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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情的逻辑中,“一元性”并不等同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统一性”(unity),黑格尔说他创作这部作品是为了保持“心平气和的、纯粹的思维认识”。黑格尔的统一性,即“互不相容的东西的一种躁动,亦即一个运动”,对思想来说是现实的:它是思想主体的体验。<sup>18</sup>然而,一元性在《资本论》中工人被完全否定了一元性。激情逻辑中的一元性,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共融——在个体潜能的现实实现中真正得以圆满的共同性。而在当下的现实状态中,这种圆满既未被感受、也未被认识、亦未被享受。然而,对它的受阻预感仍必须在受阻的批判运动中回响,以指向那批判本身原则上无法抵达的境域。马克思将这种存在状态称为Trennung,福克斯将其翻译为“分离”(separation)。工人被分离:与其他工人分离,与他的劳动产品分离,与他的未来发展分离,最终与生活本身分离。他与其他工人的唯一接触是在交换上。马克思说,工人“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他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相互关联。<sup>19</sup>这一切怎么可能是真的?毕竟实际上,工人们在工作之外一直以朋友、恋人,甚至敌人的身份交往,组建了无数团体,共享了无数活动。
在黑格尔首次出版的著作《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The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s and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y)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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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陷入了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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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18</sup> G.W.F.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trans. and ed. George Di Giovan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2, 67. 中文版译文见[德] 黑格尔,《逻辑学 Ⅰ》,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9,第20、70页。
19 Capital, Volume 1, pp. 165, 178-179, 187.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90、103-104、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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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写道:“拥有最高程度生机的总体只有把自己从最高程度的分离中重新产生出来才是可能的。”英文译文中的对立掩盖了黑格尔对极端的直接并置:原文“in der höchsten Lebendigkeit … aus der höchsten Trennung 9212 并非“最高”与“最深”的对照,而是字面意义上的“至高的、极致的生命性”与“至高的、极致的分离”。<sup>20</sup>对于黑格尔而言,生命性与分离的这两个极端确实存在,但它们的现实性并非可被直接观察或假定;这种现实性必须以热情的思维去加以设想,否则根本无法真正被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分离(Trennung)这一极端状态的界定,同样对思维的构想力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那里,生命以“劳动力”的形式被封装在一整套逻辑限定之中;这些限定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先验层面的不可能——工人之间在交换行为之外或之上的社会接触被彻底阻断。至于他们在此之外可能是、或可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以价值形式加以表达,因此在“资本关系”之内毫无意义,仿佛根本不存在。
在激情的逻辑中,一元性正是分离(Trennung)的极端,它不仅仅是被对立着、被保持在命题性不相容的运动的不安中,而是被彻底抹除于未来之中。唯有彻底摧毁雇佣劳动与资本,这种抹除才有可能实现;而在当下,每一次被阻断的通向这一终点的前进,都必须在概念之中回响为一种特定的痛苦,那是被取消的预感与无处可去的分离之痛。分离必须在范畴中被如此表达:唯有在激情的逻辑中,它才能被理解为一种淫秽的不可能与痛苦。你从未真正触碰过他人,你们只是作为劳动力在交换瞬间短暂相交;而即使接触发生,在唯一具有意义的逻辑中,那一刻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然而,这种被逐出他人接触的状态,并不能被简化为欲望问题,也不是主体的某种可有可无的能力——那种可以与批判逻辑相分离或外加其上的能力。正是各种自我言说方式的缠绕与模糊,每一种都无法无损地被化约为另一种逻辑,生成了批判的极致激情,也正是它的诗性所在。