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福克斯在翻译中经常忽略了马克思对几个德语形容词的区分——stofflich（质料的）、dinglich（物的）、sachlich（事物的）、materiell（物质的）。¹⁰福克斯将这些词统统译为“material（物质的）”。这一做法导致了一系列误读，而在豪格看来，这对“唯物主义思想来说几乎是致命的”。¹¹其结果是：“国际左翼如今得到的，是一个被剥夺了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以及一种没有历史物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¹²

具体而言，这直接影响了哈维对《资本论》的解读。豪格指出，由于福克斯将马克思的 dinglich译作“material”，哈维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反面推理即在马克思看来，“未物化的”（unverdinglichte）社会关系是客观的，但同时又是“非物质的”。因此，哈维认为：“人们无法以感性方式把握社会关系，你实际上不能直接看到、触摸或感受到它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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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⁹ Haug, ‘On the Need’, p. 63.

¹⁰ Stofflich意为“质料的”（stuff-like），在马克思那里，它是社会历史形式规定（socio-historical form-determination）的反义词；dinglich 大致可译为“物的”（thing-like），马克思将其与关系性的和过程性的相对；sachlich 也意为“物的”（thing-like），但马克思将其用作个人的（personal）的反义词；materiell 则译为物质的（material）。同上，pp. 75-76.

¹¹ 同上，p. 75.

¹² 同上，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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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这一推论进一步影响了他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概念的理解。在此，福克斯将马克思那句著名的 sinnlich übersinnliche oder gesellschaftlicheDinge¹⁴译为：“感性的物，同时又是超感性或社会的物。”（sensuous thingswhich are at the same time supra-sensible or social）但若更准确地译作“感性-超感性或社会的物”，便可看出马克思在词义上保持了“感性”与“超感性”的张力与同一性。福克斯的译法却将两者分离，从而使哈维能够把“社会”理解为某种超感性的、也即非物质但客观的存在。

而当这种理解被具体应用到商品拜物教概念时，即马克思所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商品中呈现为一种物的关系”，哈维的解读就变成了：“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缺乏直接关系的现象，而这种关系的缺席正是由商品市场交换所造成的。”¹⁵为说明商品形式的拜物教性质，哈维举了一个超市的例子：当人走进超市购买一颗生菜时，需要付出一定数额的钱。金钱与生菜之间的物的关系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因为价格是社会决定的。于是哈维总结道：“隐藏在这种市场物的交换之中的是消费者与直接生产者——那些劳作以生产生菜之人之间的关系”。¹⁶

因此，豪格指出，哈维把“商品拜物教”简化为一种对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无知。这最终导致哈维在全球化与拜物教间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在高度复杂的交换体系中，人们不可能知道有关劳动或劳动者的任何信息，因此，拜物教在世界市场中是不可避免的”。¹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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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³ 同上，pp. 63, 76. 哈维的引用见 Companion: ibid., p. 33. 与其相反，豪格指出，社会关系既可以通过经验观察，也可以通过感官体验来感知；同上，p. 76.

¹⁴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uch I, Der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in Marx-Engels-Werke (MEW), vol. 23, Berlin/GDR:Dietz, 1979, p. 86. 中文版译文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9页。

¹⁵ Haug, ‘On the Need’, p. 80.

¹⁶ 同上，Harvey, A Companion,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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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豪格而言，商品、货币与资本世界所固有的拜物教，并不涉及民族市场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差异，也与消费者对于“那种劳动或劳动者”的“主观无知”无关。对豪格来说，消费关系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核心；相反，拜物教关涉的乃是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一种生产关系。在拜物教中，产品作为商品而自我自主化的能力，正是相对于那些生产它们的人而表现出来的。商品拜物教指的是生产者在自己产品生命面前的无力感。

当涉及语言转换时，人们未必要在每一点上都完全同意豪格，尤其是在他关于译文语义转移所导致的误读程度与严重性的论断上。豪格认为，当一部文本被译入另一种语言时，几乎不可避免会发生意义转移；而在他看来，这种转移有时甚至是“对唯物主义思想的致命打击”，正如他对本·福克斯英译《资本论》的批评所言，这种译法将使当代国际左翼无法重新接近马克思的真正唯物主义。这样的判断或许有些夸张；该译本在当代马克思解读中的不足，可能远不如豪格所言那般严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在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论辩所赖以展开的语言前提的总体评价，以及他据此发出的警告方面。

