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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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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过金融机构洗钱之外，贩毒集团也会通过产业资本的形式来洗钱（例如建筑业），以及通过娱乐资本：酒吧、夜总会、妓院等等（可参见博拉尼奥《2666》）。在这方面，各种类型的景观（spectacle），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包括那种创立性、维持性暴力的景观，都是根本性的。然而，对于作为一种被包裹与被居住形态的毒品文化来说，最重要的是文化工业，尤其是流行音乐。从这个角度看，毒品叙事民谣（narco-ballad）或科丽多（corrido）可以说为毒品积累提供了其轻快、重复、并具有辖域化作用的叠句，其节奏一次又一次地回响，在重塑传统八音节诗句形式的音景之中，开辟和关闭通道，同时为不断扩大的非正规经济中的听众提供了关于无法无天的可能性的故事，掺杂着爱情与背叛。科丽多已经成为一种霸权性的文化形式，不仅是毒品积累的叠句—一种包裹性、主体化、甚至如国家般“共鸣”的东西——也是它的档案，叙述着一种活着的传统，用巴利巴尔的话说，将“个人的存在投射进集体叙事的经纬”，情感性地建构并重构着一种“人民”。29然而，与巴利巴尔的重要论述不同的是，毒品辖域并不受民族国家及其作为法律-政治形式的边界所限制。它更像是一片跨国边境腹地，其存在理由恰恰就是非法跨境：一种捕捉了移民劳动与非法商品分配交换之横向重叠路线的毒品积累辖域。正如在电影《边境杀手》中所呈现的，后者（非法分配的通道）反过来折返并吞没前者（移民通道）：被贩毒集团抢占的跨境移民隧道又被中情局（CIA）的黑色行动重新功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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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p. 312; Anne Sauvagnargues, Artmachines, p. 131.
29 与原始社会相反，德勒兹与加塔利写道：“国家社会作为共振装置（apparatuses of resonance）来运作”，“是一种共振的组织”；“因此，国家是私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共振室。”（A Thousand Plateaus, pp. 211, 536）关于毒品科丽多（narco-corrido），参见 Elijah Wald, Narcocorrido: A Journey into the Music of Drugs,Guns and Guerrilla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ebooks, 2002.关于日常生活与死亡的毒品文化，参见 Roberto Bolaño, 2666, trans. Natasha Wimmer, New York: Far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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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本节开头引用的《黑与蓝：海森堡之歌》（Negro y Azul:The Ballad of Heisenberg）中的一段歌词，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这片移动的强盗辖域——边境腹地。以音乐录像带的风格表演的这首歌构成了第二季第七集片头前的序幕，也为该集命名为“黑与蓝”。它指涉如今已经“国际化”的海森堡神话——身着黑衣的他，以及他的蓝色产品——科丽多将它们包裹进一片毒品辖域中，这片领土从墨西哥米却肯州（米却肯家族贩毒集团的“老家”）一直延伸到美国的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所在之地，也即沃尔特·怀特（以及海森堡）的基地；歌曲幽默地坚持说，因为两者属于同一个空间结构，“新墨西哥”的这个名字现在“正合适”。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叠句”的阐述一样，《黑与蓝》的节奏将两个环境、两个民族碎片组合进同一片辖域。最后，演唱此民谣的组合“锡那罗亚兄弟”（Los Cuates de Sinaloa）的名字唤起了墨西哥最著名且最强大的锡那罗亚贩毒集团，其头目便是那位臭名昭著、如今成为囚徒名人的“矮子”古斯曼（el chapo Guzmán）。30歌词最后的那段反复的副歌坚持说，该贩毒集团要求“尊重”（即服从其所管理的毒品积累逻辑），并且实际上海森堡“已经死了，只是还没有人告诉他”。当然，讽刺之处在于观众知道，当他被诊断出癌症时，他事实上已经被告知；正是这种认识激励并赋权了他；甚至多到让他觉得自己可以挑战（不尊重）贩毒集团。这就是那片致命的“他者”辖域，一种毒品式的 nomos，在危机来临时沃尔特坠入其中，如同一个黑洞投射到他的生命中，将他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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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us & Giroux, 2008.（尤其第 3 部分）关于景观，参见 Valencia, Gore Capitalism.关于“奠基性”与“维持性”暴力——以及它们在警治（police）中的结合，参见Walter Benjamin, ‘Critique of Violence’, 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Edmund Jephcott and Kingsley Shor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p. 132-154.关于“想象着一种人民”（imagining a people），参见 Étienne Balibar, ‘The NationForm: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É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Race,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pp. 86-106.