“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sup>21</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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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20</sup> G.W.F. Hege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s and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y, trans. H.S. Harris and Walter Cerf, Albany NY: SUNY Press, 1977, p. 91;G.W.F. Hegel, Werke, 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6, pp. 21-22. 中文版译文见[德] 黑格尔,《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王志宏译,东方出版中心,2024,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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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把握《资本论》对于“活着”这一事实所意味着的一切,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抵抗——一种认知的、想象的、诗性的、幻想的、欲望的、焦虑的抵抗。这意味着要经受新的痛苦与新的喧嚣,也意味着要学会把这种痛苦当作真理与知识本身来理解。那种由范畴逻辑揭示出来的统治结构,确实会令人感到疼痛。所谓揭示,在这里并不是让事物变得更清晰从而更可忍受,而是让它们变得更难以忍受、更无法承受、更彻底:事情在被解释之后,并不会变得更轻松,反而会让人瘫痪。阿多诺曾写道,一切真理的条件在于让苦难变得雄辩;而《资本论》同样深受这一根本上是诗性的命令所塑造。<sup>22</sup>这种使生命难以为继的逻辑阐明,正是《资本论》仍然必须完成的工作——它在我们都将死去的这个世界中的生动任务。那些真正希望活出马克思所梦想的生活、希望一个“以个体的普遍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世界,而非强制性的愚化、大众贫困、以及将生产活动系统性地转化为无聊与折磨的世界的读者们——他们无法回避、也不能以学院化思辨的灰尘与多余的理论修辞来掩盖《资本论》批判所向头脑钻入的那种赤裸恐怖。聆听其真理的前提,首先就是遵循这一条在马克思思想中无处不在的命令:不要掩盖现实的暴力与恐怖。《资本论》的真理是痛苦的,而阅读它,也必须让人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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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21</sup>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Karl Marx andFrede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p. 337.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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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22</sup>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B. Asht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pp.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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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诗学的问题。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sup>23</sup>《资本论》让这种被夺取的力量的瘫痪、那根本的窒息,在逻辑上高度活跃的概念中回响。范畴的逻辑是一种显性的逻辑,它揭示并界定了在资本支配下,“以个体的普遍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被阻断并变得不可能的物质与社会界限。当我们理解“劳动力”、“剩余价值”、“工资形式”、“生活资料”等范畴的意义时,我们便理解了个体为何不自由、为何无法发展。但与这种显性的逻辑交织在一起、时而模糊、时而割裂它的,是另一种逻辑——激情的逻辑。这是一种隐性的、诗性且癫狂的逻辑,是那种“点状”生命的逻辑——支离破碎、扭曲变形、漂流于无限的价值增殖过程之中——这种无限本身正是对人类主体那“普遍发展”的自然潜能的怪诞讽刺。<sup>24</sup>第二种逻辑并非用来明确说明社会与物质上发展的障碍,而是用来让被阻滞、被麻痹的生命的真理发出回响。这种逻辑的激情,是一种痛苦与乐观的强烈混合体。跟随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去理解生命普遍发展的阻塞,并让这种认知真正沉入心底、展现其不可逃避的真相——这是极其痛苦的。那是永远无法真正地活着,却又不断挣扎着想要活的痛苦;是那种(借用黑格尔的话)“无论如何必须存在着的东西,而不是永远只是一个任务”的普遍发展的生命的痛苦。然而,《资本论》令人无法承受地表明,这样的生命并不存在,而它依然是此刻、始终、亟需完成的任务。<sup>25</sup>但这种逻辑的痛苦,同时也是它的乐观之处。与资本共生的痛苦,总是指向自身之外——指向那种阻碍的爆裂、当下不可能性的排拒、以及生命的彻底扩展。这种对不可能的排拒,必须被真实地体验。马克思在《大纲》中写道:“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wären alle Sprengversuche Donquichoterie)”。<sup>26</sup>那么,当我们通过批判的力量,真的找到了这些被掩藏的条件时,那会是什么样的体验?那会是怎样的感觉?它在我们耳中,又会响起怎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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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23</sup> Capital, Volume 1, p. 380. 福克斯版译文为:‘capitalist production has seized the vital forces of the people at their very roots.’原文为‘die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 … die Volkskraft an der Lebenswurzel ergriffen hat.’ Marx, MEGA, vol. 6, p. 272.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11页。
