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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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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特·罗伊滕（Geert Reuten）在声称货币的价值形式是“价值的构成”时也持相同的观点——这因此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想确切知道为何货币代表价值，为什么货币能够购买所有其他商品。令人惊讶的是，罗伊滕似乎没有认为有必要深入马克思的分析。相反，他在循环的“澄清”（和对“抽象劳动”和“实体”概念基于字数上可有可无的“证明”！）中徘徊，这些“澄清”更倾向于混淆问题而非解决问题。<sup>5</sup>当罗伊滕将马克思抽象劳动的价值实体概念仅仅称为一个“隐喻”时，这一点显得尤为明显。<sup>6</sup>然而，在其文本中并没有任何地方指出这种实体是什么的隐喻。同时，罗伊滕声称，“古典”经济学者持有一种“真实化身”（real embodiment）的劳动价值论，而这在马克思著作中有所“残留”：“马克思……被困在从黑格尔（实体）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化身）继承而来的物质的实体-化身的隐喻中。”<sup>7</sup>然而，无论劳动作为价值的实体被视为仅仅是一个“隐喻”，还是的确是“具身”于商品中，它都无法兼得两者。更令人奇怪的是，罗伊滕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在其抽象概念方面存在“模糊”或“不清晰”，这一判断更适用于罗伊滕自身的论点。因此，罗伊滕不仅曲解了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也不清楚马克思直接的拜物教批判方法；他进一步解释说“价值在市场交换前不存在。”<sup>8</sup>这实际上与马克思的分析相悖，正如我们很快将看到的。

形式分析与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理论

<sup>4</sup> Christopher J. Arthur, ‘Money and Exchange’, Capital and Class 90 (Autumn 2006), p. 10;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Leiden: Brill, 2004, pp. 86, 12, 158. 对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的批判，见Elena Louisa Lange,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ew Dialectic”: Marx, Hegel, and the Problem of Christopher J. Arthur’s “Homology Thesis”’, Crisis and Critique, vol. 3, no. 3 (2016), pp. 235-272.

<sup>5</sup> Geert Reuten, ‘Money as Constituent of Value’, in F. Moseley (ed.), Marx’s Theory of Money: Modern Appraisal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78-92.

<sup>6</sup> Geert Reuten, ‘The Difficult Labor of a Theory of Social Value: Metaphors and Systematic Dialectics at the Beginning of Marx’s Capital’, in F. Moseley (ed.),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A Reexamination,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3, pp. 89-113; 此处为 pp. 89, 10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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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7</sup> 同上，p. 110. 这句话的无意中的滑稽在于它暗示了黑格尔和斯密持有或多或少相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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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来自宇野学派（Uno School）的马克思主义货币和金融理论家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和伊藤诚（Itoh Makoto）在试图解释货币如何成为交换的普遍等价物时，认为没有必要提及抽象劳动。<sup>9</sup>特别是伊藤诚在试图解释货币形式时，陷入了循环论证和老生常谈之中，而没有诉诸于抽象人类劳动。在他们之前，宇野弘藏（UnoKōzō）在解释价值形式时便严格偏好形式而非实体，从而直接引发了一个逻辑上的循环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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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sup>8</sup> 同上，p. 108. 特别不清楚的是罗伊滕所称的“价值形式”中的“两个含义”的不同特征：一个将“价值”定义为“形式自身”（或“属”），另一个则将“价值形式”限制为“种”（同上，pp. 100-101）。相反，马克思非常清楚价值及其形式间的关键区分，特别是在他对赛米尔·贝利的批判中。“对于交换过程使之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交换过程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独特的价值形式。有人由于把这两种规定混淆起来，曾误认为金银的价值是想象的”（Marx, Capital,Volume 1, p. 185.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10页）。马克思在这里还隐含地指出，价值并不是像罗伊滕和其他人所说的那样仅在交换中“存在”。

