五千英镑的产品。供求条件中的货币失衡会产生问题,我们马上就考察这种情况的所有后果。
马克思对这种情况的评论确实有些不同寻常,值得我们思考: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①
直到此时,共产主义的观念主要局限于联合劳动者为了社会的目的而自由地控制和组织自己的劳动。但这里隐约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协调问题长期中发展生产力和扩大基础设施将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提供直接好处。要注意马克思并没有呼吁由国家来管理,而是通过某些未指明的途径让“社会必须计算好”并大概决定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方式。另外还要注意,马克思还断言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货币资本将被立即废除”,也就是说会有一些其他形式的价值规定存在(比如社会使用价值),不过仍然没有指明。这段评论也表明(也有其他段落支持这个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问题在于流通的货币化和货币资本以利润为导向的流通。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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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恩格斯说第二卷“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①的抱怨可能是正确的,这段话还是标志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政治观的重要发展。它在第二卷的第三篇会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尽管大部分没有得到说明)。它提出了一些问题,“社会”可能怎样合理地协调和“计算”总劳动分工,同时怎样在缺乏市场信号的情况下,以鼓励而不是阻碍联合劳动者自由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方式来管理长期发展计划。这里的分析在《资本论》中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地表明,在共产主义事业的核心有一个核心矛盾。只有当建立在严格的私人财产基础上的规训机制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个别资本家的自由和解放才成为可能。同样的道理,共产主义也必须在一个估计、协调、计算的总体框架下,找到一条重新定义和保护联合劳动者的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这个总体框架限制并规训必要的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的生产,使它们能增加人类解放的前景。
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缓和又造成大批这样的企业的产生,也就是造成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这里完全撇开不说产业家和商人会把他们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投入铁路投机事业等等,并通过在货币市场上借贷来补偿这种货币资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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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第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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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给第三卷中分析的金融资本和信用制度一切“颠倒错乱的形式”和“疯狂的”行为提供了技术基础:
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此外,这个时候,通常是欺诈盛行,资本会发生大规模转移。投机家、承包人、工程师、律师等一伙人,会发财致富。他们引起市场上强烈的消费需求,同时工资也会提高。至于食品,那么,农业当然也会因此受到刺激。但是,因为这些食品不能在一年内突然增多,所以它们的输入,像一般外国食品(咖啡、砂糖、葡萄酒)和奢侈品的输入一样,将会增加。因此,在进口业的这个部分,就会发生输入过剩和投机。另一方面,在那些生产可以急剧增长的产业部门(真正的制造业、采矿业等等),由于价格的提高,会发生突然的扩大,随即发生崩溃。②
这与第二卷的常用语句大相径庭,而是不可思议地和第三卷中关于金融和信用的章节衔接了起来。这证实了这两卷之间内在的统一性。但是,当马克思考虑对劳动的影响时,他想得甚至更远:
这同样会影响到劳动市场,以致把大量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甚至已经就业的工人,吸引到新的产业部门中去。一般说来,像铁路建设那样大规模的企业,会从劳动市场上取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来源仅仅是某些只使用壮工的部门(如农业等等)。甚至在新企业已经成为稳定的生产部门以后,从而,在它所需要的流动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以后,这种现象还会发生。例如,在铁路建设的规模突然比平均规模大时,情况就是这样。工人后备军—这一后备军的压力使工资保持很低的水平——有一部分被吸收了。现在工资普遍上涨,甚至劳动市场上就业情况一直不错的部分也是这样。这个现象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再把工人后备军游离出来,再把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压低到这个限度以下。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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