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本次研讨会（这些论文的来源）的任务书才提出了“在激进左翼政治从历史退回为理念的情形下，探询当代‘资本与‘资本主义’概念含义的问题”的呼吁。要追寻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现实相连的解放性政治的可能性，就必须追寻马克思关于资本与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论含义，尤其是其政治含义。

如果共产主义已经以一种贬义的方式，即在深刻的世界历史进程意义上与历史现实脱节，退回到理念领域，那么这种退回仍会产生对该现实的批判性距离；而当现实本身越来越朝向更纯粹或“绝对”资本主义的方向自我转化时，这种距离显得愈发具有吸引力。在此情境下，巴迪欧-齐泽克逃向一个与之竞争的纯粹理念之外的形而上学极端，逻辑上或许说得通；然而在社会或人性层面上却毫无意义。按照康德关于“概念-理念”对立的图式，尽管逃往一个原则上“超出可能经验”的境地可能能安抚某些知识分子的感受，但那并非构建作为必然的社会实践的政治（politics）之可行的出发点。³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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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9页。

³⁰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Žiž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Slavoj Žižek (ed.), The Idea of Communism 2: The New York Con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Alex Taek-Gwang Lee and Slavoj Žiž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3: The Seoul Con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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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情感与不在场）

事实上，由理念的形而上外在性所在的柏拉图式对现实的批判性距离，也可以在图像的二重结构中由情感（affect）与所指对象的不在场（absence）关系在现实内部生成。按照经典理解，图像是某一不在场之物的呈现方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被指定为“不真实”的那种在场。这种在场方式具有一种情感力量，掩盖了其所表征事物的不在场，但该事物仍然保持着与现实的批判性距离。确实，可以认为“图像即（具有）主体”本身（的结构）。³²那么，这与《资本论》有何关联？图像概念对《资本论》的意义何在？

图像问题与我们讨论的主题相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在马克思《资本论》的修辞层面，即马克思写作中非凡的意象力量与文本的致密完整性（见下文第十章）。第二，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及在商品化与货币的社会经验中、以及资本主义文化自我反思中的早已司空见惯的各种图像的主导地位，即文化产业（见第三章与第十一章）。正是在这两方面，《资本论》接受史的创造性体现得最为充分。一方面，对《资本论》方法论性论争的典型对立——理论或历史？经济学或政治学？黑格尔或康德？结构主义或现象学？在对文本特异性的近距离分析中，多半被解构，或至少被更复杂地重新构型。如同18、19与20世纪所有伟大的欧洲哲学著作，《资本论》是一本激进开放的（同时也是未完成的）文本；在内部，它向不断的反思性再争论保持开放。另一方面，这种开放性因其被接收的语境多样性及相应的呼应方式而被成倍地强化，正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沿用德里达的说法）所称的《资本论》的“命运偏移”（见下文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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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¹ 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现任教席（隶属金斯顿大学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被命名为“真实历史与社会思想的问题化研究教授职位”（以致敬前任持有者达尼埃尔·本萨义德）。正是秉承这一命题精神，我们将本次会议及文集的议题定为“资本主义与资本：历史性的社会关系”。

³² 参见 Peter Osborne, ‘The Image is the Subject: Once More on the Temporalities of Image and Act’, in The Postconceptual Condition: Critical Essay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8, ch.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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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论》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为催生本书所收录论文的研讨会提供了契机，但并非这些论文的主题。本书并非关于马克思《资本论》接受史的著述，也不是对其文本与论证的注释式学术考察，也不是一系列入门性文章。相反，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多方面快照：一系列来自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左翼不同哲学与政治立场的学者，对于《资本论》当代相关性，及其帮助理解我们所处的、常常截然不同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能力的不同回应。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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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L SREET HUMTWITH NIGHT TOILERS

dere Work Ri ht Through Until Morning-

价值形式、本体论

和政治

1. 形式分析与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理论

埃莱娜·路易莎·朗格（Elena Louisa Lange）

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间的根本断裂在于，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新的特定研究对象——劳动的社会形式（social form of labour）奠定了基础。因此，他的理论不仅仅是对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或“重组”，而是为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视野。马克思将自己的干预理解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将其嵌入他的激进革命中，确切地说，是他的“共产主义哥白尼式转向”（communist Coper-nican turn）。因此，理解马克思的项目不能脱离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正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斯密和李嘉图，以及庸俗经济学家，如萨伊（Say）、贝利（Bailey）、马尔萨斯（Malthus）、詹姆斯·密尔（JamesMill）、麦克库洛赫（McCulloch）、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等，还有社会主义者，如蒲鲁东（Proudhon）、欧文（Owen）等的解读，为他最终创作出巨著《资本论》，实现理论发展提供了可能。