<sup>9</sup> 参见 Costas Lapavitsas, ‘The Emergence of Money in Commodity Exchange, orMoney as Monopolist of the Ability to Buy’,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7, no.4 (October 2005), pp. 549-569; ‘Money’, in David M. Brennan et al. (ed.), RoutledgeHandbook of Marxian Econo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 69-80;Makoto Itoh, ‘A Study of Marx’s Theory of Value’,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40, no. 3(Fall 1976), pp. 307–340. 针对拉帕维查斯提出的“货币垄断购买力”理论的批判，参见 Elena Louisa Lange, ‘Geldtheorie ohne Fetischcharakter. Zur problematischenRezeption des ersten Kapitalbandes bei Uno Kōzō und der Uno-Schule’ [‘MoneyTheory Without Fetish Character. On the Problematic Recep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ofCapital in Uno Kōzō and the Uno School’], 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ozialtheorie undPhilosophie, vol. 4, nos 1-2, pp. 177-208. 我认为，拉帕维查斯提出了一种唯名论的货币理论，其含义是“货币本质即其职能”（money is what money does）——这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从货币作为“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Marx, Capital,Volume 1, p. 187.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12 页）的角度发展了货币的功能，即货币职能即其本质（money doeswhat mone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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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价值形成的实体”的劳动抽象（shashō）于每一种形式，除了否定和抽象的（chūshōteki）东西外什么也无法表达。因此，我们不能将其作为价值形式的基础。换句话说，[劳动]首先是由价值形式发展而来的。商品的价值形式更是通过这种实体自身经历的各种形式来把握，这些形式无非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然而，单纯的形式规定性仅仅阐明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89页）。<sup>10</sup>

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马克思旨在进行的两个关键干预完全被这些作者忽视（甚至拒绝）：首先是必须从一开始预设资本关系的总体性，在这种关系中，分析开始的“商品”范畴并非所谓的“最简单”而是最复杂的规定性，即“总体性的关系”；<sup>11</sup>其次是价值形式分析（value-formanalysis）的功能，即在抽象劳动的共同基础上，从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中推导出简单流通的拜物教表象（fetishistic semblance）。通过拒绝看到马克思在其所谓“无害”的初步分析，即对商品分析中已然内在的批判意图，上述评论者成为了意识形态方法的共谋者，将资本关系的单纯表象正当化。

形式分析与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理论

<sup>10</sup> Uno Kōzō, Kachiron [Value Theory], 1947, in Uno Kōzō Chosakushū [Collected Works of Uno Kōzō], vol. 3, Tokyo: Iwanami, 1973, pp. 361-362.

<sup>11</sup> ‘Totalitätsverhältnis’. Helmut Brentel, Soziale Form und ökonomisches Objekt. Studien zum Gegenstands-und Methodenverständnis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Social Form and Economic Object: Studi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 and Method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iesbaden: Springer, 1989. p. 264. 罗伊滕未能看到商品的特定特征和功能：“商品是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最抽象的包含一切的概念呢？我对此表示怀疑。例如，它是否包含了在资本主义 形式中创造有用物品的活动的概念？”Reuten, ‘The Difficult Labor’, p. 96. 实际 上，商品的确具备这一点，但似乎超出了罗伊滕的理解范围，这反映了他未能理 解马克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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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法证调查：预设总体性

一些价值形式理论方法的意识形态困境，根源在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价值形式的分析阶段，也应当对资本的总体性，“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体系”<sup>12</sup>加以预设：20码麻布和1件上衣间的交换并不代表“简单交换”，而是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最抽象的领域。因此，必须满足真正且绝非简单的要求，使简单流通能够表现为资本主义交往的典范形式，并且交换价值能够表现为简单、无前提的经济形式，这些要求并不会从“对简单流通的考察”中显现出来，而是“像分工中所包含的经济关系那样是发生在简单流通背后的”。<sup>13</sup>像刑事案件的调查员一样，我们必须从隐藏在简单流通背后的东西来重建这个领域。一方面，在简单流通的考察中被“遗忘”的，是“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即不是自主的个体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商品，而是一种“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其次，这种情况又要以分工等等为前提,个人在分工中所处的关系已经不同于单纯交换者之间的关系。”<sup>14</sup>将对简单交换的叙述作为对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分析起点本身表达了批判的意图，因为它为重新审视资本和雇佣劳动等价交换原则的形式有效性做了准备。因此，这种形式特征既是被预设的，又在简单流通中“被忽视”（“消失了”<sup>15</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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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12</sup> Karl Marx, Economic Works, 1857 -1861,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h Engels,Collected Works, vol. 29,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7, p. 466.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 353 页。

<sup>13</sup> 同上，p. 467.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354 页。

<sup>14</sup>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 248.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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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们没有看到，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等等。可见，［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这全部聪明才智不过是要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这些经济关系单独来看，是纯粹的抽象，但在现实中却是以各种最深刻的对立为中介的，并且只反映上述对立表现消失不见的那一个方面。<sup>16</sup>

