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2017 年 9 月正值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这一时间节点颇具象征意义。在诸多纪念活动中，本书所辑录论文来源的那场学术研讨会显得尤为特殊，它竟由哲学研究中心主办，⁸该中心侧重后康德欧洲哲学，不同于曾于80年代短暂流行的对马克思进行阉割式解读的主流分析哲学阵营。这并非由于我们将马克思视为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家”，或将《资本论》视作该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也不遵循阿尔都塞式“从《资本论》到马克思的哲学”的研究路径，⁹毕竟该方案仍成问题地保留了哲学概念自足性的虚幻构想，只不过将其置换为某种非历史化的“理论”形式。究其根本，在于我们相信：延续后康德欧洲哲学的深层思想脉络，在当今最恰当的方式是将其发展为一种跨学科批判实践与概念构建方法。这种实践要求，在最高普遍性与抽象性层面展开批判，包括对现存学术分工体系的批判，该体系将概念通过唯心主义式的方式物化为自足的“哲学”概念；同时建构出能自觉观照自身社会历史条件的概念范式，——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上述两方面皆堪称典范。

导论

卫·哈维在纽约城市大学讲授《资本论》的课程视频：http://davidharvey.org/reading-capital。关于此次《资本论》研读热潮中过度依赖英语媒介所产生的问题，可参阅下文第七章鲍里斯·布登与第十章凯斯顿·萨瑟兰分别撰写的讨论。

⁷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3 年出版的《21 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au XXI Siècle,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Belk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既是这场思想复兴的征兆，又进一步推动了其发展。这部方法论传统的经济史著作，通过锲而不舍地用统计数据聚焦不平等现象加剧的趋势，并重新启用“资本”这一术语，不经意间为马克思主义视角重新进入公共讨论领域提供了正当性。

⁸ “资本主义：概念与理念——马克思《资本论》问世 150 年：当代资本的哲学与政治”，该会议由伦敦金斯顿大学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CRMEP）主办，2017 年 10月 13日至 14 日于伦敦康威堂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开，巴黎第八大学（圣但尼校区）哲学系提供特别经费支持。

⁹ 这是路易·阿尔都塞等人所著《读〈资本论〉》（1965）开篇部分的标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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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资本与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坚持将“经济”（需求体系的历史社会形式）研究的焦点置于财富作为资本的积累条件，而非仅关注劳动或市场交换，这使经济分析从研究个体行为的理论转变为剖析社会关系的理论：特别是“社会劳动价值论”（参见下文第一章），该理论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将贯穿所有“具体”劳动形态的资本主义积累概念化为剥削。的确，正是论证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因而我们可以说，价值作为社会抽象的特殊地位，被马克思本人视为其著作中两大“最佳创见”之一。¹⁰另一个发现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具有“二重性”，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分别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艾蒂安·巴利巴尔指出，这两个发现导致了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概念：一种关注普遍商品化，另一种则聚焦剥削劳动力的不同方式。¹¹然而在分析上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因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分正是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基础所在。然而在历史上，对不同维度的侧重衍生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卢卡奇（Lukács）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传承了商品化的分析脉络，而特隆蒂（Tronti）及其开创的意大利工人主义（Italian Workerism）和后工人主义（post-Workerism）则延续了剥削分析谱系。借用阿多诺的隐喻，这恰似马克思主义整体“断裂的两半”（torn halves），它们“终究无法拼合成完整的整体”。¹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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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本人撰写。Reading Capital: The Complete Edition, trans. Ben Brewster and David Fernbach,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6, pp. 9-72.

