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资本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价值形式

若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关切在于劳动力作为性别化、种族化的再生产，而《资本论》作为文本本质上关注剩余价值如何产生及其后果，二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诸如伍德上述立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历史演进中应与资本主义的抽象逻辑架构在理论层面上予以分离。我认为这种源自《资本论》特定推演及其涉及的资本主义研究路径既违背马克思的方法论也背离《资本论》的理论企图。

《资本论》无疑探讨的是劳动的价值形式，我们确实能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支持经济范畴应与历史演进相分离的论据。³然而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的方法与非马克思主义方法（如李嘉图的固定本质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拒绝将现实与其思想认知割裂开来。相反，他的方法论在逻辑层面与历史层面同步运作，确立了二者间的辩证统一。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并非以自然主义的方式主张理论与现实的简单统一，而是揭示了理论范畴如何源于历史发展。这并非意味着此类范畴反映了直接的表象；事实上，它们可能恰恰与其背道而驰。马克思的方法揭示的，是理论与现实（或表象与本质）之间持续上升的螺旋式运动，在层层递进的规定层面中不断深化其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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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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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常被视为抽象范畴与具体历史的关系。迄今为止，我们论证了两者存在关联，但马克思的论述远超简单的关联性。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或许对马克思的抽象方法提供了最透彻的分析，为达成我们的目的，值得完整追溯其论证脉络。

通常所理解的抽象范畴是静态的，它是与动态整体分离的固定部分，能向分析者揭示整体的关键特征，后者因其总体性而无法被完整研究。马克思运用若干此类抽象概念——“货币”、“商品”——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与本质。与资产阶级抽象方法不同，马克思的方法论拒绝一切静态形式。因此，奥尔曼指出，马克思致力于“抽象事物，用他的话说，‘它们真实存在和发生的方式’，使它们发生的方式成为它们本质的一部分。因此，资本（或劳动、货币等）不仅是其表现与运作的形态，更是其发展方式；或者说，其发展过程、其真实历史，本身也构成其本质的一部分。”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嘲讽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试图证明“自然”与“历史”之间存在对立关系，仿佛它们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⁵相较之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抽象既包含其形成的历史，又揭示其可能的未来。例如，在抽象范畴“资本”中，我们既能发现其过去——“原始积累”，也能预见其未来：通过剩余价值榨取实现持续扩张，积累冲动必然催生世界市场等等。奥尔曼因此得出正确结论：

这种资本的“历史”既是资本本身的一部分，也包含在马克思对资本的抽象概念之中，更是他试图通过这个统摄概念所传达的内容。马克思所有主要抽象概念——劳动、价值、商品、货币等——都正是以这种方式融入了过程、生成与历史。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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⁴ Bertell Ollman,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Urbana a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p. 65.

⁵ Karl Marx and Frede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London: Lawrence &Wishart, 1976, p. 39.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5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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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在历史其他时期——即其他生产方式中——可能发现这些范畴的全部或部分，但它们要么未能实现其功能，要么发挥着与当前形态截然不同的作用。当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结合时，既承载着历史积淀，又在自身内部建立起新的关系。因此，前资本主义实践的历史无法脱离资本主义的解释范畴而存在。

让我们现在重新审视艾伦·伍德的论点：（a）剩余价值的榨取是资本的首要关切，因此（b）该过程的具体实施方式，无论是通过种族化、性别化还是能力主义（ableist）手段，都与资本的核心追求无关。我们已遵循奥尔曼的观点：即便在马克思的抽象范畴中，也蕴含着历史脉络与未来隐喻。某种意义上，这已足以驳斥伍德关于资本主义无差别性的主张。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形式确实存在某种无差别性，只是这种无差别性并非伍德所设想的那样。

让我们以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范畴为例。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形态中始终从事劳动，这本是老生常谈的真理。但当劳动作为马克思构建资本主义理论基础的简单范畴，“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它便成为“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本身，而非特定劳动形式，成为创造财富的基础。以这种形式理解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实现的分析性飞跃。马克思写道：“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是劳动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如何抵达这种劳动的普遍形式呢？不仅在于认识到劳动是贯穿所有时代的非历史性范畴，更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首次成为“劳动一般”（labour in general）。这种普遍或简单劳动形式的理论构想，唯有在“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的历史现实中才成为可能，“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抽象产生于具体的多重规定之中，而具体之所以能够被设想为具体，恰恰只能通过这种简单的抽象来把握。马克思提醒我们：“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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⁶ Ollman, Dance of the Dialectic,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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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无差别性以历史形式呈现，才能在理论形式中被如此把握。正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能够在不同劳动形式间自由流动，劳动才“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因此，马克思的方法论绝非主张存在无差别历史形式的“抽象资本主义”与标记着具体社会关系的“历史资本主义”，而是敦促批判性思维以变革性的激进方式将理论与现实相统一。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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⁷ Marx, Grundrisse, pp. 37-38.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44-45页。

