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货币的回流：《绝命毒师》中的非法积累与辖域化

¹⁶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B. Ashton, London:Routledge, 1990, pp. 211-299（论“自由”：其中康德被证明对其自身命题的社会内容视而不见），以及 pp. 183-194（论“对象”与“物”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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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物性”的显现尤其体现在电影摄影的层面上：主观镜头（主体对客体）有时会被突然反转，或完全被剥夺主体性；角色——尤其是沃尔特——被从物的视角观看，而此时，《绝命毒师》的叙事本身似乎也由这些物组织并聚焦。例如，观众常常从沃尔特装钱的包内看到他的画面，而那笔钱，因为拒绝流动性（liquidity），在剧集最后几季中成为他背负的重担，这一视角暗示着货币在影片文本中扮演着某种准超验的（quasi-transcendental）第三人称叙述者的角色，仿佛是整部作品的无形组织者。¹⁷类似的还有从弗林冰毒工厂储罐内拍摄的镜头，我们看到沃尔特与杰西往其中倒入蓝色化学混合液的场景。¹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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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⁷ 关于叙事的“编排”（orchestration），参见 Mikhail M. Bakhtin, The Dialogical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TX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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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荒诞的镜头与场景，是那些通过一只粉红泰迪熊的假眼来聚焦、或围绕其展开的画面，这只假眼在一架飞机半空爆炸后落入沃尔特的游泳池（图 4），而沃尔特对此灾难负有间接责任——暗示着他的罪咎。随后，这只假眼“旅行”般地出现，从沃尔特床底下窥视他（图5），最终落入两名寻求杀死海森堡的毒品杀手手中。最终，在《绝命毒师》结局前的一幕中，摄影机透过一张桌子和边境地区的地图观看，使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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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⁸ 在《绝命毒师》中，甲基苯丙胺生产或“烹制”的体制呈现出不同阶段：手工艺阶段（在移动房车中）；工业或福特制阶段（在弗林的工厂中，沃尔特和杰西被弗林的组织规模与机器的巨大所压倒）；弹性或后福特制阶段（生产随着房屋在熏蒸期间被腾空而在不同房屋之间转换；这是沃尔特与一支新纳粹熏蒸帮派短暂联盟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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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剧场的领土以某种方式印刻在沃尔特、杰西以及背叛者莉迪亚的脸和身体上——沃尔特之后用蓖麻毒杀了她；而这毒药与金钱和假眼一样，也作为沃尔特的化学产物之一在叙事中循环（图 6）。这种摄影和场景调度暗示了拉康电影分析中“缝合”（suture）概念在运用上的一种可能转向。传统上，“缝合”用于指涉观众的凝视是如何被“缝合”进电影叙事中作为一个（替代性的）主体——即被安置在一个作为叙事内对话者而事实上不可能的位置，那是由摄影机所占据的位置，以制造主体认同的幻觉。但在《绝命毒师》关于金融化与洗钱的叙事中，这种主体幻觉被彻底转化。在这里，观众被邀请——或被缝合为替代者——去占据那个不可能且虚幻的位置：即那件被赋予拜物教性质、如今成为“主体”的“物”，它直面并支配着已变成物的主体。这便是沃尔特最终被“货币的回流”噎住的戏剧。¹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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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阿里吉的说法，“两个时代或阶段”，即G-W-G’与 G-G’，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性资本积累循环”。²⁰阿里吉以这一结构来划分资本主义发展史，经过一系列接续的帝国霸主（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尤其是从一个霸主向另一霸主的转换，而金融化的时刻正监督着这一过渡。在这一叙述中，继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史之后，金融化代表着某一时代的“秋天”，以及某一霸主（他对传统“帝国”一词的替代）的衰落；在其被新霸主取代之时，生产、破坏与积累的循环便在另一片区域重新开始。²¹这一循环逻辑也可以被应用到哥伦比亚与墨西哥贩毒集团的竞争关系上。然而，在《绝命毒师》，以及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黑金杀机》（The Counsellor, 2013）、丹尼斯·维伦纽瓦（Denis Villeneuve）的《边境杀手》（Sicario, 2015）等电影中，洗钱的现实困难被置于主题位置，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种不同的情形：金融不再仅仅代表一个“秋天”，而是全部四季，冬、夏与春一应俱全。金融变得戏剧性、暴力地自主，自我吸纳、吞并着所有其他形式，定义自身的循环。因此，《绝命毒师》呈现的，是某种金融化资本新“帝国”的地下毒品腹地，其所有阶段——种植、商品交换与分销链条，以及实现洗净剩余价值所依赖的金融时刻——都以生产、破坏与积累的循环为特征。暴力与奇观、生产与破坏在日益全球化的尺度上相互构成，这是沃尔特作为海森堡短暂参与其中的非法毒品积累逻辑的本质，也构成了其对“一种整全生活方式”的辖域化：即毒品积累的毒品文化（narco-culture）。这种日常生活的毒品文化，正是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的小说《2666》中揭示的公共秘密，其核心是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对女工人的连环杀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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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⁹ 《绝命毒师》对金融自主化（以及对“现金”消失的某种可能预示）的戏剧化呈现，可能是其相较《火线》的主要批判性进步。关于电影理论中的“缝合”（suture）概念，参见 Stephen Heath, Questions of Cinema, London: Macmillan, 1981,pp. 76-112.

