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资本的文明（zivilisatorisch）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⁹

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在此并不是在谈论资本主义。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展望的是资本的社会主义用途。我尤其想到他使用的那些词语，比如 gesell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这里的形容词 gesellschaftlich（社会的）几乎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的；而名词Verhältnis 则是更具哲学意味的关系——它指的是一种哲学上正确的结构性位置，不同于更口语化的Beziehung（关系、联系）。至于 eine höhere Neubildung（一种更高的新生成），我们可以说它与黑格尔的Aufhebung或扬弃相近。

这正是资本所做的事情。而资本家在这一段中消失了。这也正是我们当下全球分化效应（globally diversified effort）可以学习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地方：通过持续地去人化那种贪婪——它是最初的推动力（primum mobile），是危险的补充物（dangerous supplement），既是一对一的，又是集体的，这就是“命运偏移”。

在这段丰富段落的下一步里，马克思再次进行了普遍化，他把一切生产方式汇聚在一起，把 Gemeinschaft（共同体）与 Gesellschaft（社会）结合起来，这种对比后来得到了摩尔根（Morgan）的人类学研究的支持，而马克思正是以他为主要来源。（在摩尔根的理论中，进化理论从他以受邀成员身份加入的易洛魁部落，一直延伸到工业社会，而他对后者持批判态度。他既是参议员，也是铁路工人。马克思与恩格斯重视他经验的多样性。社会形态的辩证理解（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for-mations）这一概念，后来由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引入。滕尼斯在分析中发现卡尔·马克思是其重要权威之一，这并不令人意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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⁹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3, trans. DavidFernbach, New York: Penguin, 1981, p. 958.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927-9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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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生产方式的专有名称作为虚拟目标的丧失出现了。在德语原文中，这是一连串描述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的句子。马克思指向资本的理性化能力。可交换性（exchangeability）起始于自然之中。在资本之前，自然像一种盲目的力量统治着人类；而社会化的资本，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则以共同的、理性的方式，掌握这种最初的可交换性，即人与自然之间的Stoffwechsel，后者通常译作“代谢”，其字面意义是“物质交换”。以下便是那段原文：

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gemeinschaftlich）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beherrscht zu werden）自己……。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¹¹

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主奴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的影子。在资本出现之后的必然王国的善的王国中，自然不再是盲目的主人，而是被理性地控制的对象。（位于精神与主奴辩证法之间的章节，正是理性。）为了让主奴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得以运作，意识必须首先出现，而这发生在感性确定性（sinnliche Gewissheit）之位被清空后；随后，意识本身又被降级，让位于对精神的空间-结构性直观。¹²我想指出的是，在各个版本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没有走到那一步。因此，他为“命运偏移”作为一种任务留下了空间，这不仅是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任务，也是行星性正义（planetary justice）的任务，即让与自然交换的理性控制，不再仅仅是理性意义上的控制。例如，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暗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一切生产方式共同构成必然王国，它支撑着人类为自身而进行的发展。在上面引用的段落中，马克思思考的是必然王国之内的自由，德语原文是in diesem Gebiet（在这一领域中）。而真正的自由王国，则位于一切社会项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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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⁰ Lewis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877; Ferdinand Tönnies,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ed. Jose Harr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¹¹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9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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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暂且不要走得太快。让我们继续阅读，以下这段文字依然限制在必然王国之内，描述的是为了建构自由王国的基础而进行的社会项目。马克思首先以小农为例——一个最不可能的候选者——来说明资本主义是常态的幻象。随后他向我们展示，要驳斥这种幻象是多么容易，只需描绘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轻松图景即可，“正因为这样一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生产形式（自营小农）可以被归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几种收入形式之中，”并且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关系好像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自然关系这一假象，就更加具有迷惑作用。”再比如，在美国纽约，小企业几乎就像是彻底的共产主义一样。马克思写道，“如果我们把工资归结为它的一般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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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² G.W.F.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Terry Pink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60-108, 13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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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归结为工人本人劳动产品中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自己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照社会需要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限度；最后，如果我们把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总是为社会中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而进行的劳动的量，包括到1.必要劳动和2.剩余劳动中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gesellschaftlich）生产方式所共有的（gemeinschaftlich）基础。¹³

但不幸的是，如果缺乏“命运偏移”这一维度，上述思想就很容易被翻译成一种全球化骗局（globalization hoax），一种因为人们忘记了剩余价值的盗取而被延续的谎言。资本仅仅是社会性生产的。然而我们却心甘情愿地购买它。