重塑我们今日阅读与讨论马克思的方式的根本性事件，乃是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崛起。英语既是跨国高科技资本主义的语言，同时也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正因如此，豪格认为，“这给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带来了沉重的责任，因为他们的马克思文本版本已在全球学生中获得了参照上的优先地位”。¹⁸因此，他期待这些学者能更加注意他们所使用的马克思英译本，从而消解这些译本所带来的意义偏移。就《资本论》而言，豪格毫不怀疑：必须出现一个新的英译本，一个符合批判性校勘标准的版本。否则，即便是马克思的德语原文思想，也将难以幸免于意义上的扭曲。事实上，这种扭曲在哈维《〈资本论导读》的德译本中已经发生了。译者将哈维基于福克斯英译本的分析重新译回德语，并与马克思的德文原句混杂在一起。其结果，正如豪格所说，“几乎等同于语言的洗钱”。¹⁹这一现象代表着更深一层的复杂性，那些在《资本论》英译过程中发生的语言异化，如今又被重新输入德语，导致马克思思想在其母语中的再次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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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⁷ Harvey, A Companion, pp.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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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英语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豪格对《资本论》英译本的批评中，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怨意。但这里所关涉的，并不仅仅是这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个人的失落，他的那些以德语原文为基础的马克思研究与注释，即便在德语世界内部，也被一位不懂德语的国际作者的解读所取代。豪格笔下所流露的，倒更像是语言本身的怨意，不是他个人的伤痛在诉说，而是德语自身在发声。德语，曾经是现代哲学中最具文学与文化权威的语言，借助马克思的著作，一度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语言典范”，而如今却只是昔日荣光的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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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⁸ Haug, ‘On the Need’, p. 60.

¹⁹ 同上，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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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性的侵蚀并不仅限于德语，而是波及当今许多民族语言。它有一个名字：“再方言化”（re-vernacularization）。所谓再方言化，是一种逆向过程，一种原本独立而成熟的民族文化语言重新坠回它在 16世纪以前作为方言的状态。具体而言，无论在欧洲的语境中，还是在自身国土上，德语都在不断被逐出科学、政治与商业的高阶话语领域，退缩至日常生活与边缘话语的层面。正如一位德国语言哲学家带着苦涩所言：“德语如今正在成为一种正在消失的小语种（如布列塔尼语或奥克语），因为说德语的人已不再重视在高阶话语中维护德语的地位”。²⁰当然，导致德语陷入“文化无足轻重”²¹境地的原因无需多言，那便是另一种更为强势的语言，在全球化世界中成为新通用语的英语。结果是，在欧洲乃至世界各地，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的文化与语言秩序的出现，它可被描述为一种“新中世纪式的双语体系——高位：英语/低位：其他语言”。²²这一“新/旧”语言格局，也可以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关于语言能力即资本的理论加以理解。²³英语使用者所拥有的跨国语言资本不断增长，而德语乃至法语等昔日强势民族语言的使用者，则正日益丧失这种资本。从布尔迪厄的意义上说，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出现一种由语言所生成的新的阶级分化形式。

对此，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历史性的损失，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进一步衰退；也有人将其视为向全球语言和谐迈进的进步之举。然而，二者似乎都同意：这一进程已不可逆转。那些曾塑造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各自拥有独特文化与语言的全球图景的旧式语言实践，正在我们眼前崩塌。可以想见，这一发展将带来尚难预料的文化、认知、经济与政治后果。但有一点已然清晰：越来越多的事情，已经无法用旧的民族语言表达，因为某些话语如今只存在于英语之中。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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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⁰ Jürgen Trabant, Globalesisch oder was? Ein Plädoyer für Europas Sprachen, Munich: Verlag C.H. Beck, 2014,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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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¹ 同上，p. 192.

