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总体而言，社会强调要帮助非西方移民女性融入社会、实现解放，包括为她们提供就业机会，其可行性在于：与男性移民和种族化工人不同，这些女性目前在社会再生产的儿童保育、养老护理、清洁服务领域中占据着关键地位。与其像男性移民那样常被贴上“抢工作的人”“文化与社会威胁”的标签，穆斯林及非西方移民女性通过提供因新自由主义改革而被商品化的服务，为西欧人参与公共领域工作创造了条件。

总之，我认为，在公众想象中，视移民及种族化女性为需要特殊关注乃至“拯救”的群体的这种双重标准，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且与她们（当前或未来）在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再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紧密相关。我所提出的女性民族主义，即民族主义者在种族主义运动中挪用女性主义议题的现象，因此应当被理解为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制度、劳动力市场及国家移民政策进行特定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重组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广泛地说，是在西欧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大环境中发生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之所以能在排外政治中利用性别平等的解放理念，其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去三十年来西欧经济在新自由主义下的特定重构。

社会再生产与种族化的剩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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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文希望表明的那样，要理解种族压迫、性别压迫与阶级剥削之间的交织关系，以及三者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同等重要的核心地位，关键在于将社会再生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相对过剩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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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和战争

1. 自由之日，渐趋黯淡：《资本论》、翻译与资本主义再封建化

鲍里斯·布登（Boris Buden）

在宇宙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行星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太阳运转，同样，在自由的系统中，它的每个领域也是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自由这一太阳中心运转。

——卡尔·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

《莱茵报》副刊，1842年

在企鹅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版本序言结尾处，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讲述了一个故事，他听自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陶（Hans Morgenthau）。摩根陶于 1937 年自纳粹德国流亡海外，而他的父亲则在20世纪初，是巴伐利亚科堡市一个工人阶级社区里的医生。那里的病人多为罹患肺结核、生命垂危的矿工，他们常常请求这位医生带来《宣言》。他们最后的心愿，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本著名的书，而非《圣经》一同下葬。

坟墓并非一本书得以延续生命的最佳之地。然而，毋庸置疑，它却是探索其多重死后生命（afterlife）形式的一个良好起点。正因此，我们不妨设想：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其原初形态——德语文本，即其本来被书写的语言，与其理想的读者——讲德语的工人阶级，一同被埋葬于坟墓之中。在这样的图景中，返回原点的行为已只能是纪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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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取一个圆整的周年数，以此举办一场记忆的仪式。然而，即便是当下盛行的强大记忆文化的自大狂热，也终究有其限度。并非一切在历史上死去的事物，都能在文化上被延续为生。这便是我们应当从其历史之死的角度重新审视《资本论》的又一理由。因此，与其纪念它曾经的生命，不如将注意力转向那些《资本论》在其中获得身后生命的、往往充满矛盾的历史与语言的交汇时刻。

自由，作为摆脱马克思的自由

在汉斯·摩根陶的父亲帮助那些弥留之际的病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带进坟墓近一个世纪之后，另一群人却在庆祝，庆祝自己终于摆脱了这些著作的束缚。马歇尔·伯曼在谈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中东欧地区的局势时写道：“到了20世纪末，许多曾生活在共产主义警察国家的前公民都觉得，没有马克思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解放。”¹

然而，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我们若记得，在这些地区，马克思的著作——连同其他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的文本，几十年来都被奉为教条，成为地方独裁政权的意识形态支撑，就会明白这种“摆脱”的情绪从何而来。伯曼称此为一种灾难——不仅是对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灾难，更是对卡尔·马克思的文本及其真正读者的灾难。正因如此，这些真正的读者同样把历史共产主义的崩溃视为一种解放。唯有在一个没有马克思的世界里，人们才能再次自由地阅读马克思。

然而问题在于：谁才是这些真正的马克思读者？伯曼毫不含糊地回答：“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把这场世纪末的坍塌视为一次幸运的堕落。”²如果伯曼是对的，那么恰恰是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性失败，才使它得以为后世保存。更进一步地看，似乎只有当历史本身，以及那些以马克思概念塑造历史的人们抛弃了马克思的理论、摒弃了他的论证之后，这些思想才得以重新出现，仿佛奇迹般被净化，恢复了其理论的纯真。这种转变可谓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后历史性升华：在其中，整个历史领域被回溯性地呈现为马克思原初思想的异域与敌土；而这些思想如今仿佛从自身的异化之中复原，重新安顿于一种非历史的真实性之中。但问题仍在：伯曼所说的这些“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真的是马克思的真正读者吗？难道马克思的写作对象，不正是另一些人吗？那些他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处明白无误地呼唤的“全世界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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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Marshall Berman, ‘Tearing Away the Vei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tearing-away-the-veils-the-communist-manif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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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伯曼并未对这两者作出实质的区分。早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中，他就引用了《宣言》里马克思的话，谈到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成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³既然资本主义把知识分子与工人同样纳入了雇佣关系之中，他们便在阶级与历史位置上共享同一种境遇。因此，伯曼才得以将当今世界的知识分子视为历史上工人运动解放遗产的合法继承者——那些曾经除了锁链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如今在思想层面上获得了新的继承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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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同上。

