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且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某些组合可建立起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动态 均衡。

最大的问题是要达到这样的均衡状态到底需要什么。即怎样才能使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保持正确的比例和比率，以至于不存在一个部类生产过剩而相对的另一个部类经历消费不足的情况。显然，这一图式是不切实际的，并且马克思编造了这些数字以符合他的例子。但这一图式真的如此不现实，以至于完全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力、限制和矛盾的本质，以及它的动态能力吗？如果不是，那这些图式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些关键问题需要综合性的评价。但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这一章中还有另一个问题值得讨论。

工人阶级的消费问题(再次)

纵观《资本论》第二卷，工人阶级的消费问题常常以某些方式被提出，而这些方式在第一卷中完全被忽略了。首先，工人阶级的消费“在总流通中都占有一个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部分”。①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矛盾在于无法实现价值，因为“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在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②缺乏消费力。马克思甚至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对他在这一章中对以下观察的“附带性”的说明给予一些关注(尽管给予多大的关注还有待讨论)。这涉及“资本家先生和他们的报刊，对劳动力花费自己的货币的方式，对劳动力借以实现这种货币的第Ⅱ部类商品，总是感到不满意。于是，他们来推敲哲理、谈论文化和侈谈博爱”。然后他引用了《民族》1879年(发表在他最后一项理论工作完成之后)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抱怨：“工人在文化方面跟不上发明的进步。许多物品他们已经买得起，可是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们，所以他们没有为这些物品创造任何市场。”问题在于“怎样用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来提高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地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的全部奢望没有超出缩短劳动时间的范围。蛊惑者总是煽动他去争取这种事情，而不诱导他借助自己的智力和德行的完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尽管马克思严厉地批评了这类事情，他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工人成为“合理消费者”是使工人阶级的消费成为资本流通中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部分的必要条件。“资本家又是怎样理解合理的消费呢？这表现在他不惜降低身价，在消费品贸易上直接和他的工人打交道，实行实物工资制’”，这体现了他的观点。他使用了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模范棉纺织厂的例子，那里的女工的供膳宿舍和宿舍为“合理消费者是何等的幸福”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但是马克思开始研究时，英国(他主要的例证)正压低工人的工资，尽管有证据表明大约在1860年以后工资开始上升。很久之后，当汽车产业在1914年引进五美元的八小时工作日后，亨利·福特派遣了一队社会工作者去教导工人如何审慎地和理性地消费。而所谓的“理性”是这样定义的工人能为资本家生产的任何消费品“创造市场”。如何通过有组织的消费主义使消费的个别性理性化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讨论。但是这个“附带说明”打开了对此类问题的思考的大门，尽管马克思本人拒绝这样做。

十一 固定资本问题和扩大再生产(第二卷第20一21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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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在评价这些图式的内容时，首先指出设立图式时的假设是很有用的。首先，马克思假定将生产活动分配给这个或另一个部类并不存在问题。定义含糊不清的(面粉可以用于生产面包，而面包又能生产三明治，那么面粉在最终被消费之前是生产资料吗？)、有多种用途的和联合的产品(羊养殖生产可供食用的肉，还为工业制造商提供羊毛和皮革)被搁置到了一旁。只有两个阶级一资本家和工人(因此没有银行家和商人，无论怎样定义，肯定都没有中产阶级)。实际上不断演变(通过追求相对剩余价值引起的技术和组织变革，正如第一卷所描述的)的劳动生产率(价值构成C/V)被假定为保持不变，除了在扩大再生产图式中，为了得到平衡的数字而引入的、两大部类的价值构成的一个相当投机取巧的差异(这是否意味着就像某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需要有一条独特的技术变革途径来促进图式的均衡？)。劳动力价值是固定的，并且追加投资率也被认为是不变的(有一个例外)。追加投资局限在部类内部，因此资本不能从一个部类流向另一个部类(为使一切都保持平衡，第二年的算术例子中追加投资/储蓄的比率中有一个奇特的波动)。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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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无法在两大部类之间流通，意味着没有实现部类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机制。由于这是与第三卷中考察的利润率下降相关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就有一个明显的理论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交换是按价值(而不是根据生产价格，就像第三卷前几章陈述的那样)进行的，且假定所有东西都实行等价交换。尽管货币资本的介入经常干扰这一问题，但流通中的货币方面并未完全纳入分析。一切都以一年为周期进行周转，固定资本形成和流通中最严重的问题大部分都被假定没了。通过地租、利息、商业利润和赋税等占有和剥削剩余价值的其他形式被忽略掉了。