²⁰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p. 6.

²¹ 阿里吉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引用布罗代尔如下：“每一次此类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旦进入金融扩张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似乎都宣告了其成熟：这是‘秋天’的征兆”（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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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² 这包括对其自有生产力的破坏，以一种“过剩人口”的暴力景观形式呈现，并在贾伊鲁斯·巴纳吉（Jairus Banaji）所称的“生产体制”（regime of production）中象征性地将其投入劳动。关于受损与遭受折磨身体的商品景观，参见 SayakValencia, Gore Capitalism, trans. John Pluecker, South Pasadena/Cambridge andLondon: Semiotext(e)/MIT Press, 2018.关于毒品集团对选美皇后的剥削，参见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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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域与“阿帕奇式拒绝”

海森堡的大名已传到了米却肯……那蓝色玩意儿早成了国际货。新墨西哥这名字如今真贴切……人们口中那个海森堡，如今掌控市场……这个贩毒集团可是讲究规矩的，从来没人能逃得出去。那家伙其实已经是个死人了，只是没人去告诉他而已。

——《黑与蓝：海森堡之歌》，锡那罗亚兄弟

正如阿里吉关于霸权周期的历史分期所揭示的，资本积累的逻辑也包含辖域化的维度：即各种地缘政治的安排，把国家及其机器——法律与军队——引入其中，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多种历史形式来保障生产、贸易与金融。这一辖域维度，使他的工作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提出的战争机器、组装体（assemblages）、国家俘获与“叠句”（refrain）的根茎式分析产生了呼应。如前所述，《绝命毒师》通过沃尔特对“货币的回流”与洗钱的经验，将积累叙事化。它也呈现辖域的问题，但并未将其反思性地内部化为自己的叙事空间。尽管剧中充满戏剧性或象征性的地景与天景——例如作为“西部整体性象征”，但它们最终仍只是行动发生的“场景”。沃尔特破败家中出现的黑洞是这一缺失或空洞的症候，它怪异地凝视着观众。它标记着沃尔特的悲剧性存在危机，以及他那荒诞的对自由的追求，而这一切最终都被非法毒品经济的“物化”效应——金钱与洗钱的地下经济——所吞没。然而，洗钱经济具有一个辖域性的维度，这一维度不断迫切显现——虽仅以指示性的方式——但《绝命毒师》无法真正让其进入叙事经验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中的黑洞仍是一个神秘的地平线，要求阐释：剧集知道并展现了什么？又不知道却仍展示了什么？我将此“他者的辖域”的幽灵般存在称为“阿帕奇式拒绝”（图7与图8），它以其地缘政治的历史将沃尔特拉入一个被过度编码的致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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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多·纳兰霍（Gerardo Naranjo）的电影《选美小姐》（Miss Bala, 2011）。关于全球化与暴力景观，参见唐·温斯洛（Don Winslow）的惊悚小说《恶犬之力》（The Powerof the Dog, 2001）以及尤其是《贩毒集团》（The Cartel, 2015），还有罗伯托·萨维亚诺（Roberto Saviano）的《零零零》（Zero, Zero, Zero, 2013）——一 部聚焦20世纪 80 年代墨西哥贩毒集团、关于毒品贸易全球化的叙述。关于博拉尼奥的《2666》，参见我的文章‘A Monument to the Unknown Worker: Roberto Bolaño’s2666’, Radical Philosophy, 200, Nov/Dec, 2016, p. 37-46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article/a-monument-to-the-unknown-worker.这是本文的姊妹篇。关于“生产体制”，参见 Jairus Banaji, Theory as History: Essays on Modes of Productionand Exploitation,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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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的生产与销售确实为少数墨西哥贩毒集团头目（即毒品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财富，但其同时也是一种大众现象，一种由小生产者与销售者构成的非法的民众资本主义（popular capitalism），并伴随一个庞大的“骡子”式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proletariat），某种可以说“堕落了”的巴洛克经济（baroque economy）。²³在这一意义上，它可以被视为维罗妮卡·加戈（Verónica Gago）从生命政治视角所描述的巴洛克经济的努力（conatus）——一种关于生命与生存策略的情感肯定。这一概念延续了玻利瓦尔·埃切维里亚（Bolívar Echeverría）对民众巴洛克“伦理”（ethos）的研究，这一伦理形态在 17世纪拉丁美洲出现，其背景是殖民掠夺与商品化，以及殖民政权的“文明化”使命——通过在“聚居区”（reductions）与保留地对原住民的抓捕与改造，把拉丁美洲重新塑造为天主教欧洲。加戈将此分析延伸到当代新自由主义化地区的非正规经济。然而，与加戈分析的共同体市场不同——这些市场分布在拉巴斯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边缘地区（墨西哥的 tianguis 可视为其等价物）——毒品经济以其相对的游牧性与移动性为定义，生成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死亡方式），一种文化构造，并非“在地方中被真实生活出来”，而是沿着非法商品跨越美墨边界的“来去”历史线条展开；这一跨境流动构成了其积累的辖域。²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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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毒品文化的积累也会在城镇与城市中出现——或更准确地说，是出现在城镇与城市的一些片段（作为总部与招募中心），甚至包括乡村庄园（haciendas），以及因腐败而转变或再私有化的局部国家——但这些都从属于毒品积累战略性的、富有弹性的向量及其辖域化效应，并从属于其内部伴随的暴力的贩毒集团竞争：这种竞争围绕路线及其他路径（包括跨境地道）展开，毒品正是沿这些路径移动的。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指出，这种移动并非沿着某种发展线发生，而是横向地，从中穿过，贯穿其中，构成一种“与……”的逻辑（logic of the AND）：一种拼接状的拼布式积累。非法的“游牧性”被资本化了。²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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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³ 值得注意的是，贩毒集团从其他活动中获取的收入，例如敲诈勒索、保护费（保护服务）、移民生意以及人口贩运，很可能比其毒品贩运本身赚得还要多。