其他形式借用了科丽多作为艺术材料，尤其是墨西哥“毒品小说”（narco-novel）。例如：尤里·埃雷拉（Yuri Herrera）的《国王的领地》（Kingdom Cons, 2004），其背景设定在一种类似中世纪的毒品童话世界中。小说由一位科丽多作曲家叙述，他成为“国王宫廷”的成员，其功能是为国王提供一个将他叙述进历史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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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沃尔特·怀特的存在主义危机、他的闹剧与他的悲剧：沃尔特想要创造历史，但是，当然是在他无从选择的情境中这样做的。偏偏在《绝命毒师》开始之初，他就在新墨西哥一处保留地上忙忙碌碌，那是原住民的土地。正如上文所暗示的，剧集确实记录了这一存在：印第安人出现在镜头中帮助沃尔特；另一个则在他所在的学校做清洁工。然而，这一充满历史的存在似乎只被以指示性的（indexical）方式呈现，仿佛只是故事展开的景观的一部分。然而，这种准指示性的存在要求被正视。尽管在叙事上没有被反思，正是在这片印第安土地上，在他借助弗林的“兄弟鸡”（Pollos Hermanos）短暂成为全球化的半工业生产者之前，他与前学生杰西驾驶房车“下厨”制造产品。31事实上，他还会反复回到那里，利用那片土地，以及其横切美国与墨西哥国家的“条纹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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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本篇论文开头的题辞引用自另一首同样以古斯曼为题的科丽多歌曲，其中一句歌词来自《山中之王》（The Boss of the Mountains）。
31 由于当代形式的“新榨取主义”（neo-extractivism），美国原住民对其土地的权利再度遭到侵犯，而这在特朗普时期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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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滑、斜向路径——旧有的基础设施被重新功能化。最后，在他迫使昔日富有的朋友成为他的私人银行（并如我们所见，为他剩余的财富赋予未来）之前，他回到那里埋藏他所积累的现金（在逃离弗林的掌控后，他再也无法洗钱）。此时，随着汉克被杀、新纳粹帮派、沃尔特打手迈克的死亡，以及最终沃尔特自己的死亡，《绝命毒师》也接近尾声。印第安土地于是构成并支撑着《绝命毒师》的叙事，也构成其所描绘的毒品辖域，一方面作为文本的底层次位（subaltern limits），另一方面作为沃尔特家中那个黑洞的历史——毒品积累所呈现的症状，但又无法彻底耗尽——因为这片土地有其自己的历史，其历史可追溯到过去（“阿帕奇式拒绝”的过去），当原住民的战争机器，包括（但不限于）阿帕奇人，抵抗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入侵，抗拒其社会的毁灭。正如马里奥·特隆蒂的“工人拒绝”（worker refusal）概念——其威胁通过技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以消除资本对活劳动的依赖）——“阿帕奇式拒绝”同样是墨西哥与美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构成要素，但也持续抵抗着。32
在一部关于墨西哥北部奇瓦瓦州的最新史著中，路易斯·阿博伊特斯·阿圭拉尔（Luis Aboites Aguilar）描述了一片辖域，其沟通和商业的向量并非如现代铁路系统那样自南向北延伸（而今天的贩毒集团则袭击火车以抓“骡子”——劳工——来将毒品运到美国边境），而是在他的话中，“自西向东，从高地到低地……其中奇瓦瓦的人民——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十分突出……西马德雷山脉是一条自史前时代至今一直在使用的地理走廊。”阿圭拉尔接着指出，之后的后殖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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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Mario Tronti, ‘The Strategy of Refusal’, Italy: Autonomia, Post-Political Politics, Semiotexte, vol. 3, no. 3 (August 2004), pp.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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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针对游牧民的战争发生在一片与前一个世纪（殖民时期）完全不同的领土上。大约在 1830 年（即墨西哥独立之后）……来自美国的一大批虽分散但数量众多的人口开始进入许多印第安群体——无论是游牧的还是定居的——的土地……这些群体开始向南迁移（而 1848 年后，则穿越由《瓜达卢佩条约》确立的新墨西哥-美国边界）……许多战争集团（如阿帕奇人和科曼奇人——新的暴力情境中的主角）发现，在美国的扩张中存在一个市场，可以出售他们在墨西哥抢来的物品。换句话说，阿帕奇人以及科曼奇人——通过用他们在袭击墨西哥牧场和庄园时获得的牛群，交换到了马、酒精和武器。33
