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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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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批判概念，景观阐明并统一了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多种现象，这些现象是在一种逻辑下发生的，这种逻辑源于交换的结构，其中“社会组织的表象的表象”（§10）获得了“巨大的实证性”（§12）。正是在这个表象的领域内，对象性的内在内容得以显现。也就是说，景观是社会的总体商品——社会对象化的总体结果及其可见的辩护。以这种方式，景观更恰当地被理解为价值作为总体的现象学领域，或者简单地说，作为价值的现象性：表象形式的自我运动，这种运动，呼应黑格尔《现象学》的动力，生出了主体和实体。
从商品到景观：德波的马克思
52 同上，p. 256.
53 Debord, Complete Cinematic Works,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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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日马克思式本体论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
让我们直入主题，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我们应当从工人斗争、诸众的反抗以及无产阶级的起义这一立场来阅读马克思式本体论（Marxianontology）。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体论意味着把双脚扎根于大地。我们当然可以像哲学家那样无休止地讨论“本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呼应《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我们要重申：直到现在，哲学家们总是把本体论理解为一种关于存在的理念，而今天我们必须建构一种革命实践的本体论。那么，这种我们声称的、并且从斗争中汲取意义与方向的本体论究竟是什么？它是工人历史的本体论，即那种由劳动着的人类、“活劳动”、以及通过协作生产并再生产生命世界的诸众的主体化过程（multitudinous subjectivation）不断建构起来的存在。这就是马克思式本体论运作的框架。它描绘世界，一方面承认劳动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承认生产的形式和关系。而且，在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之中，它既揭示也控诉了一种愚蠢不公正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生产领域以剥削为基础，在权力的经验与运用上以等级制为基础。马克思式本体论由阶级斗争所构成，并且通过阶级斗争而不断更新，它由物质对抗所支撑，这种对抗分配着真实存在的种种一致性。在这些纠葛与冲突之中，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它由主体性的生成和解放的形象组成，并与表达它们的物质力量相互契合。因此，对抗与阶级斗争并不是镌刻在某个静态基础上的力量，它们恰恰是“一切存在”（everything that is）的力量与运动，并在一个动态的、主体化的基础上留下痕迹——它们是欲望的诸众的表现性力量。没有这种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和斯宾诺莎式（Spinozist）的图景，我们便无法理解马克思式本体论，也无法把握阶级斗争是如何发生与展开的。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式本体论是一种以“活劳动”的主体化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建构性的（constituent）本体论，而不是一种辩证的本体论，尽管它也是一种“颠倒的”辩证法。单纯的颠倒或反转往往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通常仅限于揭露阶级对手的意识形态；而辩证法由于拒绝冲突的主体化视野和转变的建构性形象，在生产理论中推进了一种李嘉图式的客观主义（Ricardian objectivism），并在价值化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先验的/超历史的（transcendental/transhistorical）立场。我仍然坚持马克思的本体论方法的那个方面——它在卢卡奇的遗产之下，被汉斯-于尔根·克拉尔敏锐地强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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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今我们能够描述的阶级斗争的本体论肌理是什么？第二，马克思式本体论——在他的历史著作、《大纲》（Grundrisse）和《资本论》中所呈现的，是否已经预示了这些后来的发展？
如果我们坚持阶级斗争在任何当下本体论定义中的核心地位，我们就必须强调资本主义的结构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变革。劳动与剥削的概念，进而资本本身的性质，实际上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异。
我们对当下资本本体论的考察的第一个环节，将是分析活劳动的转变，并澄清它的生产力如何在日益增长的协作中得到强化，而这种协作正是生产方式的特征。如果说，在《资本论》中，劳动力表现为“活劳动”，它在简单的和/或扩大的协作中提升自身的生产力，并进一步在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的组织中实现；而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通过不断强化协作、逐步界定其特征，直至将其吸纳为社会活动；那么，当我们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认知”阶段，即“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阶段时，社会性和协作性的劳动无疑得到极大增强——它沉浸在一个由通信网络和数字连接构成的世界中，这些网络和连接纵横交错于工业资产与农业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之中。资本正是通过这些协作性的流动而实现价值化，在这些流动中，肌肉、语言、情感、代码和图像都被吸纳进生产的物质过程之中。