¹⁰ Marx, letter to Engels, 24 August 1867,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 Volume 42: Letters 1864 -1868,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7,p. 407.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中文第一版，1972，第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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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雇佣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在历史上的特定社会属性时，《资本论》将经济分析从道德与行为心理学的领域（可追溯至亚当·斯密1759年《道德情操论》），这一领域如今再度活跃于新古典经济学中，转向了二战后学科分类意义上的社会学领域。即便在那些明确承认《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三卷所共用的副标题）哲学维度的语境中，这种转变依然显著。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历史，从 1931年成立到60年代末，历经了流亡与回归，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一场围绕学科性问题的斗争史。这场斗争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后展开，而学科性本身具有双重意涵：既是思维形式，又是制度形式。¹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方面对《资本论》最富哲学意味的解读之一——德国“新马克思阅读”学派（Neu Marx-Lektüre），源自阿多诺1962 年夏季题为“马克思与社会学理论基本概念”的讲座。¹⁴而且，尽管这种解读充满黑格尔主义色彩，它仍在某种程度上顽固地围绕着“社会”这一概念。¹⁵《资本论》具有多重哲学维度这一事实，且这些维度无法被机械地割裂为“马克思的哲学”而独立于全书其他内容，这一事实如今已获得广泛认同。确实，欧洲自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对《资本论》的主要批判性解读流派，在哲学取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法国学派”（阿尔都塞式/结构主义）、“意大利学派”（特隆蒂式/行动主义）与“德国学派”（阿多诺式/批判黑格尔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¹⁶各派围绕马克思巨著发展出独具洞见的阐释体系，如今它们常以不稳定甚至矛盾的组合形态，共生于国际英语学界“批判理论”的翻译文化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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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¹ 参见 Étienne Balibar, ‘Marx’s “Two Discoveries”’, trans. Cadenza Academic Translations, www.cairn-int.info/article-E\_AMX\_050\_0044--marx-s-two-discoveries.htm, Actuel Marx 50 (2011/12), pp. 44-60.

¹² 参见 Adorno to Benjamin, 18 March 1936, in Theodor W. Adorno and Walter Benjamin,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1928 -1949, trans. Nicholas Walk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 130.

¹³ 参见 Peter Osborne, ‘Problematizing Disciplinarity, Transdisciplinary Problematic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32, nos 5-6 (September-November 2015), p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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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8-21,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263276415592245.

¹⁴ ‘Theodor W. Adorno on “Marx and the Basic Concept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from a Seminar Transcript in the Summer Semester of 1962’,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6, no. 1 (2018), pp. 154-164.

¹⁵ 关于“新马克思阅读”，参见 Hans-Georg Backhaus, ‘On the Dialectics of the Value-Form’ (1969), trans. Michael Eldred and Mike Roth, Thesis Eleven 1 (1980); 以 及更一般地，Riccardo Bellofiore and Thommaso Redolfi Riva, ‘The Neue Marx-Lektüre: Putting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ack into the Critique of Society’, Radical Philosophy 189 (January/February 2014), pp. 24-36,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article/the-neue-marx-lekture. 连同 Peter Sloterdijk’s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1983; trans. Michael Eldre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8), “新 马克思阅读”构成了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在阿多诺之后、非（且反）哈贝马斯的两 条主要发展路径之一。

¹⁶ 关于“法国式”与“意大利式”解读之间的差异，参见Étienne Balibar, ‘APoint of Heresy in Western Marxism: Althusser’s and Tronti’s Antithetic Readings ofCapital in the Early 1960s’, in Nick Nesbitt (ed.), The Concept in Crisis: ‘Reading Cap-ital’Today,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93-112. 当然，各国的情境在内部更为复杂，例如 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i）的法国现象学式解读所显示的那样。Michel Henri, Marx: I, Une Philosophie de la réalité; II, UnePhilosophie de l’économi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76; 英文节选版为 Marx: APhilosophy of Human Reality,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Bloomington IN: Indiana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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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济价值，尤其是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一方面是商品化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对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不是新古典意义上仅仅作为用于生产商品或服务的耐用物品，包括货币），会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性理解。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发展，这一历史性转变（包括把劳动力作为“可变”资本）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实践中最基本且本质上充满冲突、对抗的结构的历史性变迁。因此，基于马克思资本概念的资本主义观，与任何以“市场”概念为基础的概念有着根本不同；尽管市场（以及更广义的交换关系）当然是资本基本社会关系的表现和显现方式的核心，作为受法律规制的交换形式。如今，这一概念往往包含了那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末尾将其置于历史形成的“所谓原始（ursprünglich）积累”的持续性形式，即那些“剥夺式征用”（expropriation through dispossession），¹⁷以及对资本社会关系本身所固有的暴力关系（Gewalt）的重新强调（见下文第九章），并且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资本本身的“再封建化”倾向（见下文第七章）。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在这种社会类型中，资本关系在社会经济上占主导地位。但是，资本社会关系体系的结构总体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历史现实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或许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问题，自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复兴以来，这一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焦点——被描绘为“理论”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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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⁷ 参见 Claudia von Werlhof, ‘Why Peasants and Housewives Do Not Disappear in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Working Paper No. 68,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Bielefeld, 1985; an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ermanent Proces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he Example of the MAI,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vol. 6, no. 3 (Fall-Winter 2000), pp. 728-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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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或“理论”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场所。汤普森（E.P. Thompson）在其论战性文章《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 1978）中，将其极端表述为：