我想在这里强调两个要点：首先，阿博伊特斯·阿圭拉尔指的是第二个漫长阿帕奇战争时期的开端——这场战争由奇瓦瓦州的富有地主特拉萨斯（Terrazas）家族领导，持续到 19 世纪 80 年代才结束，并最终导致阿帕奇与科曼奇人在墨西哥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失败。其次，他同时强调了一种跨境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几乎可以被视为结构性的，它赋予我在此描绘的这一辖域一种跨越时间的持续性——一种“拒绝”的历史效应，它既向过去延伸，也向未来延展，同时又在一种或多或少持续的跨文化变形过程中不断变化、转译，表现为形式吸纳与再功能化（re-functionalization）的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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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Luis Aboites Aguilar, Chihuahua: historia breve, Mexico City: El Colegio deMéxico and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11, p. 117.（译文与斜体为作者所作）。经典“毒品小说”《走私》（Contrabando）的作者维克多·雨果·拉斯孔·班达（VíctorHugo Rascón Banda）这样描写阿帕奇人在奇瓦瓦州乌鲁阿奇克的圣罗莎·德·利马的存在：“我们这些年轻时生活在奇瓦瓦东北部的人，只要看到那被蓝色群山环绕的无尽绿色平原，就能感受到阿帕奇人的存在；他们告诉我们，那些野蛮人会在袭击从奇瓦瓦一座矿场前往另一座矿场的商队或独行旅客后，藏身于此……无论是前往北方之关（Paso del Norte）、图森、阿尔伯克基，还是洛杉矶圣母镇（OurLady of Los Angeles）……阿帕奇民族最终被华金·特拉萨斯（Joaquín Terrazas）的枪手所消灭，据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修建一条铁路——那条在 20 世纪初从南向北延伸至新边境的铁路……我们至今仍用一句话来描述危险、焦虑与恐惧，这绝非偶然：‘我们身在阿帕奇的领地（We’re in Apache territory）。’”Manuel Rojas,Apaches … fantasmas de la Sierra Madre, Chihuahua: Instituto Chihuahuense de laCultura, 2008, pp.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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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阿帕奇拒绝的辖域的历史，就是其被过度编码与被捕获的历史；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不断抵抗这种捕获，使得尽管已被吸纳，但德勒兹与加塔利所称的“战争机器”与“国家俘获”之间非同一性的幽灵性时刻仍然得以保留。34举个例子：根据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卡茨（Friedrich Katz）、人类学家丹尼尔·纽金特（Daniel Nugent）以及文化批评家豪尔格·阿圭拉尔·莫拉（Jorge Aguilar Mora）的研究，漫长的阿帕奇与科曼奇战争改造了北墨西哥的农民-士兵（这些士兵最初在殖民地的 presidio 边境守备制度下被授予土地以进行防御）；他们逐渐掌握了敌人的知识（包括他们沿辖域横向路线“来去”的知识），并且——用阿圭拉尔·莫拉的话说——“变成了印第安人”。在这样的叙述中，尽管阿帕奇在军事上被击败，其“战争机器”却被捕获并纳入最终成为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革命军队的强盗力量之中。而这支军队又曾周期性地“解放自身”，重新成为非法武装，越境突袭美国，并最终必须被新的后革命墨西哥国家所击败——后者将比利亚派（villismo）视为其野蛮的“他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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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德勒兹与加塔利将他们的“战争机器”概念源自皮埃尔·克拉斯特尔（PierreClastres）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克拉斯特尔将这些社会定义为无国家并反国家的社会。原始战争即“游牧战争机器”遂成为一种战略，最典型地体现在阿帕奇人身上，用以阻止不平等以及国家式权威中心的出现，两者相互关联。杰罗尼莫（Geronimo）可被视为“阿帕奇式拒绝”的伟大代表。他是一位坚决不停止对墨西哥人作战的战士。然而，他最终被自己的族人放弃，因为他的坚持可能导致专门的武士阶层的形成，并由此产生一个基于不平等的国家结构。德勒兹与加塔利批判克拉斯特尔关于原始社会的定义，指出它们并非完全免疫于国家形成（克拉斯特尔本人也暗示过这一点）；真正的问题是“程度”，即战争机器与原始社会转折并成为国家的具体时刻。“对黑洞的绝望”便是其后果之一。参见 Pierre Clastres,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89,尤其是pp. 189-218.因此，毒品积累（narco-accumulation）具有某种战争机器的维度，但它已经被某种原国家所过度编码并加以规训/吸纳，而该原国家执行着一种永久原始积累（permanent primitive accumulation）式的暴力逻辑，这种逻辑有时与墨西哥国家结盟，有时对抗，但大多是两者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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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国家俘获以及对阿帕奇辖域再辖域化的历史序列包括：殖民与后殖民的征服，以及种族主义式的禁闭（例如在保留地中）；对原住民土地的私人占有；以及特别是在奇瓦瓦山区银矿开采的扩张、工业化与早期全球化。随着经济转移，这些印第安辖域的路线被废弃—也就是说，被边缘地带化（hinterlanded）——但它们又被重新占据，其路径也在强盗式跨境过度编码中被再功能化（如同比利亚派）。这片非法领土——最初由阿帕奇式拒绝所创造——在被纳入统治的同时，也被毒品资本主义积累重新创造，作为一种原国家形式，作为一种“实现方式”（model of realization），即资本的增殖方式，拥有其自身的压制性与意识形态装置。在《绝命毒师》中，这片辖域为沃尔特提供了他“烹制产品”的“土地”——一个他可以追求财富与自由企图的地方。