²² 同上。

²³ 例如参见 Jürgen Gerhards, From Babel to Brussel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nsnational Linguistic Capital, trans. Maureen Metzger, Berlin Studies on the Sociology of Europe (BSSE), no. 28, Berli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012; www. ssoar.info/ssoar/bitstream/handle/document/38916/ssoar-2012-gerhards-From\_Babel\_to\_Brussels\_European.pdf?sequence=1; accessed Marc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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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伯曼所谓的“没有马克思的生活”，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德语马克思”的生活，以及没有那些从德语原作翻译而来的历史性译本的生活。这是一个没有马克思的民族公共生活领域，在那里，他再也无法以本国语言对社会的各个阶层发声——从自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民族工人阶级的普通成员。按照伯曼的说法，他们正是随着历史共产主义的崩溃而从马克思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对于他们而言，如今的马克思已然沉默，他在说一种他们再也听不懂的语言。²⁴

在另一端，则是马歇尔·伯曼所谓的“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而言，“没有马克思的生活”反而以一种悖论的方式让马克思重返。如今，马克思被解放出来，正是为了他们——他当下唯一真正的受众，使他们能够自由地阅读他的著作、讨论他的思想；只要他们会说英语。而他们确实会，因为英语显然已是他们的母语——当今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母语。历史共产主义的崩溃，不仅让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也让当代艺术得以普及。不久之后，克罗地亚艺术家姆拉登·斯提利诺维奇（Mladen Stilinović）以一句话对这一语言变革做出了著名评论：“一个不会说英语的艺术家，不是真的艺术家”。这同样适用于1989年之后的马克思及其思想：一个不会说英语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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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⁴ 这种情况意味着一个耐人寻味的关联：英语能力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亲和性之间存在某种奇特的相关性。一个群体中掌握英语的人越多，其中潜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越多。在荷兰，有87.6%的人口会说英语，因此《资本论》在那里的被阅读几率要远高于这一比例仅为15.4%的保加利亚。同上，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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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对此心知肚明。尽管他揭示了不能以原文阅读《资本论》所导致的误读与曲解，他并不指望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去学德语。豪格十分清楚：德语版的《资本论》已经死了。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制作并规范化最优的英文译本，就像古典哲学最伟大著作的权威译本那样。正如他所言：“也许在未来的世代中，马克思将扮演类似亚里士多德的角色，毕竟两者都为一种新的文明范式奠定了基础”。25

这一与亚里士多德的类比意味深长。它完全符合伯曼关于“1989年之后马克思之解放”的愿景，那是一种后历史性的升华，马克思的思想脱离了历史实践的偶然性，升入永恒的认知世界，成为普遍理性的经典。然而，这种升华是否仍忠实于马克思思想本身？马克思的思想，不正是与历史实践的结合构成了其核心吗？一个希望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典范化为文明形态的人，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这场批判的失败。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设想：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将以最终定本的英文译本来阅读和讨论《资本论》——这部由最杰出的语言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的“英文批判版”将成为他们的《资本论》。这幅景象，不由令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复兴”：中世纪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通过从希腊文或阿拉伯文转译为拉丁文而得以被再度发现并奉为经典。如果亚里士多德确实是通过拉丁译本而被最终确立、并重新被发现，那么，马克思为何不能？或许，只有通过其英文译本的经典化，马克思的思想才能得以被后世保存与复兴。这看似合理，然而在我们欣然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留给未来之前，我们必须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何我们在《资本论》发表一个半世纪之后，却以一种比这本书本身更古老的方式在想象它的未来？难道我们的21 世纪愿景，竟仍然依赖于一种源自中世纪的智识与社会语言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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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⁵ Haug, ‘On the Need’,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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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那位批判自己母语再方言化的德国思想家已经明言：我们所生活的这种新的社会语言与文化状态，“酷似中世纪的欧洲”，它显然具有一种“新中世纪式”（neo-medieval）的特征。若真如此，我们就不能回避当年中世纪最聪慧的头脑所提出的问题：那些在拉丁语或阿拉伯语学术共同体之外所使用的俗语，真的一无是处吗？哲学的崇高思想，诗歌的语言，难道不能用平民的语言来思考与书写吗？

我们早已知道他们的答案，但这正是我们必须重新提出他们问题的理由。回望《资本论》一百五十年来的戏剧性生命历程：在那些如今被历史重新降格为方言的、曾经自豪的民族语言中，那几十种译本之中，是否还有什么值得被铭记的？我们真的该让那部著作在这些语言中经历的全部“来世”沉入遗忘吗？²⁶在那些不同语言与文化版本的《资本论》中，在译者们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或许拙劣的失败、致命的误解与偶然的洞见之间，难道就没有什么仍能启发我们的？

