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二卷

一些主题也被逐渐插入到分析中来，这些分析对理解马克思所谓的“决定论”和“目的论”的偏好是有意义的。例如，“自主的和独立的”这个短语在文本中多个关键地方出现，有必要得到一些解释。因为许多对马克思怀有敌意而又不正确的批评，都集中于他可能没有充分重视个体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和力量，并把每个人都刻画成盲目服从他们控制不了的某种抽象力量的机器人。这些批评真的很奇怪，而且恰恰是人们所钦佩和频繁引证的亚当·斯密提出了超出任何人控制的“看不见的手”的观点，而且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了总的结果。马克思仅仅在第一卷第2章采用了斯密的视角，那一章几乎始终坚持着后者乌托邦式的主张。自由主义者一直继续拥抱斯密的这种乌托邦幻想，却指责马克思的做法，这真是咄咄怪事一但如果人们意识到，马克思采用斯密的模型是为了阐明它并不能为所有人的福利发挥作用时，他们的做法就不那么奇怪了。斯密的模型恶化并加剧了阶级不平等，可以推测，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面对同一个理论，资产阶级愉悦地拥抱斯密的版本而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版本。

这里的要点当然不是去否认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是去认识(a)能使个体主观能动性活跃起来的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还有(b)在竞争的强制规律和市场交换的中介作用下，总体结果与个人意图是多么的不同，根本上有效的价值规律在这里发生了改变。

但是马克思在考虑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和货币(金融)资本的流通时扩展了“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个主题。我认为这意味着，作为特殊性，这些形式的流通不需要，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直接而又机械地服从于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然而，正如信用体系所显示的“枢轴”结构和商业与金融危机的演变所表明的，某种力量规训着商业和金融世界中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运动，使其服从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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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并不清楚这个规训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相信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只是处于开始阶段。我猜测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认为关于金融的章节可能是第三卷中最重要的部分的原因。当然，马克思也引入了一些最小化原则进行分析(比如，如果所有资本家都放弃生产而靠利息生活，那么资本积累很快就会停止)。并且存在这样一个推测：危机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信用安排的发展之间关系融洽与否的测度。

在本书的导言中，我识别了马克思的著作中可能被称作“决定论”的方面。我认为全世界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都可能有大量特殊的分配和制度(政治)安排以及消费体制，“只要它们不会过度限制或破坏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在一些安排和体制比其它的更为成功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压力很可能推动向更为成功的积累模式的转变。在历史中我们已经见证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西德和日本引领了这种转变。然后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现在则是东亚模式。但是正如全球霸权转移的历史所表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因素从未消失。资本主义在地理上的不均衡发展一直带给我们这样的热点问题：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来说最成功的积累模式是什么。在我看来，答案应该是使资本成功地实现再生产的根本方式。这个答案同样适用于流通的独立和自主的形式，及其周期性引发的危机。没有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资本不可能适应、再生产和增长。