我认为，由上述假设可以明显发现，上述图式构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行的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模型。但以这种方式建模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要重现现实(尽管这种成功的模型或许会为最终重现现实打下基础)。马克思也许会这么说：这样的建模是为了凸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结构(这里指的是再生产)的核心关系本质。那么这些图式揭示了什么呢？很简单，资本以货币、商品和生产资本三种循环的方式持续流动，通过这一持续流动的资本进行的资本积累的再生产注定是棘手的，因而具有危机的倾向，并且某种危机(由固定资本流动或更一般的比例失调引起的)或许只能以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金融体系中)造成问题更大的危机为代价来解决。我喜欢指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危机的趋势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被转移了。我为把这一想法加到这里正在讨论的事情上感到内疚。但我认为，细读文本，特别是紧密结合第三卷分析信用和金融的材料，我们将更加支持这种看法。

十一固定资本问题和扩大再生产(第二卷第20一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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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下的图式：货币和信用的作用

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充当阶级共有资本的信用制度用来解决资本流动的宏观协调问题，会发生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想象，信用制度能以某种方式对这些问题施加控制力，甚至使资本流动更加合理，而不是让其处于马克思描述的狂野的市场起决定作用情况下的无政府状态？毕竟，信用制度在使周转时间更加合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解决了周转时间差异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它也通过将每月相应的贮藏变为每月简单的支付，巧妙地解决了固定资本流通的问题。我们在协调不同部门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而按照固定利率周期性进行支付的信用制度传输和制定的信号，或许能被政府机构或同类组织用于宏观计划。这难道不是中央银行的政策作为信用制度的枢纽并受到政府支持被授权从事的主要事情吗？

再次，这显示了信用制度的矛盾作用。我认为，如果不将信用制度纳入这一框架，我们就无法得到这一切如何发挥作用的真实模型。这是后续工作应该研究的问题，但大部分内容至今没有人研究过。

图式的含义及其后来的发展

后来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的地位和意义的讨论和争论，显露出了关于如何最好地解释它们的一些重大分歧。我认为马克思建立一个各种关系能实现和谐均衡的版本，是为了说明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有些人却认为他事实上证明了这种和谐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一旦偏离这种和谐的条件，只需要在某些地方发生一点小危机来纠正，原则上就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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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中认为这些图式表明，“积累，生产，(价值)实现与交换在发条般精密的控制下流畅地运行，毫无疑问，这种特殊类型的“积累’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她强烈抵制那些图式暗含的政治上的消极性，指责它们存在致命的缺陷。马克思未能回答自己的问题：“用于购买剩余产品的有效需求来自哪里?”这一问题是马克思在第17章遇到的，并试图在第20章和21章解决。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似乎对于激发某种类型的凯恩斯主义思想和1930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发挥了隐含的作用。随后，大量的文献研究了马克思(理论)和凯恩斯(理论)的关系，其中关于有效总需求、追加投资率以及技术变革路径等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凯恩斯看来，要实现和谐的经济增长，政府(或者许多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如IMF)必须实施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其他经济学家表明，只有通过一条技术和组织变革(生产率c/v的演进)的独特路径，才能保持合理的比例。然而，实际的技术变革路径并不必然与平衡增长的需要相适应。偏离了平衡增长的需要的技术变革越多，比例失调的危机就越严重。

