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然要求。

近两百年前，卡尔·马克思曾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时写下这些令人难忘的话，而中国在上个世纪实现了其中的寓意：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 18 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 19 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²⁷

马克思在此描述的，正是一种由外部情势所催生的历史使命。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同样面对着一种类似的使命，要在数字化与地缘政治条件的共同作用下，重新思考丝绸之路这一统一性想象，并追问在发展的名义下，我们如何以多样化、复焦化的方式回应这种使命。这应当是一个长期的、具有全球性精神的计划，它需要深度的语言学习，使世界语言的丰富性能够与云南的语言多样性相呼应。如今，丝绸之路的一个新的、并且已经确立的目的地，是非洲大陆。这正是“想象力”（imagination）这个词至关重要的地方。正如我们所知，就在前文所引的那段话之前，马克思还写道：

《资本论》的“命运偏移”：作为事件与任务

²⁷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trans. Ben Fowkes,in Surveys from Exile, London: Allen Lane, 1973, p. 150.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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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 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²⁸

马克思只能想象这样一种全球性历史使命，资本能够以Gedankenschnelle，即以思维之速运动，如果它能够或愿意这样做的话。在21 世纪，资本的流动速度已经远远超出单纯思维的范畴。在广阔的全球语境下，旧观念已经能够主导发展。因此，一种重新想象过去而非简单埋葬它的历史使命应运而生。我在此呼吁欧洲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重新想象共产国际，不仅超越其欧洲去殖民化的历史，也将记忆工作式女性主义（memory-working feminism）纳入其中，这便是对未来诗情的追求。马克思使用了源自希腊语的宽泛词汇poesie，而不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常用的德语词Dichtung，用以将诗意与真理联系起来。马克思拥有希腊哲学博士学位，精通亚里士多德，尽管他也承认亚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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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⁸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p. 149.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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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国伟大的寓言式儒家传统深知，诗歌与想象性诠释的可能性密切相关。想象力既非纯理性，也非非理性，它拥抱理性。它在我们因单纯理性而犯下的错误之外，保持着开放性，因为我们是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哲学和定性社会科学的人所提供的信息，是合作式的支持，而非单纯纠正性的帮助，与新数字技术所提供的知识管理能力相比。数字技术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既强大又危险；而想象力则慢慢地训练着骑手，让我们以新的方式思考旧事物，从而也能以旧的视角理解新事物，而不会陷入无根据的黄金时代主义（golden-ageism），那只是对过去的美化，而非真正的重新想象。在此，我以亚洲人的身份发言，代表中国与印度的伟大传统。我们在历史上曾携手合作，我希望从智识上，我们能够再次如此合作。（如何将这种传统话语引入性-性别[sex-gender]的补充中，是一个极为艰巨的问题，几乎将我们推向荒诞的边缘。²⁹）

同样的精神下，我想在德国提出，今天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使命，去想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尤其是当它开始不断自我伪装，或者为全球殖民主义提供伪装时。这是强烈而深刻的表述，旨在让我们反思自身角色，当我们从欧洲国家迈向全球化，以批判人类世（Anthropocene）为名时，该如何行动，同时呼应弗里加·豪格的信念：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并非尊严的衡量标准。我非常支持豪格提出的四点方案，在自动化时代，不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而是现有岗位应缩短工时并实现同工同酬。当我在中国，以磕磕绊绊的中文向各地女性主义工人讲话时，我总是感到失望，这些工人多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而他们的工作往往过于狭隘地集中在收入生产上。在这一点上，我与豪格的观点完全一致。³⁰就业能力并非推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前进的唯一标准。正如我所提出的，若我们想回到1844年（而非 1818年），从国民经济学转向政治经济学，而非仅仅去回忆一个出生年份，那么仅靠阶级连续性地向全球南方延伸，是无法纠正任何问题的。最终，那只会是一种家庭价值的宣言，而这正是最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做法。

《资本论》的“命运偏移”：作为事件与任务

多德无法产生劳动价值理论。但亚里士多德曾指出，poesie比纯粹的历史书写（historiography）更适合作为认识历史和预示未来的方法。我相信，马克思使用希腊词poesie而非普通德语Dichtung，正是指向了这种可能性，将诗作为一种方法，而不仅仅是隐喻。

²⁹ 戴锦华的《电影与欲望：戴锦华作品中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政治》（Cinema and Desire: 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Jinhua, ed. Jing Wang and Tani E. Barlow, London: Verso, 2002）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让我们开始勾勒这一问题。一个与我们的学术能力相称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解读一部电影，如《人鬼情》（字面意思为“人和鬼之间的联系？”）。在此感谢张震对翻译工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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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一卷的“命运偏移”作为事件，对伦敦、柏林、昆明等城市进行了一种概括。任务在于将底层群体纳入公民身份，不仅是这些城市的公民身份，也包括所有命名的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同时，规范资本以改变全球普遍性格局。性别，作为大于整体的一部分，将“命运偏移”的事件推向不可计算的境地，使思想与世界的革命成为一项永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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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⁰ Frigga Haug, ‘The ‘Four-in-One Perspective’: A Manifesto for a More Just Life’,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 23. no. 1 (2009), pp. 119-123. 然而，我无法认同豪格与国际公民社会共享的“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目标。我过去三十年的工作，大多不太成功，一直致力于培养最贫困的儿童和最富有的成人理解民主背后的矛盾直觉，因为他们终将投票，即自由（作为自主性的自同性）与平等（作为他者性的他异性——与我不相似的他者）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引出了《资本论》第一卷中“作为臣民的公民”（citizen-as-subject）的概念，也正是本文中“命运偏移”这一荒诞任务所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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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体化与战争：马克思与福柯

