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第二章中，巴利巴尔以“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问题框架，重新检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核心及其当代张力。他指出，马克思批判的决定性贡献在于将资本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与过程，但这一理论在剥削与积累的联结处存在认识论压力：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劳动与货币、生产与实现之间始终存在循环与不稳定性。为回应当代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资本对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巴利巴尔提出“普遍剩余价值”的概念，强调增殖已不再仅依赖雇佣劳动，而是通过健康、教育、能力与生命本身的商品化来实现。通过“剩余健康”和“人力资本”等例子，巴利巴尔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将再生产领域纳入增殖逻辑，从而消解生产与再生产、工作与生活之间的传统界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总体吸纳”的概念，作为对马克思“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延展，用以描述一种没有外部空间的资本主义：行动、能动性与生命本身均被纳入价值形式之中。章节最终将问题指向政治与伦理层面：持续商品化是否存在内在界限，以及这些界限是否可能构成新的对抗与抵抗形式。

第三章以德波《景观社会》为对象，系统重构其与马克思《资本论》之间被长期忽视的理论关联，尤其是与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和表象形式（Erscheinungsformen）分析的内在联系。拉塞尔指出，德波的“景观”并非简单替代“商品”的新概念，也不仅源自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而是深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价值如何必然以特定表象形式出现的逻辑之中。通过引入黑格尔的本质-表象辩证法，文章表明，价值并非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实体，而是通过商品、货币和资本等表象形式构成其现实存在。文章的核心论证在于：景观应被理解为价值表象形式发展的历史结果，其关键中介不是商品本身，而是货币及其向资本的转化。作者通过对货币的三重规定——作为价值的可视化、作为对使用价值的垄断力量、以及作为社会共同体（Gemeinwesen）——的分析，论证景观如何继承并扩展了货币拜物教，使社会统一性以“可见的表象”形式全面显现。由此，景观并非对现实的虚假遮蔽，而是对已经被价值形式结构化的社会现实的公开呈现和正当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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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奈格里从工人斗争与诸众反抗的立场出发，重新界定“马克思式本体论”为一种以活劳动的主体化为核心的建构性本体论。他反对将本体论理解为关于“存在”的抽象哲学，而是强调本体论只能在阶级斗争与革命实践中获得意义：存在本身由劳动、协作与对抗不断生产出来。马克思式本体论因此不是静态的基础，而是由活劳动、诸众主体化及其物质冲突所构成的动态图景，这一图景深受斯宾诺莎与马基雅维利传统的影响。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奈格里指出资本的本体论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异：生产从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劳动日益呈现为认知性、情感性与协作性的社会劳动，“一般智力”成为生产的核心力量。与之相应，剥削不再主要通过工作时间的计量来实现，而是转化为对社会共同性与既存社会财富的金融化榨取。资本由组织生产的力量，转变为捕获和抽取社会生产成果的装置。在这一背景下，奈格里提出“诸众”作为新的阶级主体形象：由差异化的劳动单一性构成，通过社会协作不断重组自身。共同性在此呈现出双重规定——它既是资本榨取的对象，也是主体化与抵抗的潜在基础。抽象劳动的高度发展一方面强化了资本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孕育了脱离资本的现实可能性。

第五章中，蒂蒂·巴塔查里亚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框架，批判将《资本论》理解为“资本主义无差别性”理论的解读，尤其反对把性别与种族不平等视为资本主义的偶然附属物。她指出，《资本论》对抽象劳动与价值形式的分析并非脱离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而是一种将理论抽象与历史生成统一起来的方法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据此强调：劳动力并非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内部被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而是通过性别化、种族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家庭、社区与公共制度中被再生产。正是这些再生产过程，构成了资本主义总体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系统性地生产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由此，种族主义与性别压迫并非外在于资本积累逻辑，而是深嵌于劳动力价值形成之中的机制。本章最终提出，围绕维持生活、社会再生产与基本需求展开的斗争，既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结构性上限，也构成了反资本主义政治的关键战场。真正的阶级团结必须同时在工作场所与社会再生产领域中被重新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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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中，萨拉·法里斯结合社会再生产女性主义与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论，分析当代欧洲右翼民族主义为何以性别化、种族化的双重标准对待移民男性与女性。她指出，所谓“女性民族主义”——即右翼在反移民与伊斯兰恐惧症话语中挪用女性解放话语——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虚伪，而具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基础。与被视为“经济威胁”的移民男性不同，移民与种族化女性因集中于护理、家政等难以机械化和外包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构成了一支不可或缺的劳动“常备军”，而非可随时弃置的后备军。正是她们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维系社会再生产的关键作用，使其在排外叙事中被塑造成“需要拯救的受害者”。由此，法里斯表明，性别压迫、种族主义与阶级剥削并非彼此外在，而是深度嵌入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重组过程中的同一结构性机制。