在其他地方，我已经展示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所依赖的那些方法论假设，这些假设源于黑格尔通过“反映逻辑”<sup>17</sup>（Reflexionslogik）中部分的内在关系来构建对象的方法。为从“最贫乏”（存在/无）到“最丰富”（概念/理念）的范畴发展而预设总体性，因此构成了对象，这种总体性被理解为“统摄的主体性”（übergreifende Subjektivität）。因此，它必须从单纯的表象开始，从不真实的东西开始。<sup>18</sup>这也意味着，范畴的独立性和“直接真理”将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存在和无绝对是中介的范畴，即使假设其“纯粹性”，也不能被有意义地规定；孤立地看，它们无法解释自身的构成。<sup>19</sup>同样地，简单流通的表象和商品也是如此：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一个真理的扭曲版本。资本的深层次问题真理只能通过对其构成性范畴，即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全面批判来阐明。

形式分析与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理论

<sup>15</sup> Marx, Economic Works, 1857-1861, p. 466.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 353页。

<sup>16</sup> Marx, Grundrisse, p. 248.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203页。这句话出现的背景是对蒲鲁东的批判，他被攻击为一个深刻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交换代表着一个“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

<sup>17</sup> Elena Louisa Lange,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ew Dialectic”: Marx, Hegel, and the Problem of Christopher J. Arthur’s “Homology Thesis”’, Crisis and Critique, vol. 3, no. 3 (2016), pp. 235-272.

<sup>18</sup> G.W.F. Hegel, The Encyclopedia Logic. With the Zusätze. Part I of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with the Zusätze (1830),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1991,p. 290. 290.“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立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情况如此，为什么我们要从虚假的东西开始，而不是直接从真实的东西开始？答案是，真理必须作为真理本身得到验证[muss sich bewähren]。在这里，逻辑思维本身的验证在于概念展示自身是通过并与自身相联系而被中介的，从而证明它同时也是真正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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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主义作家们声称黑格尔从无前提的假设开始这一点尤为奇怪。<sup>20</sup>事实正好相反：同马克思的叙述一样，黑格尔对思想的发展故意从一个完全中介的关系中出发，而在一开始，这种关系必须通过孤立地看待范畴、无前提地展示其错误，以“外在反映”（outer reflection）的方式进行。甚至我们必须承认，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就像黑格尔所批判的哲学家（我们当然要想到康德）一样，由于他们自身的范畴被概念化为不相关的东西，因此他们的理论是矛盾的。

我们必须在这里回到形式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勾勒出作为特定方法的形式分析的功能，即揭示传统范畴（或“形式”），如货币、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其形式中消失了的本源结构。马克思的势头确实很黑格尔：他形式的概念与黑格尔的概念一致，并坚决拒绝对形式仅仅“形式上的”理解。“统摄的主体性”（中介）的概念包含了形式-内容（Formgehalt）的概念，不再与它所指代的内容或“实体”对立。研究的对象（产生于资本关系的劳动的社会形式）被呈现为经济形式和形式变换（Formwechsel）的过程性总体结构，其“内在联系”呈现出一种贯穿所有个别形式的普遍共性，作为一种“统摄”的关系。<sup>21</sup>这并非易事：因为形式规定性（form-determinations）只能作为总体联系的片刻存在，马克思，以及作为他读者的我们，必须将自己置于政治经济学法证调查员的角色中，从其单纯的（有时甚至是彻底颠倒的）表象中重构这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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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上，p. 134）。

<sup>19</sup> 这与辩证叙述所需的语义-语用的（semantic-pragmatic）剩余意义/缺失必 要性（surplus meaning/cleft necessary）有关。更多细节参见 Lange,‘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ew Dialectic”’.

<sup>20</sup> 使得问题复杂化的原因在于，黑格尔所谓的“无预设性”理论既有支持者（如阿瑟和罗伊滕），也有反对者（如默里），但这一主张本身从未受到过质疑。例如，默里指出：“马克思并未完全打破黑格尔体系辩证法的圈子；他反对黑格尔体系辩证法的‘无预设性’，并坚持认为科学有前提条件，这一点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行了概述”（Patrick Murray, ‘Marx’s “Truly Social” LabourTheory of Value: Part I, Abstract Labour in Marxian Value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no. 7 (2000), p. 38）。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尚未发展出任何价值理论！这部早期作品采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论框架，并且有着与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批判工作截然不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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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总体性的总体联系同时也是这一过程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形式也是内容。任何声称采用体系科学方法的分析都必须解释形式与内容间的相互“转化”（Umschlagen），即形式转化为内容，内容转化为形式。<sup>22</sup>让我们看看这种理解如何能够为明确理解价值形式分析的批判功能提供成果。

价值形式分析的功能

总得来说，对价值形式分析的首要功能是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拜物教批判。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应对这种拜物教：（a）在逻辑体系的重构上，从简单流通领域，这一资产阶级生产的抽象和意识形态领域，过渡到这种生产方式的现实基础；（b）在价值构成的理论中，通过分析作为货币（形式）出现的普遍等价物的形式和内容（反对前货币价值理论）；（c）在“价值规律”的论证上，将其作为一种逐步脱离于商品所有者意图、需求和个人欲望的自主化（autonomization）法则。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讨论了（a），即商品作为“总体性的中介”，掩盖了资本与劳动间的对立。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接下来的评价将集中于（b）。

形式分析与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理论

<sup>21</sup>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lume 1, Book 1: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Berlin: Dietz Verlag, 2008, p. 27.