而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继二战后工人斗争的“光辉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与20世纪70年代的失败之后，把我们带到了这种境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领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生产的主要场所从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自动化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不仅在政治意义上（摧毁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在全球主导地区把工人逐出工厂），而且在技术意义上（通过强化生产的节奏）。为了恢复利润，这种利润已经无法再从工厂中提取，资本使整个社会场域劳动化，生产方式越来越紧密地与生活形式纠缠在一起。在工业自动化阶段，意味着生产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而在自动化工厂之外，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综合性生产性服务的增长，它将重型技术与基础科学、工业服务和人类服务结合在一起。在第二阶段，信息的重要性超过了自动化——事实上，正是信息在整个社会中传播了一种“活劳动”的技术构成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在过去是由工厂内部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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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的注意力将转向剥削的概念，强调它在转化为社会价值化的榨取性功能时所经历的变化。
我们已经描述过资本主义的反攻是如何瞄准20世纪60及70年代抵抗与反叛的积累的。如今，我们也能够辨认出一般智力社会的出现，其经济角色愈发重要的社会生产，这意味着资本与劳动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在福特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是由纪律体制所构成的，积累集中地依靠工业劳动的计划性协作所产生的利润来驱动。而在后福特主义时期，当生产性的知识与协作的社会能力广泛扩散到整个社会，资本则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剥削新出现的劳动力形式：通过榨取共同生产的社会财富，并在某种意义上，将整个社会领域加以吸纳。榨取（extraction）的这种新的核心地位因此改变了剥削的性质。特别是，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的量，它们原本依照时间分析来界定，如今呈现出一种新的质的特征，这意味着剥削必须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分析。马克思式的剥削概念，聚焦于个体工人工作日中不同“时间”的划分，如今似乎已相去甚远。当马克思以教学的方式解释说，在雇佣劳动的体制下，工人获得的是在工作日最初几小时内所生产的财富，而资本家则攫取剩余时间内所生产的价值，他实际上建立了剥削与生产组织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然而今天，这种现实已经分离，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金融把生产性主体抽象地看作一个整体，并在远距离上抽取价值；与此同时，生产性的主体性却拥有越来越强的能力去协作并自主地规划协作。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们不再组织劳动；他们也不再像熊彼特（Schumpeter）曾经设想的那样，创造新的组合并生成生产性的协作形式。如今，他们沉溺于金融活动，把注意力投向证券交易所、股息和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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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第三个环节：我们必须思考资本向金融-榨取性力量的转变。当金融在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组成部分出现时，它构成了对产业资本的强有力补充，帮助后者确立其在经济及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金融提供了抽象化与集中化的工具，便利了从工场手工业向大型公司及其垄断的统治地位的过渡，同时也被用作帝国主义计划武库中的武器。然而，随着 20 世纪的进展，这种关系被倒转，以至于今天是金融主宰工业，规定生产与剥削的一些基本条件。在金融及其日益复杂的工具的统治下，资本主要通过捕获和榨取一种看似现成的、仿佛天然赋予的价值来实现积累——仿佛是一种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的馈赠。金融资本从共同性（the common）中榨取价值，不论我们谈的是隐藏在地层中的物质性价值，还是在社会内部萌发的价值。当然，金融资本上升为主导角色的转变，可以用全球市场的形成和民族工业经济的衰落来解释，这一衰落的特征是危机的反复和投机操作的深化。但其核心，即金融的定义所在，必须回溯到生产方式本身：金融充当了捕获社会与自然价值、并榨取共同性的装置。榨取沿着共同性的轨迹展开。与工业不同，榨取基于的财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先于资本投资而存在。汽车必须在工厂中被生产出来，而石油和煤炭则已经存在于地层之中——尽管榨取本身也包含生产、精炼与分配的过程。若我们转向社会智力、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性（sociality）的领域，这一区分会更为清晰。在工厂中，工人是在资本家规定的框架与纪律之下协作的；而在社会中，价值却是通过一种并非由资本直接组织的社会协作所产生。在这方面，社会协作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一切再次凸显出资本关系是如何被动摇的——在协作的相对自主性面前，金融表现为一种榨取性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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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世界的总体化、生产被吸纳进再生产、价值在生产性社会被资本实质吸纳的框架中被金融升华——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理论性征服。然而，基于我们迄今为止的论证，有必要“超越”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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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界定这种超越，就意味着必须在我们已经开始探索的三个领域上推进，并揭示它们的“主体性”面向。