第七章鲍里斯·布登以1989年东欧剧变为历史断点，重新审视《资本论》在当代的“身后生命”，并将问题聚焦于自由、语言与资本主义再封建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指出，冷战结束后所谓“摆脱马克思而获得自由”的叙事，实质上意味着马克思被从其历史实践与阶级语境中剥离，并被重新安置进一个以英语为通用语的全球知识精英公共领域。布登通过对《资本论》翻译史与当代英语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示英语霸权如何造成理论意义的系统性偏移，使马克思的批判逐渐经典化、去历史化，并丧失其介入现实斗争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语言的“再方言化”与知识生产的等级化同步发生，形成一种新中世纪式的文化与社会结构。在政治层面，布登将1989年的“民主革命”重释为一个三阶段过程：意识形态解放、政治权力转移，以及最终的资本主义复辟。抽象的“自由平等个体”形象在此成为关键的意识形态装置，它掩盖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的暴力，并将阶级关系重新体验为个人化、道德化的人际关系。借助莫奇尼克的分析，布登将这一趋势概括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再封建化”：社会统治不再主要以商品拜物教的物化形式出现，而是以自由、身份与个人责任的名义被人性化、法权化。最终，布登警告说，《资本论》若仅作为一部被完美英译、由全球学术精英研读的经典文本而存在，其批判潜能将被彻底耗尽。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如何保存马克思，而在于如何使自由与批判重新学会在当代“新俗语”的黑暗之中发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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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借助德里达提出的“命运偏移”（destinerrance）这一概念，重新界定《资本论》的历史存在方式与政治意义。所谓“命运偏移”，并非指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偶然遭遇误读或偏离原意，而是指任何被设想为“送达”特定主体、承担特定历史使命的文本，都内在地包含无法消除的偏移与游移结构。《资本论》也不例外，它从一开始就无法保证其理论与政治诉求能够稳定地抵达预设的革命主体，而只能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作为事件被不断重新激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章区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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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两种存在形态：作为事件，它在翻译、传播与再政治化的过程中持续发生意义转移；作为任务，它并不提供完成了的政治方案，而是将未竟的批判责任不断推向未来。命运偏移因此并非《资本论》的缺陷或失败，而是其理论生命得以延续的条件。通过这一视角，作者将《资本论》的当代意义理解为一种开放的、不可封闭的政治理论使命，而非一套能够被忠实继承或直接执行的封闭体系。

第九章在马克思与福柯的交叉视野中，重新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以战争为结构原则的社会形态，并据此重构主体化问题。作者指出，《资本论》并不仅分析剥削关系或经济规律，而是在其关于原始积累、工厂斗争和国家暴力的论述中揭示，暴力（Gewalt）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始终伴随着战争——无论是殖民战争、阶级战争，还是种族与性别战争。由此，资本主义并非从战争过渡到和平治理，而是通过治理术、法律与制度，以其他方式持续组织和管理战争。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入福柯关于权力、战争与主体化的分析，区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场景：一是治理术内部的权力关系，其中主体被建构为“被治理者”，其自由与抵抗被纳入制度化框架；二是战略对抗的场景，在这里，主体并非既定身份，而是在断裂、冲突与战争中生成。作者据此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以辩证法为核心的主体理论，认为其倾向于将对抗同质化、目的论化，从而遮蔽了战争与差异的不可扬弃性。通过回溯1968年运动及其后果，本章指出，当代政治的困境正在于：主体性生产、自我解放与伦理美学转向，往往与反资本主义的战略对抗脱钩，从而被新自由主义重新吸纳。作者因此强调，若不重新将战争视为资本主义的构成性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主体化与政治组织问题，就无法突破治理术所设定的自由与抵抗的限度。第九章由此将“主体化-战争-资本”确立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斗争形式的关键分析框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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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通过恩格斯对海德门“错误翻译马克思”的批判，提出《资本论》具有内在而不可剥离的诗学维度。萨瑟兰指出，《资本论》的诗性并非修辞装饰或情感渲染，而是资本批判得以成立的条件：资本对生命的掠夺与瘫痪，无法通过平滑、中性的语言被准确表达。正因如此，马克思的概念分析必然伴随着刺耳的新造词、暴力的隐喻与不和谐的语言结构，使批判在逻辑推进的同时制造思想的阻滞与感受上的痛苦。任何试图通过温和化语言或“可读性”来消解这种不适的翻译与阐释，都会中和《资本论》的真理内容，将批判转化为反诗性的理论形式。

第十一章以《绝命毒师》为分析对象，将非法毒品经济理解为当代金融化资本主义的一个极端而清晰的显影场。作者借助马克思的资本一般公式（G-W-G’）与阿里吉关于金融化（G-G’）的分析，揭示毒品积累如何在暴力生产、洗钱与金融简化中完成“货币的回流”，并将家庭、生命与主体性一并吞噬。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引入德勒兹加塔利的“辖域化”理论，指出《绝命毒师》所呈现的并非单纯的犯罪叙事，而是一种跨越美墨边境的毒品辖域：一种以非法流通、文化叠句（如毒品民谣）和金融暴力为核心的生活方式。通过“阿帕奇式拒绝”这一历史幽灵，作者揭示了该剧无法完全反思却不断显现的殖民-后殖民底层结构，从而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地下腹地并非例外，而是其总体逻辑的组成部分。

上述概括当然难以涵盖章节的全部内容，还敬请读者自行阅览。本书的校对排版由 Assean 负责，封面由高正阳提供，第一至四、七至八章由 Assean 翻译，第五章由 1ouisee 翻译，第六及第九章由 Aloysius 翻译，第十和十一章由 Eros 翻译，我在此衷心感谢封酒编译组成员们的辛勤付出，也欢迎读者们留下您对本书宝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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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詹姆逊的这句判断，在当下或许正悄然发生逆转。不断加剧的危机已经清楚表明，资本主义并非不可终结的永恒秩序；它的历史性、脆弱性乃至其自我毁灭的倾向，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显现出来。这一点，几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直觉。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看见了终点，而在于我们是否仍被一种无力感所俘获——在清醒中旁观，在认知中迟疑，任由世界一步步滑向灾难的边缘。

21 世纪的四分之一已然过去。对于在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这不再只是理论判断或历史评价的问题，而是一种无法回避的责任。改变并不会自动到来，批判本身也不能替代行动；但没有直面现实的艰难思考，一切行动都注定是盲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今天，这句话或许同样适用于我们理解世界、认识世界，并试图改变世界的努力本身。

封酒编译组

2025 年 12 月 30 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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