哈尔·德雷珀（Hal Draper）曾提出，早期的马克思是从左翼民主的角度来理解专政的。¹⁴我并未核对他详尽的文献考证。然而，确实似乎如此，如果说马克思之所以开始不信任国家，是因为资本具有潜在的全球化力量，而唯有国际才能与之抗衡，那么，他之所以忽视“社会”一词内部的冲突，正是因为他忽略了民主内部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因此也忽略了他在英国——他所选择的避难地——所观察到的、具有性别与阶级特征的公民身份中的矛盾，如同一切所谓民主社会中那样）。民主内部的矛盾，是自由（作为自主性的自同性）（ipseity as autonomy）与平等（作为他者性的他异性——与我不相似的他者）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一词内部的冲突，则存在于量化的劳动力与由行动者（agents）组成的集体性之间。后者利用这种抽象的平均劳动力来产生剩余，这种剩余按照上文所提到的越界性段落，被用于使“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体”（Gesellschaft）重新结合。而这一结合又需要正如柏拉图所言的公民式行为。正是这种准备被马克思搁置了，而葛兰西则将其视为一种“认识论的”（gnoseological）问题。¹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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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³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991-992页。

¹⁴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ume 2: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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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要在“社会”内部产生一种二重性（Zwieschlächtigkeit），恰恰介于类似“公共的”（量化劳动）与类似“私人的”（对社会正义的欲望）之间，以此修正黑格尔的“既成正义”（achieved justice），并将其向“永久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敞开。马克思在理论上无法彻底思考这一点。众所周知，1844年，26岁的马克思在研读黑格尔和《国富论》时，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他从国民经济学（national economy）转向了政治经济学，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转向国际性视角——因为资本本身就是国际性的。他正在准备书写一部资本现象学，而不仅仅聚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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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⁵ 参见 Gayatri C. Spivak, ‘Global Marx?’, in Robert Garnett et al., eds, Economics, Knowledge, and Class: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London: Routledge, 2017, p.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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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然而，近期去世的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在最后一次访谈中却指出，当马克思移居英国后，他变成了一个维多利亚人。¹⁶这也确实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的说法，他写道，正因为英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它才是从中展开批判（以德国古典哲学的意义）资本本身的恰当场所；而此时在德国写出的任何著作，都只会是混乱的拼凑。¹⁷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未从这种对民族国家的持续聚焦中恢复过来，尽管它在理论上宣称自身关切国际性或全球性。正因为这种未被承认却又必然存在的民族国家中心性（毕竟，全球并不等同于世界），当代马克思主义“命运偏移的”主体（destinerrant subject）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一个对未经反思的民族主义保持抵抗的主体。

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一个由债务国与债权国构成的联合体，以德国为不安的首脑，绝不应被误认为是德国对于“地方性”的某种必要执念。正如哈维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ín）所言，这位全球竞争力指数的共同发明人，在卢旺达与加拿大的财政部发表演讲时反复强调，尽管他都在建议这些财政部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但他在这两个地方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¹⁸我们这些左翼人士必须记住，德国国家的“地方性”，与当今那些巨大的战争营地中被随意囚禁女性的“地方性”并不相同，那些女性身陷强暴与贿赂文化之中，而这种文化已被世界大部分地区视为正常。能够记住这一点，正是政治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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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she Postone, interview by Anej Korsika, Chicago, 2011, https://anejkorsika.wordpress.com/2015/02/26/interview-with-moishe-postone-critique-and-dogmatism.

¹⁷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5页。

¹⁸ 私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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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因为它需要想象力。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以国家为基础的地方性胜利（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而自我祝贺，并认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唯一的模式。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Marxist feminism）或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feminist Marxism）的目标，是为女性实现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法理上的平等，这绝非易事。然而，如果我们承认性别化（gendering）甚至早于个体对自身的成为（becoming-proper），并且它为社会形态的生成提供了第一个符号系统（semiotic），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女性主义必须持续地打断马克思主义，将那被忽略的社会的二重性（Zwieschlächtigkeit）不断补充进性欲的迷宫式、开放性的路径之中。正因为这种大胆的补充被忽视，才导致这样一种情形，在莫伊舍·普殊同最后访谈的结尾处，人们仍然可以轻易地提出一份马克思主义推荐书目，而上面只列着四位白人男性。要替代普殊同对维多利亚人马克思的批评，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与女性最后的一次书信往来，那就是他与维拉·查苏里奇（Vera Zasulich）的通信。在经历了多次痛苦的草稿修改后，马克思最终写下了这样一句来回答查苏里奇的提问：“我们该如何在以农民公社为基础的亚洲俄国建立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回答道：“我不知道。你们必须自己去解决。”这对当时的欧洲想象力来说，实在是过于艰难。¹⁹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即任何可能的欧洲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艺与政治”的语境中，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列宁在1919年创立共产国际（Comintern）这一事件。正如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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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⁹ Karl Marx to Vera Zasulich, 8 March 1881, in Teodor Shanin, ed.,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pp. 9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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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句极具价值的话所说：当“预期中的西欧革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并未发生时”，列宁转向的不仅是“沙皇俄国的文盲工人与缺乏教育的农民（mujiks），（还转向了）封建中国中更为落后的工人和农民”，当然也包括殖民地中的进步资产阶级。²⁰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帕德莫尔这种理想化的表述，就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普遍化的问题：底层性别差异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种甚至比公民身份问题本身更为荒谬的“命运偏移”。这一领域的工作必须以语言与文本性为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去赢得成为全球性与结构性分析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弗里加·豪格（Frigga Haug）提出的欧洲“记忆工作”（memory-work）理论是一个有趣的思路，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般性。²¹但如果我们从现实出发，考察当代各殖民地中那一度短暂联合起来的反殖民“进步资产阶级”力量，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一个更具阶级连续性的图景。²²同时，在英国与德国的语境下，我们也不能忘记，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因为那时斯大林必须维持与英国和美国的同盟关系。

