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为了真正逃离黑格尔……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一种矛盾的社会关系。矛盾不仅意味着对抗被包含于或内在于这一关系之中，还指向否定性劳动中关系双方“差异”的消除，以及马克思主义由此衍生出的目的论（teleology）。工人阶级与资本因其自身的关系而对立，二者同属一个共同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这一关系内部的争议对象。工人阶级与资本被置于同一层面，被迫采用一种共同的衡量标准，也即劳动，这是二者斗争的基础，双方围绕劳动的同一性或非同一性展开争论：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抗。实现这种对抗性同质化（antagonistic homogenization）的原则是辩证法。因此，这种矛盾被某种幽灵般的力量所困扰，即他者性语言（language of alterity）的消除，这种消除发生在否定之否定中，而正是这种否定之否定产生了历史：一种内在生成的动态——一种趋向于自身逆转的矛盾性动态。难道资本本身不正是一种“自我消灭的矛盾”吗？²⁰

然而，我们在此姑且粗略地借鉴一种洞见，这种洞见让我们直面整个“68年思想”（la pensée 68），因为正是在1968 年，冲突的非辩证性质、其差异的“不可扬弃”本质，被确认为所有新历史形式/暴力的熔炉。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初，正是与辩证法的决裂催生了辩证法此前一直阻碍着的议题：战争问题以及敌对者之间的战略对抗的问题。

是 1971 年。在一本致敬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论文集中，米歇尔·福柯首次转向尼采，试图将战争作为社会关系的密码进行主题化。为实现这一目的，他将统治定义为一种“非关系”，而非某种关系，这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非场所”（non-lieu）中的暴力分布。²¹“非关系”是一种纯粹的距离，是暴力之间的鸿沟。统治既是一种“非关系”，又是“在[一个]非场所中上演的戏剧”，这一事实意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空间。而辩证法恰恰是将统治所具有的绝对差异与异质性简化为同质实体（homogeneous instances）之间的冲突。如此，福柯后来所称的“治理术”正是这样一种机制，它通过施加“规则、义务与权利”将对抗双方之间作为关系的非关系，简化为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被平息的”（pacified）对抗。规则的世界使得统治的游戏能够不断重演：规则并非共享世界的体现，而是一种“被精心重复的……暴力”。²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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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⁰ Marx, Capital, Volume 1, ch. 19, p. 676.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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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这一对资本辩证法的批判（通过具体抽象层面的资本主义概念对资本的辩证概念化批判），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不仅是一种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同时也密不可分地是一种战略性的战争关系。资本同时在两个层面运作，并在二者之间切换。与福柯的观点相反，治理术的建立并未消除战争，而是以其他手段延续了战争。任何对冲突及其所蕴含的主体化过程的定义，都必须从资本的战略联结出发——资本既以“关系”也以“非关系”的形式展开，既体现为治理术也体现为战争。

战争，或者说敌对者之间的对抗策略，能够转化为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原因在于相对稳定的机制（装置、规则、法律）使制度能够以足够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去引导被治理者的行为。但正如福柯在《主体与权力》（The Subject and Power）中所言，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每一种权力关系都可能引发新的战略对抗，从而将被治理者转化为敌对者，开启局势潜在的逆转。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情况正是如此：二战后美国的政治-军事胜利使其得以建立新的权力关系，而新一代冲突将在这些关系中发展，为新的战略对抗建立背景：1968 年那场非同寻常的革命。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区分两种场景下所蕴含的冲突、自由与主体性，一种是权力关系（治理术）所蕴含的，另一种是战略对抗所蕴含的。这两种场景中的“冲突”、“主体性”与“自由”并非同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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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¹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1971),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4, p. 85.

²²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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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意味着双方都拥有“自由”。只有当人们承认失败者身上存在一种“自由”，一种“抵抗”的可能（福柯）或“逃逸”（flight）的可能性（德勒兹与加塔利）时，失败者才能转变为被治理者，而这种“自由”实际上已被纳入治理的运作模式之中。治理术范围内的冲突、自由与主体性由“内部反抗”（within-against）的限度所定义：被治理者的“自由”存在两种情况，要么是因为享受由掌权者鼓励和煽动的、人为制造的自由（即“自由劳动”、“自由消费”、“自由选民”的自由），要么是因为在对抗自由主义“自由权”（liberties）的斗争中并且为这场斗争而视自身为“自由”的。前者是一种被让渡且经过协商的自由；后者则是一种来之不易的自由。