<sup>22</sup> Cf. Hegel, The Encyclopedia Logic, pp. 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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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品简单交换的表象中推导出货币的价值形式，并追溯到其在抽象人类劳动中的构成性内容，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形式是随意的，或者说是可以被忽视的。相反，价值在货币中具有其必要的表象形式。换句话说，价值在其“可触摸的”、物质的、客观的，因此是拜物化的形式中，只有在货币中才存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就是货币：尽管如此，价值必须以货币的形式表现。<sup>23</sup>

在分析价值形式的第二到第四种形式中，马克思展示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价值在社会背景下对私人劳动中介的综合的具体形式。然而，内容或实体（抽象的人类劳动）和形式间的关系并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本质与表象间的对立。（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本质必须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只不过在这种形式中仍可以识别到其中本质的拜物教扭曲。因此，对形式的分析必须识别出使形式植根于形式自身并与其表象相对立的内容，并使其显现出来。这正是简单流通的正当化策略陷入自我矛盾的典型案例，这种情况只有当货币被视为独立于交换过程的外部实体（entity）时才会发生：仅仅作为交换的便利手段，作为流通手段。然而，货币作为抽象劳动的可感形式，是一般社会交换的必要条件。因此，那些建议为了实现“等价交换”而放弃货币的理论，实际上与它们自身的前提相矛盾。<sup>24</sup>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sup>23</sup>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对象化的人类劳动，从而本身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独特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独特的商品就转化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Marx, Capital, Volume 1, p. 188，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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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特定内容指向了特定的形式，但反之亦然：形式必须指向特定的内容。说“没有一般等价物就没有价值”意味着，只有在等价形式下，才始终已然预设了不同劳动实际还原为抽象一般人类劳动。价值形式的分析因此也包括了对价值构成的理论。这对简单价值形式的特殊性来说很明显（例如：x商品A=y商品B），其特点在于其两端不是仅仅表示可逆的关系，而是相互排斥的功能，这也指向了等价形式的特定内容。在其中，作为基础或内容的不是特定的具体人类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使得所有具体和特定的劳动能够在其中反映自己，能够“代表”它。因此，货币具有双重功能：代表所有商品，但不专门代表其中任何一个商品。作为“物”，它的确代表了抽象的人类劳动，代表了所有劳动，但没有具体代表任何一个。这确实是“商品世界共同活动的结果”。<sup>25</sup>

在这个背景下，认为马克思的分析“过早”引入了一个“预设的”劳动价值基础，这一说法是毫无意义的。要求“首先研究”价值形式的观点同样荒谬：价值形式并不是自明的。一种假设价值形式而不是分析它们的隐含内容的方法，仍然“固守于最简单的经济关系”。

尽管我们之前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百万美元问题”（million-dollar question），即价值是由生产还是交换构成的，但通过推论应当清楚的是，作为社会总体性的价值，决不能仅仅通过W-G-W（商品-货币-商品）或G-W-G（货币-商品-货币）的形式变换（Formwechsel）来构成。流通和交换的形式从来不是经济对象性（economic objectivity）的构成要素。正如布伦特尔（Brentel）所言,“简单流通不是对象性的经济构成的自主领域——它仅存在于资产阶级自明的意识形态外观中。”<sup>26</sup>这些形式只是资本对劳动现实吸纳下，相对于真正的价值构成基础的幻象形式。我们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和第六章“总公式的矛盾”中能够看到了这一点。我在上文讨论的马克思主义作者，其动机在于与“传统”即“具身化劳动”（embodied labour）理论区分开来，但却过度强调了他们的观点，通过形式主义的价值理论，这些观点充其量同古典理论一样同义反复，最糟的则是不安地将边际主义假设（marginalist as-sumptions）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而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论，旨在作为这些观点的解药。劳动的社会形式，其经济上的形式特征被“传统主义者”及其对手所忽视，超越了形式与实体间单纯对立的问题，为彻底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自我表现的真实表象，即拜物教开辟了视野。

形式分析与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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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24</sup> 当然，这是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人民银行”的主要观点。

<sup>25</sup> Marx, Capital, Volume 1, p. 159.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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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sup>26</sup> Brentel, Soziale Form und ökonomisches Objekt, p.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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