首先是劳动的领域。在这里，劳动力的协作性联合重新界定了工人阶级的概念：它揭示出工人阶级是一个由劳动（工人阶级的）单一性（singularities）构成的诸众集合，是由非物质（和/或物质）力量组成的多重性（multiplicity）。在协作性的联合中，这些单一性的力量在潜在意义上配置出工人阶级的多元重组（plural recomposition）——一种被主体化流动交错而成的重组。我们称这种新的阶级形象为“诸众”（multitude）。
其次，关于剥削的概念。要超越劳动的异化或物化，就意味着要在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关系中为主体化效应腾出空间。当剥削瞄准活劳动的认知性、社会性与协作性成分时，在资本对劳动价值的捕获与占有的辩证关系中出现了一道裂缝。而异化劳动，作为劳动力的第二自然出现时，也能够反过来打破剥削的秩序——在其运作的第二个层面上。但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一发展。
第三，资本及其榨取机制的新性质，在本体论上由共同性的社会动力学作出回应。一旦以大规模劳动为特征的纪律与控制关系瓦解，价值的度量也随之崩塌，榨取性的掠夺便会遭遇共同性维度的对抗。在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在不同的形式和程度上，社会生产已经在生产活动（依赖社会与科学知识、协作框架或关怀关系）和产品本身（其反过来又内含社会共享的要素）中变得越来越居于中心。在资本的视野下，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产品呈现为礼物，仿佛天降的“吗哪”（manna）。但我们必须牢记，正是社会生产的这些特征，既是金融榨取与财富积累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社会性反叛存在的种子与根基。剥削与抵抗之间的这种矛盾/张力的双重性，都包含在日益抽象化的社会生产之中。我们对马克思关于抽象劳动的分析早已熟悉：它是理解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关键。在许多方面，劳动的抽象性质以及它所生产的价值，在社会生产中被急剧放大。当工人将知识内化，并在协作中将其社会化时，他们的劳动及其生产的价值就愈发抽象。然而，生产与价值化的过程越是抽象化——当它在语言、代码、集体生活的非物质性关节、协作、情感因素等之中得以实现时，也越是展现出一种非凡的抵抗与脱离资本的潜能。我们在此所承认的抽象性，直接对应于共同性；正如我们所说，它既是当代生产的基础，又是其结果。而共同性在这里也获得了一种双重规定：它既是资本主义榨取的实质，同时也是自主与抵抗的潜在根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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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马克思的论证，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三重逻辑过程来把握这种双重性：从抽象到社会生产，再从社会生产到主体性。首先是抽象。马克思写道：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经济关系“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1
但是，马克思并不对这种“技艺”的丧失抱有怀旧之情。一个行业或一门技艺的消逝，同时也是一种获得。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2劳动的抽象性并非空洞，而是充满着内容，尤其是生产的社会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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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Rough Draft), trans. Martin Nicola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London: NewLeft Review, 1973, p. 297.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 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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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日益增强的一般性能力，这是第二个理论推进，预设了生产的社会性，也就是说，预设了生产的共同性。个别的、特定的劳动，从外部被规定为社会劳动；“它是通过个体所活动其中的生产的社会条件而被中介的”。因此，生产过程的日益抽象化，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上的，是建立在使生产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之上的。换句话说，它是建立在共同性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基础包括了我们集体存在所依赖的共同知识、文化形式以及协作的循环。
马克思的第三个推进，在于从主体性的立场出发，将这一社会基础加以运动化。面对资本的总体性，有着一种同样总体化、抽象的劳动。劳动之所以是抽象的、社会的，恰恰潜藏着主体化的潜能——尽管这种潜能并不总能实现。
这种对抽象总体性的指认（以及在《大纲》中所展开的“社会个体理论”）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动员出一个同质的、统一的、可直接行动的主体性。但生产的社会性意味着一个差异的场域，在这个领域中，主体性以某种（易变但有效的）组合方式相互协作并产生冲突。当无数异质的主体性在生产内部开始结合时，共同性便开始显现。正是在这种差异中的显现，构成了一条主体性对抗的路线。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资本的概念是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图式与产物而给出的。这意味着，这一概念总是内含着一种关系：在资本之中、并且与资本对抗的，是发展过程的不断重构；资本主义的支配（即不变资本）与被投入劳动的主体性（即可变资本、活劳动）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对称且不可通约的力量关系，它们持续处于冲突之中。我们在此所见，是真正的辩证法——一种被剥夺了“扬弃”（Aufhebung）的辩证法，一种没有目的论、且因阶级斗争而保持开放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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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上，p. 296.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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