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资本主义以及其后的冷战在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之外创造了新的自由（“劳动自由、消费自由、政治自由”），其目的是摆脱经济战争（1929 年大萧条之后）、摆脱与共产主义的政治战争，以及摆脱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冷战作为一种控制世界经济的新技术使得这些新自由得以（在全球北方）普及，这得益于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军事胜利。这也解释了为何全球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新殖民政策的枷锁之下，而推行这些政策的正是那些“创造了新自由”的国家。在（后）殖民情境中，治理术的转型并未真正发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始终是敌人，他们从未置身于“同一个世界”，即便如法农（Fanon）所言，“黑人渴望成为白人”。这些“细节”正是福柯在分析（新）自由主义时所忽略的。²³特隆蒂的自治主义（operaism）理论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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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术特有的冲突及其“自由”不足以定义政治运动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它们是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因为自主性与独立性以一种断裂和主体化即“主体性断裂”（coupure subjective）为前提，这种前提能让“被治理者”脱离治理术的框架及其“自由”，而后者本是为保障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平稳运转而存在的。脱离治理术意味着同时产生一种主体性“突变”，并进入敌对者之间的对抗动态，另一种“自由”也由此开始显现。一旦“被治理”、“成为被治理者”的指令被解除，从断裂中迸发的是一种作为“外在于并对抗”（outside-and-against）资本主义自由的自由与主体性。“非关系”不再是被统治者被动承受的，而是由其主动践行、坚持的。关键始终在于，实现从治理术范围内“在内部反抗”的自由与主体化向“外在于并对抗”资本主义的自由，即战略对抗中所蕴含的自由的转变。在这两种冲突、两种自由与两种主体化的变动之间，发挥作用的正是革命性断裂。正是在此处，战争机器以及自主且独立的主体性得以形成——或未能形成。

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完全接纳了这两种冲突、主体性与自由模式之间的断裂与非连续性。1968 年为列宁主义机器敲响了丧钟，更广泛地说，也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理解主体与行动主义的一种方式画上了句号。这些新运动的形成，基于与传统工人运动截然不同的时间性，涉及其他类型的主体化过程与组织模式。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正在于此，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追问主体性问题、时间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尚未建立起新战争机器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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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³ 参见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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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卡拉·隆齐（Carla Lonzi）以双重方式清晰地阐述了与列宁主义、更广泛地说是与马克思主义战争机器的决裂。她宣称主体并非既定存在，因为它“不可预期”；同时，女性主义运动的时间性并非指向未来，而是聚焦“当下”。通过“不可预期的主体”（soggettoimprevisto）这一概念，隆齐将批判矛头指向了那个被预先期待、已知且获认可的工人阶级主体化过程。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其遵循黑格尔的理论，认为革命进程是从“自在”（in itself）到“自为”（for itself）的过渡，是从无反思的直接性到兼具主观性（意识）与客观性（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的存在的过渡。然而，隆齐在《唾弃黑格尔》（Sputiamo suHegel）中写道：“未被困在主奴辩证法之内的我们……将不可预期的主体引入这个世界。”²⁴

马克思主义革命虽与“权力”形成断裂，却维持了革命“主体”的连续性。工人阶级本身已展现出一种自在的革命性生产协作，其唯一缺陷在于受到资本权力的剥削与限制。一旦摆脱这些束缚，它便能兑现自身蕴含的所有承诺。革命被理解为对生产、劳动与协作中已包含的可能性的实现。这些可能性是“趋势”，革命的加速将使其得以实现。但20世纪 60年代的运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它们兴起于两场世界大战构成的一场全面世界大战之后，彼时革命性生产（即生产本身具有革命性）的幻想、“工人”主体已然存在的幻想，以及科学技术作为进步暴力的幻想，都被生产与毁灭、劳动与战争、科学与核武器的同一性所揭穿。加速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同时也被过去化，被全面战争所使之过时，资本采纳了全面战争的视角，以无限战争为代价，将整个社会及其“生产力”纳入“实质吸纳”之中。以至于生产、劳动与主体性不再能从革命的镜像中看到未来的图景，或是解放的希望。它们必须服从于社会剧变。（可能的）趋势的实现过程，本质上仍是一种以或多或少的目的论为基础的历史实现过程。劳动、协作与生产的现实追踪并预示着未来。而如果革命的时间性指向未来，那么这个未来就是过去的未来。²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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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⁴ Carla Lonzi, ‘Sputiamo su Hegel’ (1970), in Sputiamo su Hegel: La donna clitoridea e la donna vaginale e altri scritti, Milan: Scritti di Rivolta Femminile, 1974; Edizione Economica, 2013,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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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若主体是“不可预期性”（imprévu），其构建便以当下而非未来为基础。未来始终是一种无法被经验的承诺，而当下才是断裂的时间性，是开启了主动摧毁主体化刻板印象过程的此时此地——对隆齐而言，尤其指向“女性”主体性。《女性起义宣言》（manifesto of RivoltaFemminile）写道，“当下，而非未来”。²⁶当下是一种未知、不可预期的感性（sensibility）显现的时刻，这种感性自身蕴含着在真正出现前无法被构想的新存在形式的潜能，它们“为我们的存在本身引入了断裂”，正如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中所写。²⁷这里不存在目的论，只有斗争、对抗与策略的现实，在加塔利所说的“过程性创造力”（processual creativity）中，决定着通往存在的过程。²⁸这种情况下，追随德勒兹与加塔利“将政治置于存在之前”，²⁹便意味着将策略置于本体论之前。这种与历史、与主体、与劳动、生产、科技（那些始终待实现的）承诺的断裂，既未消除权力关系也未终结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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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⁵ 参见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1985.