整个社会包括许多活动和关系……这些都不是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范畴，政治经济学也没有相应的术语。……《资本论》是对资本逻辑的研究，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历史的社会与政治维度、阶级斗争的愤怒与理解，来自于一个独立于封闭的经济逻辑系统之外的区域。¹⁸

在某种层面上，汤普森与阿尔都塞（汤普森所怨恨的对象）之间的争论是自17世纪以来贯穿欧洲哲学的经验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哲学二律背反的最新表现。在另一个层面上，这场争论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两个方面对立起来——它们事实上是内在地、辩证地相互联系的：历史与社会经济体系。然而，问题在于如何把握这一关系，跨越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概念差异，这一点仍然存在。这既是关于如何思考中介的（理论）问题，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问题。¹⁹自汤普森的论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文献在看似矛盾的两个方向上探讨了这一资本-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不过，将每一方向看作只有在与另一方向的关系中才成为真理，这样的辩证观点并不过分，但由这一根本矛盾结构出的真理在政治上的含意仍然难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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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⁸ E.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8, pp. 62, 65.

¹⁹ 汤普森聚焦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期，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making）而非其线性发展。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很难断言阶级斗争“源自独立于经济逻辑体系的自主领域”。汤普森的理论花招在于，他将“封闭性”强加于一个动态开放、历史演进的社会经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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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方向，受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949 年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精神的影响，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资本主义因素与条件——无论这些被理解为“社会的”（如波兰尼所述）、人类学的或本体论的（见下文第四章奈格里的文章）。社会性解释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对马克思所称的“形式吸纳”有了新的强调：作为把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生产实践整合进价值生产过程的一种整合方式；这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内部通过变形而被“实质吸纳”于资本相区分。²⁰这一点发挥两个作用：一是解释那些近来或仍处在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人口上仍占世界大多数）“结合与不均衡的发展”的动力学，这些社会在各种社会层面上保留着大量非资本主义实践，这些实践在资本主导的再生产回路之外或之内相并存；二是把资本主义特征的界限设想为即便在最资本化的社会中也存在的想象性界限—类似于作为残余自主社会存在形式的“人性”的界限。

另一方向，在关注点上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向：从专注于价值生产（《资本论》第一卷所采取的立场）转向对再生产，尤其是社会再生产的关注，这与关于“永久原始积累”（见下文第五、六、八章）的论点趋同。《资本论》第二卷讨论资本为实现扩大再生产而流通的循环，但它并未注意到可变资本的“非经济”再生产，即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包括新人的生产，也未关注马克思所称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更广泛社会条件，即“上层建筑”。这种转向由两大动力促成：一是阿尔都塞对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社会条件的理论兴趣，他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的理念来概括，并零散地呈现在生前遗稿 1969-1972 年间的《论再生产》（Sur la reproduction）中；²¹二是女性主义对马克思狭隘的以价值为中心的生产主义的批判，强调工人阶级家庭的亲属关系是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场域。²²这些文献的成果在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对近期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新波兰尼式的方法中被结合起来，从而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形式的概念更为复杂。²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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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⁰ 例如参见 Harry Harootunian, 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以及我的评论 ‘Marx after Marx after Marx after Marx’, Radical Philosophy 200 (November/December 2016), pp. 47-51,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reviews/individual-reviews/marx-after-marx-after-marx-after-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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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个方向，则强调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内在倾向的逐步历史实现：即其社会关系的普遍化，以及对所有其他社会形式的替代（和或重新功能化）。²⁴这种自我完成的资本主义概念有多种称谓与理论形式：从特隆蒂/奈格里所提出的“总体吸纳”（即社会本身被“实质”吸纳于资本），到朗西埃所言的“绝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类国家的官僚形式），再到巴利巴尔的“纯粹”或“绝对”资本主义，²⁵这些观点如今被重新构想为更马克思式的“总体吸纳”（见下文第二章）。在奈格里的著作中，历史与本体论的这一分裂使其同时指向这两个方向：既假定资本已实现了普遍化，又假定存在本体上具有抗拒性和创造性的非资本残余。从哲学上讲，把资本关系的总体或绝对实现作为总体或绝对的资本主义来看待，标志着从作为解释性概念的马克思资本主义向作为一种理念的资本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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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¹ 英文版见 Louis Althusser,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4. 其1970年名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节选自该书手稿。该理论视角可追溯至葛兰西对霸权与国家概念的拓展性阐释。

²² 参见 Lisa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s a Unitary Theor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更广义的人类学视角见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ayna R. Reiter (ed.),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pp. 157-210; 近期研究则见 Silvia Federici,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New York: PM Press, 2012.