对劳动社会形式的理解，正是马克思在前人身上发现的不足：

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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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²

马克思批判地指出古典理论中的特定缺失，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拜物教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并未在马克思成熟的批判前得到承认。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间的区分，是前往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颠倒的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s）的关键。通过将这些关系下劳动的社会形式确定为创造价值的抽象一般人类劳动，并将其与体现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区分开来，马克思也切入了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即拜物教的问题。

对马克思来说，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实体的特殊性在于，它总是以特定的形式出现，即商品的价值形式、货币、资本、工资、利润、价格、利息和地租，这些范畴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而在这些形式中，抽象劳动总是被系统性地掩盖。然而，正是在这种物的现象状态中，本质或实体自身只能以颠倒、扭曲甚至是完全虚假的形式出现，这点未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注意（更不用说李嘉图学派衰落后的新古典理论）。换句话说，在马克思之前，政治经济学只关心价值形式作为价值的表象（appearance），而没有考虑到产生这些范畴的特定实体，即劳动的一般社会形式。事实上，由于未曾考虑过价值形式的表象与本质间的“认识论裂缝”（epistemological cleft），古典经济学家只能驻足于抽象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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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f Capital,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 174.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8页。

² 同上，p. 173. 中文版译文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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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地用形式来解释形式本身。³

本文所讨论的马克思的形式问题，只能通过形式分析（form analysis）的方法加以解决。马克思的形式分析方法揭示了像“交换价值”或“商品”这些范畴的拜物教化的对象维度（fetishized objective dimension），这些范畴表面上看似是简单的、“既定的”且实际无前提的。对其形式分析表明，它们只有作为极为特定社会过程的结果才能被完全理解，这个过程预设了（再）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开头实际上已经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批判，即对简单流通领域自我表征和正当性的批判，这一领域构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及其经济学的唯一对象。

然而，当代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马克思所攻击的古典及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类似，他们重新开始并重复了马克思前人的循环论证。因此，本文将证明，在“价值形式理论”（value-form theory）名下，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推动了对“形式”的颂扬，同时给予“实体”或内容以较低的地位。这一干预不仅与马克思的批判意图相悖，而回到了马克思所试图解构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拜物教”。

马克思对其前人，特别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批判，产生了被我称为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论”（social labour theory of value）这一概念。社会劳动价值论为马克思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框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所有劳动产品为何以及如何呈现出价值形式，其中价值形式被理解为货币、资本、利润、价格、利息、地租这些政治经济学对象。因此，社会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象形成过程的理论方法工具。

形式分析与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理论

³ 本文更长、更详细的版本将作为第一章发表在我即将出版的专著《无拜物的价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的宇野弘藏纯粹资本主义理论》（ValueWithout Fetish: Uno Kōzō’s Theory of Pure Capitalism in Light of Marx’s Critique ofPolitical Econom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eries, Leiden: Brill, 2019）。在书中，我详细讨论了斯密和李嘉图各自价值理论中的困境和概念混淆。这使我能够证明（与普遍理解相反）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劳动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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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将批判性地处理近期对马克思方法的批评及所提出的替代性假设，即：（1）在方法论上，偏向于将（价值）形式先于价值实体作为指导原则；（2）将简单流通（“交换”或“市场”）假定为资本关系的主要特征和价值构成的场所；（3）呼吁“无中介”或“无前提”展开的必要性。

对马克思的误解

在他自称为“新”或“体系”辩证法的著作中，克里斯·阿瑟（ChrisArthur）坚持认为，在《资本论》的结构中，应该首先研究资本的“纯粹形式”——特别是在“劳动基础”之前分析其“价值形式（作为资本的胚芽）”。他声称，“形式问题如此关键，以至于叙述从交换形式开始，可以完全包含生产方式，如果有的话，还有交换对象。”阿瑟还认为，马克思过早地引入了（抽象）劳动的概念：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三页中从交换价值的现象深入探讨劳动作为价值的实体，人们确实抱怨在这些页面中找不到任何证据。因此，我主张……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价值形式的发展，只有在形式的辩证法本身要求我们这样做时，再去探讨劳动内容。

阿瑟坚持认为，为了分析资本，需要一个“没有先验条件的绝对起点”。⁴我们将看到，这种主张对于马克思自身方法的批判性特征来说，是多么具有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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