这说明了资本和譬如消费的个别性相比，是多么的稳健和富有弹性。由于这可能是马克思理论中问题更多的部分之一—他没有讨论消费主义，更不用说将其理论化了一让我给出一个我个人的非常奇怪并且完全独特的例子。我一直都对英式苦果酱情有独钟。我们英国人对这种独特味道的喜爱也许是一种基因的遗传，也许是一种怪异的文化意识，但是我们很多英国人只有在早餐时吃点苦的东西才能开始新的一天。我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英国时习惯了自制果酱(就像以前我妈妈和祖母那样)。偶然的一次，我惊奇地发现我很多搞学术的同事都和我有一样的习惯。每当一二月时，全英国的厨房都在忙着做果酱。当我回到美国后，我买不到做果酱用的苦橙子。为了买到苦橙子并将其制作成果浆，我总能为自己在一二月份时待在欧洲找到借口，当回到美国后我就可以用这些果浆制作苦果酱。我甚至设法获得了在一月份去科尔多瓦的邀请，那里苦橙子铺满了壮丽的清真寺旁边的美丽的穆斯林院子。我采集了一些苦橙子(我的做法令当地人大为吃惊，他们一直告诉我这些橙子不能食用)，并在我的旅馆房间内将它们做成果浆这引起了旅馆员工的议论，因为他们都受不了果浆的那种刺激性气味。他们显然认为我是一个疯子。还有比这更奇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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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上，下面要讲的一个引人入胜的马克思主义风格的故事可以将我奇怪的消费行为和上下文紧密联系起来。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了19世纪肯特郡种植啤酒花和水果的行为，研究中我发现19世纪40年代在肯特郡中部的自耕农和西印度糖料种植园主之间形成了一个奇怪且不太可能的联盟。两个集团都叫嚷着要减少对糖征收的关税。对于水果种植者来说，这意味着更便宜的糖料和对用来制作果酱和蜜饯的水果的更大需求。这段时期是自由贸易思潮在英国最为盛行的时代，这个思潮是由希望通过低廉的食物价格来降低劳动力价值，从而增加他们可以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曼切斯特工厂主引导的。这股思潮主要关注面包的价格，工人们需要在面包上加点东西。富含糖分的果酱(连同甜茶叶)可以及时为长时间工作的工人提供所需的能量。因而，正如悉尼·明茨在他的著作《甜味与权力》中指出的，产业利益促进了工人对这种可以及时补充能量的含糖食物的消费(因而茶歇时间一直是英国工人阶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对与劳动力价值和强度(在关于“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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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章节)有关的贸易政策的分析为这些工人阶级消费形式的推广确立了背景。

但是苦果酱的故事并没有得到解释。带着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回到《资本论》第二卷。蜜饯和果酱制造者一般在12月份左右时就会用光新鲜水果和果浆。一二月份的时候，有些人在西班牙(那里的人只是喜欢橙树开花的样子，并不指望它能结可以食用的水果)看见这些不能吃的苦橙子从树上落下。凭借来自西班牙的苦橙子，蜜饯和果酱制造者使其固定资本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全年不间断地得到了利用(第二卷提到过的问题)。因而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问题在将苦果酱推向早餐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个食用富含糖分和维生素C的苦果酱的文化习惯在英国根深蒂固，并一直延续至今。

没有什么决定了我这个奇怪又独特的文化习惯。我可以随时戒掉这个习惯(最近确实戒掉了)。但是资本为这种看起来独特的文化习惯的形成和流传创造了某种“可能性条件”。住宅所有权和“美国梦”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子。我很高兴能发现这些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并且这个马克思主义式的推理可以帮助我理解自己的一些奇怪习惯和品位是怎么来的，这真的很令人陶醉。

我讲述这些个人的琐碎趣事是因为我坚信，随着将马克思的抽象分析用于现实分析，他的理论的可信度将越来越高；并且如果马克思的理论不仅能阐明资本运动的抽象过程，还能揭示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包括为什么这么多的英国人喜爱苦果酱)的本质，那么这个理论就会成为寻求一个替代性的、更平等且更少暴力倾向的生产方式过程中的一个解放性工具。