²³ 参见 Nancy Fraser, ‘Marketization, Social Protection Emancipation: Toward a Neo-Polanyian Conception of Capitalist Crisis’, in Craig Calhoun and Georgi Derlugian (eds), Business as Usual: The Root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New York: NYU Press, 2011, pp. 137-158; Nancy Fraser, ‘A Triple Movement? Parsing the Politics of Crisis after Polanyi’, New Left Review 81 (May-June 2013), pp. 119-132; 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 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8, chs 1 and 2.

此处还需提及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社会学文献，常以地理命名：如所谓“亚洲式”资本主义、“东欧式”资本主义、“南美式”资本主义等。Peter A. Halland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然而该研究主要关注文化遗产、法律及政治形式的经济价值差异，具有零散性特征，未能整合进资本主义的整体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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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黑格尔还是柏拉图？）

将资本主义（而非资本）作为一种理念来理解，在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及其后的经典哲学意义上，可以呈现出两种在政治上截然对立的形式。一方面，对于左翼而言，我们得到的是一种反乌托邦式的资本主义概念，其作为资本理念的自我实现——按黑格尔将“理念”理解为“概念与现实的统一”之意：正如黑格尔所写，“全部现实的东西都只有在自身内具有理念，并表达出理念时，才存在着”。²⁶在哲学上，这将是一种极端的黑格尔马克思式政治经济学，价值形式主体性的异化对象性已在社会上被绝对化为理念的现实。历史唯物主义沦为绝对唯心主义。在那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历史”还能如何复原。另一方面，则是更为柏拉图式的右翼投射，将此类反乌托邦当作乌托邦：无论是安·兰德（Ayn Rand）所说的“作为未知理念的资本主义”，还是尼克·兰德（NickLand）所提出的那种虚无主义-加速主义版本（nihilist-accelerationist ver-sion）的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其中资本充当主体的角色，进行一种原尼采式（proto-Nietzschean）自我毁灭的解放。²⁷在同一哲学场域上，安·兰德的资本主义柏拉图主义在此处显得是阿兰·巴迪欧“共产主义理念”的直接意识形态对应物与对手。²⁸（“今日柏拉图！”曾是巴迪欧在巴黎直到最近所讲授“当代哲学”课程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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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⁴ 关于前/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形式在资本主义下的再功能化问 题，请参见 É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²⁵ Étienne Balibar, ‘Critique in the 21st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Still, and Religion Again’, Radical Philosophy 200 (November/December 2016), pp. 11-21, 12-13,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article/critique-in-the-21st-century.

²⁶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trans. A.V. Mill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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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问世150周年之际提出“资本主义作为理念”的幽灵，等同于提出另一个在2017年秋庆祝其象征性（100年）周年事件的当下政治意义：1917 年“十月”俄国革命的幽灵。这里并非指马克思自 1845 年及以后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幽灵，那种自 1848 年到20 世纪 70年代中期（1974-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始终“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即“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²⁹恰恰相反，这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念的幽灵，那种从柏拉图可知的超验意义出发、并经康德“现代化”（变为主观上普遍）的理念：一种恒常重返且自我同一的存在。在巴迪欧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幽灵，是理念性的；因为按照马克思（作为历史现实）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幽灵已不再笼罩欧洲。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存在，它当前并不构成现实威胁。共产主义已退回到理念领域，与 21 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脱节。这正是齐泽克（Žižek）提出的这种共产主义理念，像巡演品牌一样被推广开来。³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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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1989, pp. 757, 756. 中文版译文见[德] 黑格尔，《逻辑学 Ⅱ》，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21，第 373 页.

²⁷ Ayn Rand, 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1967; ‘Ideology, Intelligence and Capital: An Interview with Nick Land’, https://vasta-brupt.com/2018/08/15/ideology-intelligence-and-capital-nick-land. 必 须 牢 记 ， 尼克·兰德式的加速主义自始便是反左翼的项目，它与某些其他“原教旨主义”所崇尚的纯粹死亡文化如出一辙。

²⁸ Alain Badiou,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2008),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ch. 4.

²⁹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 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5: 1845 -1847,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6, p. 49. 中文版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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