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住房获取、警察暴力、劣质学校与医疗服务，这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决定着部分工人阶级的必要需求水平，进而决定并压低其劳动力价值。但某一阶层工人价值的降低，总会对所有阶层产生连锁影响，部分工人的低薪，往往为资本合理化削减全体工人薪酬提供了借口。因此，种族化劳动者的社会再生产恶化，反而有助于建立全员低薪的制度体系。

综上所述，有必要重新审视劳动力形态，因为《资本论》的论述与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在此交融。尽管资本主义确实试图生产其所需的工人阶级，但《资本论》揭示了工人对工资形式的抗争实为该体系内部动力及其再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工人将始终通过维持生活的活动发展自身需求，而资本则不断试图限制此类活动以增加其剩余价值份额，进而推动“文明”发展。基于团结的集体组织仍是工人阶级在这场资源不对等的资本对抗中取胜的唯一途径。

从价值的生产到再生产的价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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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⁶ 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引自 Susan Ferguson and David McNally ‘Precarious Migrants: Gender, Race and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a Global Working Class’, Socialist Register 2015, vol. 51, pp. 1-23.

¹⁷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9-05/black-workers-wage-gap-haswidened-for-hard-to-explain-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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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再生产理论向我们发出的警示是：多族裔工人阶级的团结不会通过左翼宣传或唯意志论的方式自发形成，因为工人阶级的分化是在制度的细胞层面被制造并维系的。恶毒的边境政策以及基于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劳动力制度，正是新自由主义试图在全球范围内以结合却极度不平等的方式再生产工人阶级的手法。面对此警示，社会再生产理论所传递的愿景同样重要。作为揭示商品生产点与劳动力再生产空间之间关系的统一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使所有争取强化社会再生产的斗争都蕴含着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能够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工人阶级运动不能简单复刻旧有的团结文化；必须主动锻造新的团结形式。这样的运动必须以同等力度倡导基于社区的工人阶级斗争——围绕水资源、住房或警察暴力展开——同时推进工作场所斗争。它必须学会将普遍诉求（医疗保障）与种族及性别特定诉求（生殖健康、平权行动）相统一。

如果《资本论》仍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最犀利的批判之一，那么社会再生产理论或许可以被视为通过抗争中劳动者的具象化声音，为这种批判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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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再生产与种族化的剩余人口

萨拉·法里斯（Sara R. Farris）

在本文中，我借鉴了自己最近关于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在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c）和反移民运动中利用女性主义议题，或者说我称为“女性民族主义”（femonationalism）的书。¹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世界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越来越多地将穆斯林、移民以及种族化（racialized）男性群体妖魔化，指称他们普遍有着厌女症，并特别将穆斯林女性描绘成“亟需拯救的受害者”。考虑到这些政党在女性权利方面极其糟糕的过往记录，这一举措很显然是虚伪且投机的。

右翼政党在伊斯兰恐惧症和种族主义运动中对性别平等议题的利用已经被许多学者分析过，主要探讨这种手段的政治内涵。我在这里想到的是贾斯比尔·普尔（Jasbir Puar）的同性恋民族主义（homonationalism）概念，以及埃里克·法辛（Eric Fassin）为了描述性议题在当代反伊斯兰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对性民主（sexual democracy）概念的使用。²然而，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我更关心的是，我们是否能识别出这些观点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即为何穆斯林和非西方移民女性（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被认为需要拯救。特别地，我一直想探究穆斯林和非西方移民男性突然以女性权利之名被污名化，是否与穆斯林和移民女性在经济领域的地位有关，尤其是在所谓的社会再生产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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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Sara R. Farris, In the Name of Women’s Rights: The Rise of Femonation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² Jasbir Puar, Terrorist Assemblages. Homonationalism in Queer Tim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Éric Fassin, ‘Sexual Democracy and the New Racialization of Europe’,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vol. 8, no. 3 (2012), pp. 28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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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里，解释社会再生产女性主义在何种方式上对于理解当代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形态为何要以双重标准对待种族化的男性和女性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双重标准，将非西方的男性（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视为女性的压迫者，同时也是“偷走工作”的人；而非西方女性则通常被描绘成厌女症和落后文化的受害者，需要拯救和解放。但她们却几乎从不被描绘为从“本土”工人手中抢走工作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性别化、种族化的双重标准在涉及非西方男性时强调经济威胁，而同时在涉及女性时则完全忽视经济领域，为了理解这种现象我借用了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概念。

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我简要总结马克思关于劳动后备军或剩余人口的理论，并考察它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移民劳动力在当代欧洲经济中的地位。第二部分，我将讨论结合了社会再生产女性主义和马克思剩余人口理论的研究怎样能够帮助我们回答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女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背后是否存在一种经济逻辑？社会再生产女性主义如何帮助我们解释为何民族主义者的种族主义叙事将种族化男性视为压迫者，而女性则是亟待拯救的受害者？