埃里克·阿利耶（Éric Alliez）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

如今，我们在那些最异端的理论交汇点上重读《资本论》。这种异端的阅读让我们在《资本论》第二卷与第三卷、《大纲》以及那直到20世纪 60年代才得以问世的遗失章节之间来回穿梭。更重要的是，我们“1968 年那场不可能的革命”（在其大体为马克思-列宁语法意义上不可能）和随后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之后，在金融资本的支配下，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中重读《资本论》，这一金融全球化强化了资本主义全部再生产过程，以至于让昔日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如今被贬为“早期资本主义”的“更晚阶段”。¹我们每个人在阅读《资本论》第一卷时，或许都会感受到一种“奇异”而“独特”的孤地（locus solus）：也就是一个独特且封闭的轨迹，它将《资本论》第一卷的读者，从对资本自为目的机制的辩证阐释，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e）到“事实”层面上，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在全球尺度上的历史复合体——资本主义作为世界性的概念。因此，“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²否则货币就不可能在那“永无止境的循环”中转化为资本，这个循环是幻象性自由主义的软权力（soft power），以“交换”和“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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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Peter Osborne, How to Read Marx, London: Granta Books, 2005, p. 2.

²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trans. Ben Fowkes, Introduction by Ernest Mandel,Harmondsworth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0, ch. 23, p. 714.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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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交织的概念为支撑，它构成了市场之所以被视为等价、平等、均衡理论与价格公正等的根据。如果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表明“资本是雇佣工人自己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³而分析的路径，必须迫使“分析的进程要求把研究的对象这样分割开来”，而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而这种分割也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的”。

暴力（Gewalt）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正是在这种精神之下，我们可以断言，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与剩余价值，同时也不断地再生产生产关系本身。工人不仅被再生产出来，而且首先是在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的阶段之中被生产出来的，包括“后备军”，这群人口“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⁵而这种苦难随着财富潜能的增长而加剧，并引发“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一般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⁶那么，如果进步带来了真正的贫困和财富的匮乏，如果机器是资本家对罢工和加薪的回应，并且进一步提高了绝对与相对的剥削、扩大了广泛而深入的统治，那么《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商品形式及其“与黑格尔的勾结（flirtation）”这一整个论述，都被历史性且暴力地牵引进关于“原始积累”的最后一部分，并以“现代殖民理论”作结。简言之，自从罗莎·卢森堡对《资本论》的解读以来的一百年里，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学到，在中心与边缘世界中，“所谓”原始积累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自身持续创造的过程：在金融与金融全球化这一极度数学精密性的外壳下，永远存在着马克思在最“原始的”语境中所描述的那群“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这一伙人”，⁷这正是世界市场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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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 同上，ch. 25, p. 769.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714 页。

⁴ 同上，ch. 13, p. 443.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378 页。

⁵ 同上，ch. 25, p. 798.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742 页。

⁶ 同上，ch. 25, p. 799.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7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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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并非偶然，马克思在此最终呈现了一个资本主义系统性的组合，詹姆逊称之为“某种音乐尾声”（“历史作为尾声”），⁸其中包括“殖民地、国债（与国际信贷体系及股份公司相关）、现代税收制度，以及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体系”。马克思写道，“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暴力（Gewalt）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economic power）。”⁹同样也并非偶然，福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中发现了双重殖民的原则：欧洲的内在殖民与美洲的外在殖民互为强化，并共同定义了世界经济，伴随着“殖民活动对西方法律-政治结构的反作用”。¹⁰然而我们也理解到，若要将规训与生命权力（biopower）的技术谱系追溯到原始积累的起点，那么同样必须承认，这些权力装置（dispositifs）的历史、运作与后续生命政治的变形无法与战争分离，无论是以军事战争、殖民战争，还是阶级、种族与性别的战争形式，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正是由战争所创造的。自17世纪末起，这些装置在不同形态中的发展，成为以其他方式继续战争的特权表达，并使战争成为一种对权力关系的分析。

主体化与战争：马克思与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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⁷ 同上，ch. 31, p. 920.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866 页。

⁸ Fredric Jameson, Representing Capital: A Commentary on Volume One, London: Verso, 2011, ch. 3, ‘History as Coda’, p. 74.