³ Marsha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8, p. 115. 他在《揭开面纱：共产党宣言》（Tearing Away the Vei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使用了同样的引文，明确地将知识分子与工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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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界上的知识分子们仍然还有一样东西要失去：那种伯曼隐含地赋予他们社会角色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使他们得以从历史的实践中抽离出来，去“直接地”接触马克思思想的真实世界。但这种自由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事实上，它不可避免地唤起了一个古老的观念：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更确切地说，是康德关于“在公共领域中使用理性的自由”这一概念——与其“私人使用”相对。⁴实际上，这一概念如今与常识性的公共/私人的区分正好相矛盾。对康德而言，那些在我们今日所谓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们，其理性的使用受到他们所服务的机制，即政府意志的限制。因此，他们不能自由地思考，因为他们必须服从。然而，如果他们同时把自己视为整个共同体、或“世界公民社会”的一员，并以学者的身份向公众发言，那么他们仍旧能够自由地使用理性——也就是说，以公共的方式使用理性。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伯曼以及一切真正的马克思读者，都曾以某种欣慰的心情迎接 1989 年崩塌所带来的那种“没有马克思的生活”。在康德的意义上，这场崩塌使马克思的著作从其“私人用途”中解放出来—例如，那些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党国官僚，也被讥讽为“马克思学家”（Marxologues），他们并不能自由地阅读马克思或讨论其思想，因为他们必须服从极权的主宰——党与国家。换言之，1989 年之后马克思著作的解放，可以被理解为某种由公共理性重新占有的过程。马克思作为作者被重新解放，如今他终于得以作为一名学者（Gelehrte），去直接面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或者，用康德的语言说，面向“世界公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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⁴ 参见 Immanuel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 H.B. Nisbet, ed. H.S. Rei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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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Weltbürgergesellschaft）。

我们暂且撇开马克思是否曾是一个学者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如何界定世界知识分子的形象呢？他是当代“世界公民社会”中某种认知精英的成员吗？是一个真正属于这一知识共同体的人？如果这个共同体是世界性的，它是否也是普遍的？归根到底，这个精英共同体使用哪一种语言？他们会阅读马克思的原文，还是仅仅阅读译本？

在伯曼所谓“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中，我们不难辨认出一种更古老的知识分子形象，事实上，这种形象在康德的“世界公民社会”观念中仍然回响：那就是“文学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国际共同体，康德便是其典型成员之一。它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性知识交流形式，预备并最终促成了启蒙时代的到来。⁵

众所周知，“文学共和国”的原始语言是拉丁文，实际上它被称作Respublica Literaria 或 Respublica Literarum。17 世纪后，它的主要语言转向法语。而最终，康德以德语撰写其著作，效仿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最杰出的思想者——他们放弃拉丁文，转而使用自己的民族语，由此开创了学者的新原型：本国语的市民知识分子。马克思也是如此。他用德语写作《资本论》，那时“文学共和国”已经演变为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皆具质变的新形式——哈贝马斯后来称之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derbürgerlichen Öffentlichkeit）。于是，古老的拉丁“文学共和国”被民族化了，或更确切地说，被辖域化于现代世界和资本主义兴起所确立的新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在其中，旧日的本国语言被驯化并规范化（德国浪漫派称之为gebildet，意即教化与文明），成为民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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⁵ 参见 Dirk van Miert, ‘What Was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 Long History (1417–2008)’, Groniek 204 (February/March 2016), pp. 26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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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居于伦敦，却以德语写作《资本论》。如果他今日生活在柏林，他肯定会用英语写作——唯此，伯曼所谓“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才能理解他。

穿越翻译之幕

我们几乎已习以为常地认为，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所引发的相关议题的讨论，无论几乎所有还是绝大多数，如今都是以英语展开的。只要这些讨论涉及《资本论》原文，它们实际上都依赖于某种译本，而非德语原作。然而，这一事实如今已被完全自然化，以至于我们几乎对此全然无觉。我们用英语去思考、讨论马克思，好像他曾经也用同样的语言去思考、书写关于我们的世界。但事实并非如此。而这一点，有时会引发问题。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便曾公开指出《资本论》英译本的问题。⁶他以当代对《资本论》最具影响力的注释之一——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资本论〉导读》（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为例。⁷豪格本人也出版过类似的注释性著作，⁸但他简言之认为，哈维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缺乏准确性，从而导致对马克思理论中若干核心概念的误解。原因在于哈维不会德语。换句话说，《导读》并非依据马克思的原文，而是依据本·福克斯（BenFowkes）1976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豪格指出，由于这一译本造成的意义偏移，在某些关键处显著影响了哈维的理解，并进而为当代国际左翼建立起一堵“认识论的屏障”（an epistemological barrier），不断削弱他们通过重读马克思经典文本来深化当代资本主义分析的努力。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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⁶ Wolfgang Fritz Haug, ‘On the Need for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arx’s Capital’,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 31, no. 1 (March 2017), pp. 60-86.

⁷ David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⁸ 《〈资本论〉导论讲座》（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最初发表于1974 年。事实上，豪格与哈维不仅同为1935 年出生，而且他们也都在同一年1971年开始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课程，对象不仅包括大学生，也包括工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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