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论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a）社会资本规模的增加（即个别资本的总和），（b）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c）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越来越多工人的生产力增长，共同创造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对工人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相互结合”。³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三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为劳动人口的增加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其生产出的资本的积累，与此同时还有其自身的相对过剩，变为相对过剩人口；并且这一程度正在不断加剧”。马克思将此描述为人口规律，这一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正如其他生产方式也有各自相应的人口规律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劳动人口形成的悖论在于，尽管它是“积累的必要产物”，但这一剩余人口又是这种积累的杠杆；也就是说，它“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⁴关于劳动后备军的讨论与马克思对资本的有机构成以及资本主义鼓励“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的趋势的分析密切相关。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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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群体是由于资本需要增加生产资料（即机器）的量和价值，以牺牲活劳动（即工资和工人）的量和价值为代价而产生的。实际上，减少工资和工人或者说可变资本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技术发展和机械化，这一因素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大量劳动力从生产过程中被排挤出去，因此形成了不再被需要的剩余劳动力。尽管如此，马克思看到了机械化不可避免的界限，因为劳动力是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也因此它是劳动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完全被机器替代。这也是为什么为了保证并扩大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历史上出现了多种策略，它们都旨在减少可变资本的数量和价值，同时也限制完全机械化的弊端。其中一些策略包括：（a）将生产迁移至劳动力廉价的地区，而不是在劳动力昂贵的地区投资高成本的技术创新以维持生产；（b）依赖通常由移民工人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尤其是在那些无法产业转移的生产领域（如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从而导致“本土”工人与“非本土”工人之间在工作岗位上的竞争。由于这些原因，在马克思的时代，移民和种族化少数群体在资本主义剩余劳动人口的再生产中就已经占据着特殊位置，这种状况使得资本家能够通过分化与统治的逻辑，维持对工资的压制并抑制工人阶级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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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h Engels, CollectedWorks, vol. 3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6, p. 625.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727页。

⁴ 同上，pp. 625-626.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728-729 页。

⁵ 同上，p. 623. 中文版译文见同上，第7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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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后备军的概念，以及那些强调国家在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后备军过程中的作用的理论，是描述当前形势下移民和种族化劳工处境至关重要的工具。⁶这些理论尤其能帮助我们解读移民和种族化工人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被建构为新的全球性的被剥夺阶级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指出当代西欧的移民和种族化女性并未像男性一样被呈现或认知。此外，这些女性作为被区隔在新近商品化的部门，如护理和家政工作中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有所不同。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性别双重标准？

全球范围内，女性占国际移民总数略少于一半。⁷以欧洲为例，估计在欧盟 27国的移民中，女性占比略超半数。大量移民女性及种族化女性（后者未必是移民，如许多穆斯林女性或二代移民女性）虽然活跃于西方劳动力市场，却集中受雇于单一经济分支，即护理、家政等社会再生产部门。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本土”女性越来越多参与“生产性”经济，导致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加之公共或普惠型护理服务的日益萎缩、不足甚至消失，所谓“再生产”劳动逐渐被市场化，而承担这些工作的主要是移民和种族化女性。过去二十年间，该领域的劳动力需求激增，现在已被视为国际移民女性化的主要原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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⁶ 例如，参见 Jon May, Jane Wills, Yara Datta, Evans Kavita, Joanna Herbert and Cathy McIlwaine, ‘Keeping London Working: Global Cities, the British State and London’s New Migrant Division of Labour’,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2 (2007), pp. 151-167.

⁷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7\_Highlights.pdf; accessed 20 Febr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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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当代欧洲移民和种族化女性作为劳动力与部分人口构成的、似乎免于被指控为造成经济社会及文化威胁甚至还被塑造成需要拯救的受害者的“例外”，我们需要更细致地考察社会再生产的重组。移民和种族化女性主要就业的护理与家政等社会再生产领域，与雇佣移民和种族化男性主导的其他领域有何本质区别？

首先，正如众多学者强调的，“情感性”（affectivity）是“社会再生产劳动”的基本，尽管并非排他性的构成要素。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社会再生产中的“情感性”成分使其在根本上难以被机械化或自动化替代。正如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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⁸ 参见 Rachel Salazar Parreñass,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ames A. Tyner, Made in the Philippines: Gendered Discourses and the Making of Migran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Nana Oishi, Women in Motion: Globalization, State Policies and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Maurice Schiff, Andrew R. Morrison and Mirja Sjoeblom,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Women, New York: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Jennifer Rubin, Michael S. Rendall, Lila Rabinovich, Flavia Tsang, Constantijn van Oranje-Nassau and Barbara Janta, Migrant Women in the European Labour Forc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Equal Opportunity, RAND Europe, 2008;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Domestic Workers Across the World: Global and Regional Statistics and the Extent of Legal Protec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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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品生产不同，人类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被机械化取代，这涉及对复杂需求的满足，其中生理与情感要素密不可分，既要求高度的人际互动，又需要一个极为劳动密集型的过程。⁹

其次，对诸如护理和家政等社会再生产劳动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亲近关系的需求，中止这种需求的不可能性，以及这类工作必定会在它生产后或生产过程中立即被消费的事实，导致了要让这类生产被（像商品生产那样）从最终消费场所转移或打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10