⁹ Marx, Capital, Volume 1, ch. 31, pp. 915-916.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61页。

¹⁰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France 1975-1976, New York: Picador, 1997, Lecture of 4 February 1976, p. 103. 中文版译文见[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1976》，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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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在福柯1976 年的系列讲座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在那些课程中，他并不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颠倒了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公式，而是相反地提出，真正“翻转了在17世纪和 18 世纪广为流传的一个既朦胧又准确的论点”的是克劳塞维茨本人。¹¹如果这引导福柯去研究一种话语的出现与传播，这种话语首次将政治构想为战争的延续，那么在此过程中他最终将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占核心地位的观点进行反思：也即关于一场不可调和的对抗（antagonism），即阶级斗争，是“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的观点，马克思将这一对抗引入《资本论》第一卷第10章的核心，在工厂里，“在（形式上）平等的权利（就工作日的维度而言）之间，力量（Gewalt）就起决定作用。”¹²倘若这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断言“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既然它决定了剩余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分割，而这两者是“那是两个独立的互为界限的可变数的函数”¹³（顺带一提，正是在这一章节里，奈格里“学会了从事政治”¹⁴），并且倘若这揭示了在一个重要的语义层面也就是在德语中，Gewalt兼具“暴力”与“权力”，并由某种机构（potestas）、尤其是国家行使暴力的含义，那么，Gewalt 可能以一种无法被完全控制的形式往返于政治与经济之间。首先是一种辩证的否定的要素，它表达了其最终将统治逆转为革命，并加速历史进程，历史因此成为由“唯一的革命阶级”所承担的普遍解放。产业无产阶级本身就是这一趋势的历史主体，它意味着生产的社会化与“集体工人”（collective worker）的形成，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32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将这一趋势视为如同自然过程（Naturprozess）一样必然。¹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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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¹ 同上，Lecture of 21 January 1976, p. 48.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50 页。

¹² Marx, Capital, Volume 1, ch. 10, p. 344.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72页。

¹³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3, trans. David Fernbach, Harmondworth: Penguin,1991, Part V, ch. 22, p. 486.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408 页。

¹⁴ Antonio Negri, ‘Why Marx?’ (2013), in Marx and Foucault, trans. Ed Eme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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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都能同意这一点：不存在天然的战争。正因如此，我们不得不重申（为了更好地转化）巴利巴尔的观察：马克思主义从未建立起一个“战争”的概念，而这恰恰是一个问题，¹⁶因为，要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甚至当代形式，就必须以一个前提为出发点，即在资本最解辖域化的（deterritorialized）形式（货币）与主权最解辖域化的形式（战争）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构成性的、本体论的关系。正是因为战争与经济的可逆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根基，所以“战争”（wars），而非“某场战争”（the war），后者始终是国家的视角，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与外部秩序的基础，成为资本主义下社会组织的原则。相反地，战争，不仅是阶级战争，还包括军事战争、内战、性别与种族战争，如此深刻地融入对其的分析之中，以至于我们若就必须以它的最后一部分为起点重写《资本论》，以揭示战争最现实的动态运作。在资本主义每一个重大转折点，我们发现的并不是熊彼特所说的由企业家创新所推动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而总是一种军事与内部战争的变种多重体构成的企业。

在金融资本主义下，强行显现其自身的是“原始积累”的共时性，即在“贸易”（le doux commerce¹⁷）的掩护下，掠夺与剥削同最现代的生产/破坏过程同时发生。资本真正的战争机器是金融化，其中“产业”资本仅是一个组成部分，如今已被彻底重组，并从属于（所谓的）“虚拟”资本的需求。暂且不论金融资本霸权所引发的政治问题，换言之，无法区分剥削式积累（accumulation by exploitation）与“剥夺式积累”（大卫·哈维）等同于无法承认经济中或经济具有的构成性战争。¹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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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⁵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874 页：“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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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⁶ Étienne Balibar, ‘Marxism and War’, Radical Philosophy 160 (March/April 2010), p. 9,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article/marxism-and-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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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非颠倒“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一公式的问题，而是资本在与各类斗争的持续对抗中，所采取的战争交织于政治、政治交织于战争的状态。政治不再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国家政治，而是金融化经济的政治，它与多重战争相互交织，这些战争既驱动并维系着主动的破坏之战，包括阶级战争、种族战争、性别战争以及主体性战争，它们构成了其他所有战争的全球性“环境”。我们难道不正是生活在“内战主体化”（subjectivation of civil wars）的时代吗？

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说明社会冲突（social warfare）无法被简化为某种能以辩证方式将其平息的阶级斗争，而这正是将政治权力作为战争进行分析的前提。我们将在福柯的理论框架内展开论述，同时也对其提出批判：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并未取代战争。治理术对战争与权力的可逆性进行组织、治理和控制。这种可逆性，为福柯提出的权力关系（规训、安全与治理术关系）与战略对抗之间的本质差异赋予了新的意义。¹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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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⁷ 即31章中的“温和贸易”。

¹⁸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64.

¹⁹ Cf.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1982), in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 -1984), vol. 3, ed. James D. Faub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2, p.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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