事实上，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狱中写给列宁的一封信，这封信并非关于民族主义之争，而是提醒他不要忽视俄国广大地区的农民公社传统，这一警告也应当再次被听见与铭记。²³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来自孟加拉的共产主义者罗易（M.N. Roy）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概括：对于欧洲，是工业资本主义；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是农业资本主义。列宁与布哈林对此十分赞同。而毛泽东则出于战略考虑，不得不继续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路线。次年，列宁去世；斯大林对罗易深恶痛绝，罗易于是自我流放，转赴墨西哥创立墨西哥共产党。如果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忽视了这一段历史，它就无法建立起任何具有普遍化潜能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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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⁰ George Padmore, Pan-Africanism or Communism?, London: D. Dobson, 1956, p. 293.

²¹ Frigga Haug, Beyond Female Masochism: Memory-Work and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92.

²² 这段文字出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所著的《印度的发现》（Discovery of India），写于 1942 至 1945 年间的艾哈迈达巴德监狱，它让我们感受到列宁再思考的重要性：“在中亚，即便在今天，人们仍记得四位传奇性的伟大征服者——亚历山大（Sikander）、苏丹·马哈茂德（Sultan Mahmud）、成吉思汗（Chenghiz Khan）和帖木儿（Timur）。而现在必须再加上第五位，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他不是战士，而是在另一领域的征服者，他的名字已经凝聚了传奇——列宁。”（New Delhi: Penguin, 2004, p.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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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波依斯向我们展示过，种族主义是一种可被普遍调用的意识形态，其功能正是维护资本的自我规定（self-determination）。²⁴我之所以关注《资本论》第一卷中那种“命运偏移”的结构，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艺与政治相关联，并非出于某种以身份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或反向种族主义，而是因为资本具有全球性的本质，它必须不断地幽灵化（spectralize）农村，以便持续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并在网络化社会的名义下，宣称这些地区所产出的地方性成就是最优的。而拒绝一切仅限于地方性胜利的政治想象，正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点。因此，我愿以我 2018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的一段演讲作为结语，那次演讲试图化入一种普遍化的中国主体（generalizedChinese subject）之中，而非以美国或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发言，后两者都因竞争心理而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否有可能想象出如此广阔的基础？而不是仅仅执着于底层移民的困境，或者将对殖民主义的迷恋视为最后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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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³ Rosa Luxembur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 trans. Bertram Wolf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p. 45.

²⁴ 这是杜波依斯《美国的黑色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的总体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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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丝绸之路的历史使命 ²⁵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持久的文化想象之一。如今，在网络化世界成为现实可能的时代，它再次被唤起，成为重新思考全球连通性的象征。历史使命（imperative）指一种由外部情势所迫的紧急要求或命令；在这里，它指的是全球格局变化所带来的重新思考的必要性。严格地说，我们知道历史上并不存在一条单一的丝绸之路。事实上，这个词汇本身是由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创造的。²⁶然而，今天它却成为一个伟大的统一性象征，唤起人们对古代中国所开创的宏大跨文化贸易事业的想象。我与这一世界区域的联系在于，我的出生地加尔各答，与中国的古城昆明自14世纪以来便有贸易往来，而这一历史也可以纳入这条被想象出来的伟大叙事之中。

丝绸之路最初的伟大之处之一，正在于其物理穿越的艰难，那种几乎无法逾越的地理障碍。而今天，重新想象这一统一理念的历史使命，来自这样的事实：物理的艰难已被全球交通的科学成就以及数字化推动的网络化与可达性所超越，但与此同时，这种连通性又被地缘政治的暴力所复杂化。正是这种矛盾局面，产生了当代重新想象丝绸之路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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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⁵ 参见 Gayatri C. Spivak, ‘Imperative to Re-imagine the Planet’, in An Aesthetic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pp. 335-350. 该文是二十一年前作者在苏黎世“Stiftung Dialogik”的演讲稿，当时该机构正在从二战时期救助成功逃脱希特勒集中营的犹太人转型，开始为来自卢旺达、索马里、土耳其等地的难民提供庇护。

²⁶ “Seidenstraße”或“丝绸之路”一词由费迪南·冯·里希托芬（Ferdinand vonRichthofen）创造，见 Tamara Chin, ‘The Invention of the Silk Road, 1877’, CriticalInquiry, vol. 40. no. 1 (2013), pp. 194-219. 感谢查理·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提供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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