正如我们之前在货币、金融资本和信用的情况下看到的，马克思并不相信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避免严重的危机(与纠正比例失调的调节性的危机截然相反)。几乎可以肯定，这是马克思与凯恩斯不同的地方，凯恩斯认为政府干预能广泛地解决危机与矛盾。在马克思之前，除了之前提到的魁奈，几乎没有人尝试建立关于资本借以再生产的流通的宏观经济模型。魁奈认为所有资本和财富的基础都是土地上的生产。而马克思的版本以工业生产为中心，尝试确定他定义的两大部类之间必要的流动和平衡。他说，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形式”（他的意思是单个资本家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意味着“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并且“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很容易“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平衡增长的“必要的前提是互为条件的，但是它们是通过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为中介的。这个过程，包括三个彼此独立进行但又互相交错在一起的流通过程。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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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危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献中一般被称为“比例失调危机”。危机的深度和广度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版本可以从IMF报告常用的参考文献和其他关于全球失衡的文件中找到。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代条件下，这通常指国家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失衡(如美国和中国)，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理解为区域间能够出现也确实出现了的不均衡发展和失衡的一个版本。这一重叠和由此导致的广泛的后续研究工作，为这里识别的生产和消费的动态相互作用潜在失衡的地理版本造成了问题。

这些图式显示了为了实现和谐、平衡的增长资本需要做什么，同时也为理解这种做法的不可能性作了准备。这里仍有一些潜在的矛盾未被探索。贯穿整个第二卷的技术性的分析，指明了中断和紊乱的可能性。在更大的框架内，如第三卷描绘的那样，我们将看到这些可能性是如何在实践中更加充分地实现的。

这些图式最早应用于苏联早期，那时一个叫费尔德曼的波兰经济学家为了制订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开始探索它们的功能。后来，马克思的图式被卡莱斯基(也是波兰人)和其他直接受凯恩斯理论影响的经济学家所借鉴，用以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内构建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和经济发展理论。埃弗塞·多马，广为人知的哈罗德-多马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的创始人之一，明确承认借用了马克思的图式。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都借用了这一遗产。如果他们更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图式的话，传统经济学家将避免许多麻烦，并且(或许)大约在七十年前就能开始对宏观经济模型和公共政策计划的研究。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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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法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从理论上采用了这些观点，并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这点可以从他的书名中看出。因此，马克思在创造再生产图式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计划的发展之间存在着重叠。

马克思揭示的关系结构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的历史关系。其特殊的资本主义性质，似乎依赖于货币资本流动作为生产和消费各部门、各部类之间关系的协调者的独特作用。但是如果这些图式以物质使用价值(而非价值或交换价值)的方式建立又会怎么样呢？能用它们规划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物质关系而不用考虑资本积累吗？马克思清楚地说明这一流通过程“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①

数理经济学家—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模型从数学方面进行的十分复杂的探索，无疑发展了马克思的洞见，尽管是以非辩证的方式。但是考虑到马克思阐明这些材料的方式，以后很难找到其他(替代)方式。如果这是将来最主要的方式，那么第一次将这些材料及其后续的发展介绍给新的读者时，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呢？理解这些后续的发展需要相对高级的数理经济学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掌握多少相关的数学工具)，我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就是提供一些参考，那些倾向于在数学道路上走得更远的人或许可以由此出发。

大体上，有两个发展了这一图式的学派依赖于与马克思的研究意图相关的经济思维框架。例如，森岛通夫将这些图式转变为新古典均衡理论，并使用高度复杂的数学技术说明了这些图式事实上暗示的经济发展轨迹。这些结果十分有趣。放弃了积累分别发生在各个部类的假设后，马克思的数字例子描述了“在生产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品的第Ⅱ部类的资本价值构成(或是资本更密集)比第Ⅰ部类高的情况下，围绕均衡增长路径的是爆发性的震荡”。“如果第Ⅰ部类的资本价值构成比第Ⅱ部类高，结果是对均衡增长路径的单调性偏离。”这种做法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它们表明了即使使用极其简单的模型，计算均衡增长路径也是如何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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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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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学派，大多数是凯恩斯主义者，也研究了这些数字，表明一切都取决于创造一个可行的技术一它能同时平衡部类间的物质和价值交换，而且追加投资率和就业率必须在一个严格限定的范围内步调一致地移动。同样，其含义是，平衡增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马克思的直觉它只能被“偶然”地实现是正确的。