之后，它穿过他的家，将其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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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这一时期还有其他案例：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弗洛雷斯·马贡兄弟与“摇摆者”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跨境联盟。关于比利亚派，参见 Friedrich Katz, The Life and Times of Pancho Villa,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aniel Nugent, Spent Cartridges of Revolution: AnAnthropological History of Maniquipa, Chihuahua,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93; 及 Jorge Aguilar Mora, Una muerte sencilla, justa, eterna:cultura y guerra durante la Revolución Mexicana, Mexico City: Ediciones Era,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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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里克·阿利耶（Éric Alliez）
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同时任英国伦敦金斯顿大学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CRMEP）研究员。其英文著作包括：《战争与资本》（与毛里齐奥·拉扎拉托合著，Wars and Capital, 2018）；《解构图像：论当代艺术》（5 卷本，Undoing the Image: Of Contemporary Art, 2018-）；《脑-眼：现代绘画的新历史》（The Brain-Eye: New Histories of Modern Painting,2017）；《行动的领域：艺术与政治》（与彼得·奥斯本共同编著，Spheresof Action: Art and Politics, 2013）；《加塔利效应》（与安德鲁·戈菲合编，The Guattari Effect, 2011）；《世界的署名：什么是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哲学？》（The Signature of the World: What is Deleuze and Guattari’s Philos-ophy?, 2004）。
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
毕业于巴黎索邦大学，后获荷兰奈梅亨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巴黎南泰尔大学哲学荣休教授，并任伦敦金斯顿大学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CRMEP）当代欧洲哲学周年讲席教授。其近期英文译著包括：《同一性与差异：约翰·洛克与意识的发明》（Identity and Difference: John Lockeand the Invention of Consciousness, 2013）；《暴力与文明》（Violence andCivility, 2015）；《公民主体：哲学人类学的基础》（Citizen Subject: Foun-dations for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2017）；《世俗主义与世界主义》（Secularism and Cosmopolitanis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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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蒂·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
美国普渡大学历史学教授、全球研究项目主任。著有《文化的哨兵：阶级、教育与孟加拉的殖民知识分子》（Sentinels of Culture: Class, Edu-cation, and the Colonial Intellectual in Bengal, 2005），并主编《社会再生产理论：重新绘制阶级、重新聚焦压迫》（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2017）。其与钦齐娅·阿鲁扎、南希·弗雷泽合著的新书《为 99%的人而作的女性主义：一份宣言》（Feminism for the 99 per cent: A Manifesto）即将由 Verso 出版社出版。
鲍里斯·布登（Boris Buden）
作家、文化批评家与翻译家，获柏林洪堡大学文化理论博士学位。20世纪 90年代曾任萨格勒布杂志《阿尔克津》（Arkzin）编辑。其论文与文章涵盖哲学、政治、文化及艺术批评等领域，并将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译介为克罗地亚语。近著包括：《过渡地带》（Zone des Übergangs,2009）、《寻找欧洲》（Findet Europa, 2015）、《走向虚无的转型》（Transitionto Nowhere, 2018）。现为维也纳欧洲进步文化政策研究所常驻研究员，居住并工作于柏林。
萨拉·法里斯（Sara R. Farris）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其研究聚焦社会学理论中的东方主义根源——这一问题已在其关于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首部专著中展开——以及性别、种族与社会再生产理论，尤其是这些理论在西欧移民女性分析中的应用。其最新著作为《以妇女权利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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