社会再生产劳动难以被机械化和空间转移的后果之一，不仅意味着这类劳动被重新私有化、成为移民女性的重担或部分商品化，也意味着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论在这些领域需要得到修正。如前所述，关于剩余劳动人口或者说劳动后备军的讨论，与马克思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分析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趋势密切相关——这种趋势以牺牲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和价值为代价，来推动生产资料量和价值的增长。而减少可变资本的关键因素正是技术发展、自动化及产业转移，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劳动者被排挤出生产过程，从而形成劳动后备军。然而，社会再生产劳动对机械化和空间转移的抗拒，决定了技术发展仅能替代这种劳动中的一小部分。这类劳动主要仍需依靠活劳动来完成，无论是通过雇佣家庭护工/家政工的商品化途径，借助快餐、洗衣等商业化服务的扩张，还是依靠家庭成员“无偿”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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⁹ Silvia Federici,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r-Power in the Global Economy: Marxist Theory and the Unfinished Feminist Revolution’, in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New York: PM Press, 2012.

¹⁰ Nicola Yeates, ‘Global Care Chains’,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6 (2004), pp. 36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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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私人家庭对护理/家务劳动的需求，特别是在家庭的社会再生产任务日益私有化、外包化和商品化，加之人口老龄化、女性有偿就业率提升等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的背景下，注定将在未来数年激增。这就不难解释为何近期对西欧多国移民工人受到的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的研究表明，女性移民高度集中的领域（也即社会再生产）“不仅未受经济危机的冲击”，反而“在危机中实现了扩张”。¹¹如前所述，过去二十年间在人口老龄化与“本土”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提升的同时，公共护理服务并未相应增长，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也未发生变革，这必然催生对私人护工和家政工的需求增加，成为当代移民女性化趋势的强大推力。但“影响育儿[及养老]需求的不仅是公共服务的缺失，更在于现有国家支持的本质”。¹²过去十五年间，欧洲各国普遍引入现金补贴或税收抵免等形式以帮扶家庭，这种制度安排鼓励了了“护理商品化”和家政服务业的发展，这类服务通常需通过市场私人购买，而移民女性及种族化女性构成了该行业最主要的劳动力供给。

在欧洲，源于前文所述的社会与人口现象的对护理和家政工日益增长的需求，是解释女性移民及种族化劳动力为何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对待的重要因素。有关证据可以在可以各种方式在当今针对非法移民男性女性的影响中找到。意大利的案例尤为典型：2009 年，意大利政府仅对从事护理和家政工作（badanti）的非法移民实施赦免，这些人多为女性，理由是该领域劳动力需求无法通过本国供给满足。当时的北方联盟党（Northern League）成员（时任内政部长）罗伯托·马罗尼（Rob-erto Maroni）宣称：“我们不可能合法化非法入境者、强奸犯或抢劫犯，但必须考虑那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比如移民护工。”¹³由此可见，即便是北方联盟这样的极右翼反移民政党，也愿意对从事护理家政行业的无证女性移民网开一面。该政党正是本文开头所述“女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推行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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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¹ Office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2; Sara R. Farris, ‘Migrants’ Regular Army of Labour: Gender Dimensions of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on Migrant Labour in Western Europ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3 (2015), pp. 121-143; Maria Karamessini and Jill Rubery, eds, Women and Austerity: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Future for Gender 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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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² Fiona Williams and Anna Gavanas, ‘The Intersection of Child Care Regimes and Migration Regimes: A Three-Country Study’, in Helma Lutz, ed.,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A European Perspective on a Global Theme, Aldershot: Ashgate, 2008,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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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前欧洲各国的移民融合政策正越来越多地要求女性移民必须接受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工作才能获得居留权。矛盾的是，这些政策一方面预设移民女性（特别是穆斯林）需要被“解放”，另一方面却将她们推向儿童保育、老人照护和家政服务等传统上被认为使得女性无法解放的性别分工。

如前所述，移民女性和种族化女性所从事的、商品化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具有特殊性，其后果之一是：若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劳动后备军范畴进行分析，女性移民劳动力与其他经济部门中的男性移民劳动力及受种族化影响的移民劳动力相比，分析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如今，在西欧护理和家政领域就业的移民及种族化女性劳动力群体，并非人们所描述（且认知中）的那种会对本土劳动者构成经济威胁的劳动“后备”军，时刻面临失业风险，且被用作维持工资的工具。相反，她们构成了一支劳动“常备”军（regular army of labour）。从事护理和家政工作的移民女性，并未与本土女性在低技能岗位市场上形成竞争，反而一方面让众多本土女性得以走出家庭工作，另一方面催生了全新的职业角色，例如带薪私人护工（badante），以意大利为例，这类职业此前并不存在。来自非西方的移民女性及种族化女性，她们不但没有引发将移民排除在劳动力市场、福利体系之外，或彻底逐出西欧的运动，反而能获得特殊的身份合法化渠道（意大利的案例便是如此），甚至被宣传为可从其所谓的落后文化中被“拯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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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³ 访 谈 可 见 于 www.repubblica.it/2008/05/sezioni/cronaca/sicurezzapolitica4/bossi-spagna/bossi-spagna.html; accessed 20 Febr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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