那么，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得出的结论危机是对平衡增长的均衡条件的暴力修复，至多是暂时的，不可能是永久性的是完全合理的，即便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个结论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推论，即这个难题：如何通过有意识的社会计划和设计将这些动态关系连接起来，以满足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

理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可能性

在这些章节中(和其他地方)，马克思几次提到在社会整体内，将劳动合理分配到劳动分工的不同方面的问题。他建议要设计社会手段以完成这一目标。这与通过货币流动和市场过程达到的资源配置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危机的不合理性形成了对比。这个观点一通过应用再生产图式，平衡增长原则上是可能的—被赋予了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它们被当作是合理规划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与消费的有用工具。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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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①

在第三卷第49章(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主要理论研究之前，该处只是简略描写了再生产图式)中，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②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这些图式在理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发展中能发挥某些作用。事实上，再生产图式并不能解决此类问题。但它们原则上表明了，为了在一个合理有序的社会中实现平衡增长，需要多少生产资料以满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在任何可供选择的社会里，此类协调都必须由社会来组织，特别是考虑到马克思不断强调，货币资本在这样的协调中发挥作用会造成很多问题，因而必须被废除。换句话说，这些图式必须被改写成纯粹的使用价值和物质条件的形式(也就是里昂惕夫后来设计的形式)，而不受货币流动和盈利性考虑的引导。

整个《资本论》中，马克思也经常提及生产中剥削性的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关系，将其看作基本问题，需要由“联合劳动者”在集体的基础上自由组织他们的生产来解决和取代。这就是“替代性的选择”在个人企业层面上的含义。但这个替代性的选择，像他在第三卷中承认的那样，是有限的，因为它最后只会复制资本主义企业的问题(甚至导致长期的自我剥削)，除非采取措施同时控制资本的三个循环并使它们服从社会

十一 固定资本问题和扩大再生产(第二卷第20一21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9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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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

马克思在这里似乎暗示，联合工人控制生产的反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应该由协调劳动在社会整体内部各种相互关联的劳动分工中配置的社会手段来补充如果不是被后者取代的话。这里考察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区别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变种。但无论是在社会主义下还是资本主义下，这当然都是同样重要的。尽管它对规定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到底是怎样的显得至关重要，但构思和组织反资本主义方案的这部分内容更为困难。马克思在这里回避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或更深入的思考。

可以这么说，目前，我们更关注反资本主义方案中的“联合劳动”的方面而不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劳动力的问题。部分是因为后者与共产主义甚至社会民主国家目前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在我看来这么做是对的)这个制度一的统治和镇压有关，部分是因为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计划的经验总的来说不尽人意(尽管说它彻底失败了是错误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说的那样，我们不能以这些特别的污点“为借口，来排除理论上的困难”。

不幸的是，通常情况下，当代左派太倾向于避免这种理论上的困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需要建立协调机制，以避免生产过剩、供应不足和物质流动中的瓶颈问题，以在一个可接受的物质福利水平上再生产日常生活，并与生态条件维持即使不是良好的，也是能接受的关系。在不受控制的市场中，由于缺乏对货币流通和谋利活动的协调，如何实现以上目标是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并且如何在不建立类似国家机构的东西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马克思的图式的一个方面说明了那些可能出错的事项，这在不假思索和未经证明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标准的做法。在马克思的算术例子中，第Ⅰ部类的变化驱动了整个扩张。由此而来的观点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经济和发展计划应集中投资于资本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让消费品的生产随后再跟上。社会主义发展模型严格地遵守了这一传统。后殖民政府，如加纳，在20世纪60年代也成为这种思维方式的牺牲品，至今仍然没有完全从它的影响中恢复。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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