<sup>24</sup> 关于“如同尘点般漂浮于无穷之中”的论述,参见 Keston Sutherland, ‘Infinite Exhaustion’, Brittle Land, ed. Rachel O’Reilly, Amsterdam: Rom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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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深刻地攫取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对资本的批判,其诗学必须与这种攫取一样剧烈——它必须深入到同样的深度,伸展到同样的广度,触及一切,在主体的每一次麻痹之中探测到其潜在的爆炸,捕捉每一个灾难的信号,并找到一种方式,使范畴的逻辑本身都能回响起那被摧毁的生命的痛苦,那被抛掷于无尽暴力荒原中的生命。这种深入一切、在处处发现被碾碎的生命的屠场、并将逻辑与疯狂、悖论交织在一起,以指认从资本所造就的世界中爆裂而出的潜能,这正是《资本论》的诗学:它与被麻痹的思想、被阻塞的生命共鸣,并与它们未来必然的爆发产生回响。回响——正如马克思在《大纲》中所写:“现在完全有可能只有通过极端的不协调,才能达到协调”。<sup>27</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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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25</sup> G.W.F.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V.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68. 中文版译文见[德]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 373 页。关于“痛苦”,参见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trans. William Wall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pp. 15-16:“属于外部自然的东西都由于矛盾而毁灭;例如,如果赋予黄金以一种特殊的不同于它所有的比重,它作为黄金就必然消失。可是,精神却有力量在矛盾中,因而在痛苦中(既超越邪恶也超越祸害)保持自己。”中文版译文见[德] 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Ⅲ 精神哲学》,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2015,第18 页。
<sup>26</sup> Marx, Grundrisse, pp. 159, 77.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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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 1886 年英文版《资本论》序言中写道:“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sup>28</sup>马克思正是完成了这场革命。而海德门将那种充满痛苦与不和谐的批判性思维柔化为“日常文学的传统英语”的倾向,本质上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是在地狱中用委婉语做交易。但在恩格斯看来,比这种对单词的丑陋“改良”更糟糕的,是这种改良所依赖的自由。这种表达的自由几乎构成了一种反革命的方法论,一种反诗学。面对《资本论》中那些复合名词或刺耳的新造词,这些词潜藏着或预示着概念的力量,亟待被巧妙地界定与强化,海德门在翻译时“当这样的词一再出现时,他却用许多不同的词来翻译,忘记了一个术语始终都应该用一个意思相同的词来表达”。对恩格斯而言,这完全是一种背叛,是对批判的掩盖,是对其诗性力量的中和——这种诗性力量正是为了让范畴的逻辑所放大的生命的不可承受性得以被准确地表现。而讽刺的是,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所有英文版《资本论》译本,包括由恩格斯本人监修的那一版,也都未能忠实于他所宣称的这一首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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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27</sup> 同上,p. 148.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97 页。
<sup>28</sup> Marx, Capital, Volume 1, p. 111.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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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许多潜在或隐含的概念,在英文译本中顶多只能若隐若现地被察觉。当马克思重复同一个词(通常是他特意创造的新词,用来捕捉一个被扭曲的思想真相或糟糕事实,这些在日常语言中尚未被处理,而传统文学体面的语言又千方百计地去掩盖和琐碎化),通过重复,这个词本应开始获得至少看起来像是、或能承诺的明确概念轮廓时,他的英文译者往往在不同部分以各种方式意译这个词。实际上,他们不仅遮蔽了单个词的潜在、隐含或已明确的概念轮廓,同时也消解了该词伤人之力,并拆解或软化了那种逻辑的紧缚——这种逻辑通过词语的扼 杀 作 用 来 表 现 对 生 命 的 压 迫 。 