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版《资本论》。这部译本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由一群入狱的共产党员共同完成的，他们的领头人是一位犹太画家兼艺术评论家，因为加入非法共产党而被判二十年徒刑。他的主要助手是一名“红色正义”恐怖组织成员，因参与刺杀内政部长而被捕。大约十年后，这些译者，或者说，那些幸存于本国白色恐怖、斯大林清洗与西班牙内战的人，出现在波斯尼亚的群山之中，指挥着一支游击队，他们很快赢得了战争，并开始在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使用他们的《资本论》译本：在失败的集体化与成功的工业化中；以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之名，也反对他们的名义；压制资产阶级文化，也推动现代艺术与建筑；建立一个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福利社会，同时又重新引入市场经济，使之融入新兴的跨国资本主义金融与政治体制；号召武装人民，也宣扬世界和平；遏制民族主义运动，也支持反殖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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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⁶ 在问世的最初一百年里，这本书被翻译成 43 种语言。见‘Der Weg des “Kapitals” – 220 Ausgaben in 43 Sprachen’, in Karl Marx. Das Kapital 1867 -1967, Special Issue 2,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Marxistische Blätter, 1967, pp. 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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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与无数类似的故事一起，那由不同译本的《资本论》所孕育的浩瀚历史经验，如今似乎都沉没在新的“方言黑暗”之中。²⁷的确，1989年之后出现的“没有马克思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让他的著作重新回到了读者面前；但与此同时，它也剥夺了那些著作曾在世界各地通过译本获得的多样生命。最终，我们似乎只剩下一种选择：支持当代国际马克思主义学者群体，继续他们对一部“完美的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追寻。这同样是 1989年那场历史性转折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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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⁷ 《资本论》在其他语言中的新译工作仍在继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开始，这一事实并不与上述诊断相矛盾。无论这些译本在语言学上如何改进、在历史上如何更新，它们都难逃与其语言及其社会文化共同的命运——被一种更加普遍的“俗语性的黑暗”所不可避免地吞没。例如，2013年斯洛文尼亚语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三个译本，而斯洛文尼亚语的使用者还不到两百万人。然而，与此同时，世界上广为人知的“斯洛文尼亚学派”（Slovenian School）——这一哲学与文化理论流派（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其成员使用斯洛文尼亚语。该学派的作者们几乎全部以英语写作；而且，只要他们引用马克思，就必然依赖于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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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结果。

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一出过渡时期的独角戏151

1989 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似乎今天几乎没有人对此存疑：那是一场民主革命，遵循着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事件的理想，将东欧民众从共产主义极权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简言之，一切都是为了自由。1989年之后，那些曾经受各种压迫的人，尤其是被异化的一党制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所压迫的人，终于获得了自由，他们可以在公共领域发声，可以组建政党、在自由选举中选择代表，可以信仰宗教、追求经济利益，或随心所欲地迁徙。如果我们相信伯曼的说法，那么1989年甚至让马克思本人也经历了“双重解放”：一个“摆脱了马克思”的生活，同时又迎来了一个“为世界知识分子而被解放出来的马克思”。

然而，还有另一种解释，那些如今已经陷入愈发深沉的“方言性遗忘”中的语言与历史所讲述的版本，其中一些尤其强调知识分子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回望所谓前共产主义东欧的民主革命是如何展开的，我们大体可以区分出三个历史阶段。²⁸

第一阶段的民主突破，发生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谓上层建筑的层面上。觉醒的民主力量，或者用西方宣传中直到不久前仍广泛使用的典型隐喻——“热爱自由的人民”，成功占领了意识领域。在这场主要发生于文化领域的斗争中，知识分子扮演了主导角色。正是他们的思想与价值观赢得了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与一党制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相对抗，乃至公开冲突。然而，若非首先在市民社会领域确立了主导地位，这些民主力量也绝不可能继续推进至第二阶段，即夺取政治权力，这一过程往往被误认为就是革命本身。事实上，那些令人震撼的影像——群众推倒柏林墙、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上响起成千上万钥匙叮当的自由之声、布加勒斯特中央委员会大楼的冲击，都唤起了人们对过去那些真正改写世界历史的革命的记忆。无论是否壮观，这确实是仍由杰出的知识分子所激励并领导民主力量接管国家、占据政治领域的时刻。而当全世界仍在庆祝自由的最终胜利时，新的政治精英却迅速将国家转化为自身的政治工具，并立即用它来改变财产与生产关系。这就是1989年历史转折的第三个、也是最终阶段——资本主义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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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⁸ Rastko Močnik, Spisi o suvremenom kapitalizmu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rans. Srećko Pulig, Zagreb: Arkzin 2010, p.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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