⁸ 钦齐娅·阿鲁扎（Cinzia Arruzza）在《论性别》一文中如此论证理论与历史的关系：“一旦我们接受……资本的逻辑结构与其历史维度之间的区分，便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剩余价值的剥削发生在形式上自由平等的个体关系框架内，而无需预设法律和政治地位的差异。但这仅能在高度抽象层面实现，即逻辑结构层面。从具体历史视角看，情况则截然不同。”虽然我完全认同这篇丰富论述的主旨，但对其区分“高度抽象”与“具体历史视角”的表述略有异议。我认为支撑整篇论文的写作方法，其实比这种表述所呈现的更接近奥尔曼的观点。Cin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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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种方法论敦促我们将《资本论》视为一项探索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命运的实践，包括其在该体系中呈现的历史形式。据此，马克思极为审慎地将抽象劳动确立为其劳动价值论的一个维度。具体劳动的主观形式，即抽象劳动与社会劳动在分析上的对应物——通过它们价值形式得以组织起来——均被理解为构成统一体的劳动的不同侧面。最重要的是，《资本论》探讨的是抽象劳动为何及如何支配其他方面，并使其服从价值规律。倘若劳动的其他方面看似抽象劳动的黯淡影子，这绝非马克思以简单方式“描述”现实所致。这些《资本论》中的其他范畴在马克思论证的整体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它们昭示着资本主义将工人简化为潜在的剩余价值源泉的界限。

让我们更深入地审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资本主义中的各自作用。如前所述，一个基于抽象劳动组织起来的体系，只有当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由处于特定历史境遇中的人们所从事——被市场强行纳入等价关系时才会出现，而这种生产纯粹是为了利润而非满足人类需求。构成资本主义整体的两个并行过程：其一是通过商品生产实现自我再生产的体系；其二是与之摩擦却又嵌套其中的、人类自身生活的再生产。维持生活（life-making）的再生产与价值的再生产必须同时且持续地进行。

这种制度存在两个前提：其一，人们被强行剥离生产资料，以致获取生存或维持生活的途径只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其二，该制度能够通过再生产支撑市场的社会关系及剩余价值的榨取，从而确保自身的持续再生产。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必须不断再生产工人对资本的依赖。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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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uzza, ‘Remarks on Gender’, Viewpoint Magazine, 2 Septem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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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支配，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创造出并必然“催生出”顺从资本任意摆布的劳动者。

倘若《资本论》仅止于此，那么华尔街本该为其 150周年诞辰举行庆典。那么，抵抗究竟如何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若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社会总体性的所有部分通过内在关系相互联结，那么如何证明对资本的抵抗是资本再生产内在的必然？正是在此处，社会再生产理论运用《资本论》的方法论，同时填补其理论空白，实现了对劳动力概念的范畴性转化——将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与反资本主义抵抗间的分析桥梁。

劳动力

即使对《资本论》中劳动力概念进行最富有创造性的解读，也表明该文本预设了被再生产之物的存在。对劳动力问题的探讨并非始于其在社会中的生产方式与场所，而是聚焦于其商品形式如何维系剩余价值的生产。换言之，文本中对劳动力的概念化仅限于其对资本具有效用的形式。社会再生产理论挑战了这种以资本为导向的劳动力观，在理论层面实现了反向运动——从商品生产领域转向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资本论》中劳动力被冠以独特商品、特殊商品或特别商品等不同名称，因为它被呈现为唯一“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的商品。¹⁰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另一个方面。劳动力并不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也就是说，它并非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直接范围内被生产。相反，正如莉萨·沃格尔（Lise 11Vogel）所指出的那样，劳动力是在一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场所”中被生产并再生产的，即“工人阶级家庭”。¹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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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⁹

⁹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Chicago: Charles H. Kerr, 1909, p. 809.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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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尔的批判性洞见在三个关键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它揭示了资本的历史形式与逻辑形式的辩证统一。社会再生产理论表明，劳动力唯有通过特定但可靠的性别化、种族化的社会关系网络，才能为资本所用——这些关系网络会自我生成维系自身的制度形式（例如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规范家庭模式）。¹²旧有历史形式可能被重塑，而新形式可能被创造并调动，但唯有通过具体的社会关系与感性的人类劳动，劳动力才能被生产并为资本所用。这并非关于资本创造理想家庭形式或性别制度以精准契合自身再生产需求的功利论述。相反，尽管资本不直接干预劳动力生产，因而允许形式与实践的相对自主性，资本主义再生产仍为劳动力得以再生的社会形式设定了条件。其次，通过关注劳动力在资本视角之外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社会再生产理论为资本主义总体性引入，或更准确地说，恢复了一个充斥着维持生活活动的社会关系领域。资本的目标是在生产领域增加剩余价值；劳动者的目标则是通过满足自身需求，提升生活品质，实现其劳动力与自我价值质的提升。社会再生产理论让我们重新认识到这些由工人创造的维持生活活动的力量，因为它们试图踩下积累过程的刹车，如资本被迫通过工资和社会福利为这些活动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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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⁰ 同上，p. 186.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195页。

¹¹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51, 170.