²⁴ 参见 Verónica Gago, La razón neoliberal: economías barrocas y pragmáticapopular, Buenos Aires: Tinta Limón and Traficantes de Sueños, 2015; BolívarEcheverría, La modernidad de lo barroco, Mexico City: Ediciones Era, 2000.（埃切维里亚与加戈的视角涉及一种以共同体为中心、文化主义的解读，即所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例如劳动与合作）关于“在移动中的文化”（cultures ‘on the move’），参见 Tim Ingold, Lines: A Brief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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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谓辖域？尤其是这样一种暴力的、跨国的、弹性的、游牧-战略性的毒品辖域？它一端由土地与商品生产（位于绝对关键核心的G-W-G’），另一端由对其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媒介技术与金融（G-G’）所中介？一个如今还包括虚拟维度的辖域？而它又是如何被想象与被居住的？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辖域是一种“辖域化”行动的结果，它最低限度地将行动、环境与节奏连结起来。（“行动发生在一个环境中，而节奏则位于两个环境之间”。²⁶）这是他们称之为叠句（ritornello）的时空：一种组装的行动，或行动的组装，它“编织时空”，以一种情感学（ethology of affects）的形式呈现，依照我们如何具体地在一个环境中居住并将其转化为辖域。²⁷这也是一种理解文化形成如何成为主体形成或情感召唤（affective interpellation）的方式。他们指出，居住（inhab-itation）——他们以人类婴儿的例子开篇（随后论及鸟鸣）——与被调制的声音（叠句）密切相关，这种声音同时在一个生成中的环境展开与环绕，并最终产生他们称之为 nomos 的东西，而nomos“作为一种习俗性、未成文的法律，与空间的分配、在空间中的分配不可分离”。这正是此处所指的那种强盗辖域——带着“强盗式”的符码、法律与传统——即毒品文化的毒品辖域。这种辖域化会“跳跃”，标记着“从一个既存的环境到辖域的移动”（例如，向毒品辖域的移动），并使“国家”与“战争机器”彼此交叉、互相转化。²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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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⁶ 同上，pp. 313-314.

²⁵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pp. 25, 477.另见注释 6。

²⁷ Anne Sauvagnargues, Artmachines: Deleuze, Guattari, Simondon, trans. Suzanne Verderb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36,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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