例 如 , 马 克 思 的 新 造 词Wertgegenständlichkeit,字面意思是“价值对象性”,在企鹅出版社的标准英文版中,本·福克斯先翻译为“the objectivity of commodities as val-ues”,接着又译为“objective character as values”,然后是“objectivity asa value”,再后是“objectivity of the products of labour as values”。这些意译大致意思相近,但显然并不是单一概念的重复,也不是单一紧缚的强化;它们并未像原词那样,以其粗糙的技术术语身份,同时作为对技术术语的讽刺,在耳边反复敲打或低沉回响;也没有明显地被卷入马克思为德语读者布下的横向词汇结构网中,使读者被不可抗拒的联想之网捕捉,比如在《商品》一章的一页篇幅内,他用一连串明显有内在关联的新词洪流填满范畴逻辑,使原本刺耳的海德门之耳晕旋: Wertge-genständlichkeit 引出 Wertding(价值物)、Wertspiegel(价值镜)、Wertkörper(价值体)、Wertausdruck(价值表现)、Wertform(价值形式)、Wertgröße(价值量)。这些荒诞词语被困在不完整或讽刺化概念化的阻塞行为中,生成新的词汇场,并形成逻辑复杂的拼贴,这正是《资本论》诗学运动的核心部分。概念的疯狂扩展不仅——如同病毒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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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出一种自发的、半讽刺化的范畴逻辑,使“价值物”的“价值表现”可以突然在“价值镜”中被读出;这种扩展同时也是窒息的、令人厌恶的、疯狂的,就像在暴风雪中拼命想用针线编出一条路逃生,却被一堆乱七八糟、奇形怪状的东西纠缠住,怎么也脱不开身。这也是关于“价值 对 象 性 ” 的 真 理 , 而 不 仅 仅 是 它 的 呈 现 风 格 或 修 辞 。Wertgegenständlichkeit 是对象在无对象关系下的不可抗拒逻辑制度,或者换句话说,是你作为一个价值物,在价值镜中瞪视自身,并以抽象的价值表现者的扭曲姿态喊出愤怒的价值表达。存在于资本关系中,就是以价值对象的形式存在——作为一个价值物,拥有通过价值表现呈现的价值身体,凝视着价值镜中的自己,否则根本不存在。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恩格斯那看似极其严肃的要求——《资本论》中的技术术语必须“始终用同一个对应词翻译”,以及他坚信“有力的英语”、“语言的最佳资源”和“新造的英语术语”才行,同时还要认真对待一个不可避免的含义:《资本论》既是批判,也是诗学,而诗学的力量正是被纠缠在不可分割却无法解决的逻辑之网中的批判力量,那么,对于马克思这部伟大著作的未来影响、命运以及它的生命任务而言,准确把握其诗学就显得绝对必要。这意味着:必须让其全部逻辑力量回响,既包括范畴的逻辑,也包括激情的逻辑;必须将其概念化与解构的能量推至不和谐的极致;必须让它对资本统治下生命的无法忍受与无限屈辱的阐明,在此刻、每一瞬间,都切实地让人感到难以承受;无论付出何种努力,无论使用何种语言,不仅要让范畴能够被理解,更要足够压迫读者的体验,使他们在理解这些范畴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它们在社会、心理与个体层面上的真实,并让这种真实从冷冰冰、残酷逻辑一致性的表面内容中迸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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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的回流:《绝命毒师》中的非法积累与辖域化
约翰·克拉尼亚斯卡斯(John Kraniauskas)
他们谁也抓不到他
比死亡还让人害怕
一提到他的名字
他们就吓得发抖。
——《山中的头目》,洛斯·图卡内斯·德·蒂华纳
当代以金融为驱动的全球资本主义,其历史现实在美国核心地区的日常社会经验中,是如何被体验、想象与再现的?在这一日益被掏空的西方资本主义心脏地带,既多孔又僵化的腹地,发生了什么?而新的文化工业生产形式,例如当代“后电视时代的电视”(post-television tel-evision)叙事诗学,又如何向其消费主体表征这一资本主义的当下?它们讲述了怎样关于资本寄生式自我发展的故事与幻想?又展示了哪些它们自身无法意识到的事物?
文斯·吉利根(Vince Gilligan)创作的电视/DVD 系列剧《绝命毒师》(Breaking Bad, AMC, 2008-2013),讲述了一位化学教师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将自己改造为毒枭的故事(他的名字“Walt”暗示了其作为一种国家寓言的性质)。该剧在家庭与家务领域——社会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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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生命政治场域,以及怀特试图为之挽救的未来之中,打开了一个黑洞。《绝命毒师》因此描绘了一条走向坏的“逃逸线”(<sup>1</sup> line of flight),这也是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 1980)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令他们在政治上倍感绝望,即“战争机器”(war machines)要么被国家形态俘获,要么完全脱离一切主体性与政治锚定。沃尔特·怀特的自由追求,正如他们所言,冒着“放弃自身创造性潜能,堕入死亡之线,或被彻底
<sup>1</sup> 《绝命毒师》唤起了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形象,他是《草叶集》(Leaves of Grass, 1855)的作者,这部作品塑造了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形象。而正是通过惠特曼及其作品,沃尔特·怀特的犯罪身份最终被他的警察姐夫汉克发现,从而凸显了家庭及其象征秩序在该剧中的戏剧性重要性。由此,家庭、国家与政府都通过法律及其越界行为被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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