¹² 我将性别与种族视为塑造劳动关系的最显著形式。年龄、能力、地域、族裔及其他因素同样发挥着类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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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社会再生产理论具有明确的战略维度。工人维持生活的社会实践并非单纯满足需求的活动集合，它们蕴含着反资本主义的潜能。为提升或拓展此类实践而展开的斗争，终将揭示阶级力量的博弈格局。这并非主张工人改善生存条件的任何斗争皆具反体制性质。近期全球范围内围绕福利国家的争论，揭示了解放政治的阴暗面。在多个国家——尤其是全球北方——新自由主义削减政策导致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日益萎缩，而威权主义的民粹政党却将这些福利作为盾牌，煽动工人阶级将其视为需要抵御移民、少数族裔及国家“他者”的权利。作为过程性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在此背景下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适应性及其系统性能力，即将过去的政治让步——此处指工人福利——重塑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政治形式。具体而言，即揭示工人阶级内部种族主义如何瓦解全阶级团结，进而削弱抵抗潜力。那些旨在提高工人维持生活领域的斗争，往往隐性或显性地揭示出：在追求自我提升与解放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所能争取的权益存在着明确的上限。因此，它们蕴含着向劳动斗争者传授关于资本主义最重要政治教训的潜力：只要工资形式存在，维持生活的活动就永远无法摆脱积累的驱力，而生活与劳动的真正解放，唯有在废除工资形式——进而废除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差异的生产

若社会再生产理论确立了通过性别化与种族化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劳动力的非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再生产，它同时也提出了关于再生产机制更为棘手的问题。《资本论》所揭示的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榨取，在整个体系中始终存在着追求均衡的特定趋势与反趋势。但资本主义无疑标志着深刻的社会不平等——既存在于资本家阶级与工人之间，也存在于阶级内部。剩余价值的生产与榨取固然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平等的奥秘，但究竟是什么维系着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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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内部种族主义的阐释，例如将种族的生产与再生产定位于劳动力市场竞争之中。其论点如下：工人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个体卖方相互竞争，而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群体则与弱势群体争夺工作岗位、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与约翰娜·布伦纳（Johanna Brenner）在探讨 1980 年美国工人阶级部分群体为何投票支持里根时，对此论点进行了如下阐述：

工人阶级中力量较强的阶层似乎能够通过基于现有联系的组织来捍卫自身地位，从而对抗力量较弱、组织性较差的阶层。他们可以利用自身作为美国人对抗外国人、白人对抗黑人、男性对抗女性、就业者对抗失业者等优势地位。¹³

虽然我认同这一论述的大致框架，但我认为社会再生产理论敦促我们将差异化问题推进得更深，不仅要关注体现劳动力价格的劳动力市场层面，更要聚焦于劳动力价值的生产层面。

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价值，如同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商品一样，由其再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但马克思提醒我们，对于这种特殊的劳动力商品而言，价值规定“和其他商品不同”，其中融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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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³ Robert Brenner and Johanna Brenner, ‘Reagan, the Right and the Working Class’, Against the Current, os, vol. 1, no. 2 (Winter 1981),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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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这是因为：虽然劳动者为新一天工作的身体再生产所需存在下限，但其必要需求却没有固定上限——需求本身具有动态性，是历史的产物，并由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所塑造。马克思认为，“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¹⁴

如果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必要需求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那么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工人阶级不同阶层必然拥有不同的必要需求标准。爱尔兰工人与英国工人形成鲜明对比，在马克思看来，前者正是这种差异性生产的体现——因为爱尔兰工人所处的“雇佣工人的水平，这样的工人同资本交换的唯一对象和目的，就是维持动物般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和生活资料”。¹⁵因此，这一关于生产性差异（productive difference）的理解，将差异安置在劳动力再生产这一运作过程本身之中。这意味着，劳动力——不妨说是有别于罗伯特·布伦纳与约翰娜·布伦纳的看法——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竞争领域之前，就已经被差异化地（再）生产出来了。事实上，甚至连进入或接入劳动力市场这一点本身，都不能被当作一个既定的前提，因为正是由于差异化的（再）生产，阶级内部不同部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本身就是不均等的。

关注社会再生产活动可揭示特定社会进程，某些工人因具备特定劳动力品质，抵达资本门槛时比他人更脆弱、更受贬损。美国拉丁裔工人“基本需求”水平遭无情压制，正是移民工人与本土公民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遭受残酷差异对待的例证。美国拉丁裔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为350平方英尺，比贫困线以下的非移民家庭平均值低80平方英尺。¹⁶类似地，近期研究揭示黑人与白人工人薪酬差距持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者面对“黑人相对于白人的收入差距中日益扩大的无法解释部分”时表现出的困惑。报告指出，这可能源于“难以量化的因素”，包括歧视（即种族主义）或公立学校质量差异。¹⁷资本在封闭社区/民族国家内部实现价值“均等化”（equalization）的途径，正是通过在再生产要素间建立差异化规范，使某些工人阶级群体被（再）生产为比其他群体更卑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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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⁴ Marx, Capital, Volume 1, p. 190.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99 页。

¹⁵ Marx, Grundrisse, p. 285.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1995，第 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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