²⁶ 参见 È Già Politica, ed. Marta Lonzi, Anna Jaquinta, Carla Lonzi, Milan: Scrittidi Rivolta Femminile, 1977. 另见《唾弃黑格尔》最后，其中有着强烈本雅明式的回响：“没有任何目标，只有此时此地的当下。我们是世界的黑暗过去，我们正在为当下塑形”（p. 48）。

²⁷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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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68年之后，那场，或那些场“运动”最终未能直面它们自己助力引发的全面社会战争。反过来，面对1968年这场奇特的革命，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发起了一场同样奇特的全球金融“反革命”。它将战争与内战的强度调整到与自身在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暴力相匹配的水平：这是第一场以阶级、种族、性别与主体性战争的政治复现为标志的“另一种全球化”运动，而“工人阶级”已无法再将这些战争置于自身“客观利益”或特定组织形式（政党与工会）之下。1968年奇特革命中的各个主体性表明他们未能想出并组织起能同时支撑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双重决裂，并能对抗资本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重新配置的战略攻势与权力关系的战争机器。解放与自主必须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并需防范敌人始终存在于两个层面，也即关系层面（统治者/被统治者）与非关系层面（战争）的主动性。简而言之，1968 年的运动陷入了一个我们至今仍远未摆脱的僵局：当他们直接对抗资本战争时，采用了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模式；而当它们转而探索主体化模式、绕过矛盾的辩证运作时，又放弃了构建本应重新配置尼采所说的“有效历史”（wirkliche Historie）的新型革命战争机器的问题。这种缺陷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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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⁸ Félix Guattari, Chaosmosis: An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 Bloomington-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

²⁹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before Being there is politics’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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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同样存在。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68 年思想能够捕捉到时间与主体性之间的新关系，并以“事件”为视角对其进行思考。但福柯理论中主体性“转变”（conversion）的伦理-美学转向、加塔利的“主体性生产”（productionof subjectivity），以及朗西埃（Rancière）的“解放”（emancipation），都与“政治革命”和反资本主义战争机器构建的问题彻底割裂，这一问题不以战争为目标（根据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名观点，例如将分化的暴力转化为联结的暴力），因而无法重新思考并着手解决战略对抗的问题。若没有对抗资本的斗争和对对抗的全新思考，自我关系、主体性生产与解放就会被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造”产业所“收复”，而这种产业恰好能持续供给“人力资本”。

在1968 年运动五十周年之际，我们仍深陷同一僵局。一方面是主体性变革、政治革命、自我关系、主体性生产与自我改造，另一方面是战略对抗，二者必须在一种暴力关系中被维系，进而实现逆转。事件作为暴力关系的逆转——这是福柯在1971年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事件”（event）定义。³⁰我们也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及其“与黑格尔的勾结”（马克思语）。最后，让我们回顾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就职演讲中，在伊波利特思想恩荫下提出的“诊断”：“要真正摆脱黑格尔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与他决裂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³¹就我们而言，这正是我们在战争（继福柯之后）与资本（继马克思之后，也继德勒兹与加塔利未曾放弃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中试图思考并将其问题化的。³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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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⁰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p. 88.

³¹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Discourse’, trans. I. McLeod, in Robert Young, ed.,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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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² Éric Alliez and Maurizio Lazzarato, Wars and Capital,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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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剧作家正是借此宣告

理论与诗并不存在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