有趣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在第二卷中比《资本论》中任何别的地方都表达得更加明确。似乎马克思头脑中有这么一种混合物联合起来的工人控制了他们自己的生产过程和报酬水平，被嵌入到拥有更广阔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中，这个社会组织能够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用合理制定和协调的非商品化物品(使用价值)的流通模式替代货币资本流通的破坏性力量。废除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是马克思所有反资本主义构想的核心。其推论是基于公平与正义并且专注于人类解放的社会永远不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建立：在那里货币已然成为一种私人占有的社会权力形式，在那里商品市场交换的货币协调是日常生活借以不断再生产的基本社会关系。坦率地说，马克思极少的阐述构成了一个相当不充分的和乌托邦式的计划。但是它们确实强调了不断深化的劳动分工下的国际协调问题。众所周知，这是反资本主义的左派所不愿面对的问题，部分是因为在转向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中，它们无可厚非地对任何似乎依赖于国家权力的事物表示了不信任。第二卷也阐释了资本错综复杂的周转过程，这个过程的建立是为了支撑看似无限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也是为了使资产阶级的权力得以长久延续。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如果生产和商品的连续循环不发生相应的彻底转变的话，无论何种资本的流通(比如货币资本)都无法得到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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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选择的非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将由未来几代的知识分子和积极行动者们根据当时的各种可能性来决定(包括马克思没有想到的电子化的社会协作模式)。然而马克思长久以来奠定的基础为资本流动的系统性却又充满矛盾的特征描绘了一幅令人惊叹的图景：它必须被转化为使用价值的流动，这种使用价值的流动能够养活这个星球上超过八十亿的人口为其提供衣食住行。对于一些如此著名地说出我们的任务是改变世界而不是认识世界的人，马克思花费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剖析、理解并阐明到底什么需要改变。在这方面仍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是同样必要的是我们一如既往地开始改变世界的任务一特别是因为有大量迹象表明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气数将尽，并且再也不能不计任何社会、政治与环境后果地通过“异化的消费主义”以复合增长率实现无穷的和愚蠢的增长了。马克思说：“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用暴力消灭资本，这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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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我们都要听听这个忠告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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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68—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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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在国际进步思想界，哈维已经位列当代最为知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行列，在中国大陆和海峡对面的台湾，哈维在进步学术圈内也不陌生。已有哈维诸多著作翻译出版。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已有专文介绍哈维的学术贡献，读者可以自行阅读了解，这里不再重复相关内容。

2001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阅读了哈维的 The Limits to Capital一书之后，深受哈维的学术思想的影响，也促进了自己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2004年毕业之后，不仅是自己而且要求我指导的研究生坚持阅读哈维的著作和学术论文。2009年，我和我的研究生们一起翻译了TheLimits to Capital一书，可惜由于版权原因，一直没有能够出版。但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在阅读和翻译这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时，受益匪浅。

2009年，我开始承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本科《资本论》（上、下)课程的教学任务。为了吸引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我准备组织学生翻译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以《资本论》研究为主题的著作和学术论文。恰好2008年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哈维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宣讲《资本论》第一卷。随后，以此为基础，《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也出版了，我在获得该书后，组织本科同学翻译了该书，经过我校译后，作为《资本论》课程内部教学参考文本使用。

2012年春，我在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访学，其时哈维宣讲《资本论》第二卷的视频和相关文字材料已经上线。2013年9月，恰在我承担了本科生《资本论》(下)课程教学任务时，《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英文版出版了。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博士生黄国治立即借阅该书扫描了发给我，作为我教学《资本论》(下)时的参考。在我组织下，选修该课程的部分同学于2014年1月份初步完成了《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一书的翻译。这些同学是夏梦寒、吴哲琴、肖佳笛、吴慧纹、辛晓彤、王云桦、唐寅铭、任佳蕾、徐嘉雷、潘越、鞠彬、邱艳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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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面市，我才得知上海译文出版社购买了该书的版权。通过网络获得该书责编张吉人老师邮箱后，我委托我的研究生汪家腾同学联系了张老师，最终确定我们来翻译《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一书。

在阅读了本科同学完成的初译稿后，我发现这些同学一是对马克思文本很不熟悉，二是语言能力差强人意，初译稿存在不少问题；专业术语翻译不准确而且不统一，马克思的文本引用存在不少错误，不少地方存在少译、误译或机译现象。我们必须在初译稿基础上一句一句地重新进行校译。

我和我的研究生李连波同学一起，对初译稿一句一句地先后进行了三遍重新校译，最后由我统一定稿。汪家腾同学对本书涉及的相关人物或术语加了译者注。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其中的不妥和讹误之处依然难免。敬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谢富胜

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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