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1. 迈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普遍剩余价值到总体吸纳

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

在“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公式中，存在着显著的问题。¹它显然在指代马克思，再现了他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在其中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理论。但我们也可以设想其他一种批判，可能在某些点上有所偏离，或基于对立的假设。“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在今天被重新引入，伴随着这样一种认识，即如“经济学”这样更为专业化的术语并没有确保自身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反而掩盖了特定的政治利益。然而，这一术语隐含了相当大的谜题，特别是关于其对象的界定。我们知道马克思区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中找到了自身某些资本主义理论的基础，以及“庸俗经济学”，后者实际上预示了在20世纪成为主流经济理论的理论，那么这里的“政治经济学”指的是一种话语吗？还是在指一种政治经济学的一般项目，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

36

¹ 这篇文章是正在进行的研究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将发表在《新自由主义的余波：市场法则与政治断裂》（Neoliberal Remains: Market Rules and Political Rup-tures, ed. William Callison and Zachary Manfredi,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上，两篇文章来源于 2017 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讲授的名为“绝对资本主义”的研讨会。尽管这两篇文章是互补的，但它们仍然是独立的，可以单独阅读。有关更广泛的背景，请参见 Étienne Balibar, ‘Critique in the 21st Century: PoliticalEconomy Still 及 Religion Again’, Radical Philosophy 200 (November/December2016), pp. 11-21,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article/critique-in-the-21st-cen-tury.

35

本身可能既成为批判的对象，也成为批判的主体？37

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所谓的“庸俗经济学”在马克思的死刑判决后反而幸存下来，这不仅是因为学术界的权力关系，也因为它似乎表明马克思主义忽视了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决定因素——这种印象在观察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失败后而愈发加深。然而，我们应该记住，事情比简单的选择党派更为复杂，因为某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确实考虑了后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问题和范畴，而且可以看出，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在回应马克思，因此他们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来使用他。所以关于“新”这一形容词潜在的问题也就显现出来。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指的是对一种新的（或相对新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种经济学马克思未曾了解，或是因为马克思自身清晰的盲点，使得马克思主义者难以认真对待某些资本主义结构和趋势的表现？这样的新或重新提出的批判是否会延续马克思的批判，提供一种针对经济理论话语的延续？还是尝试发明一种不同的批判，尽管它在与当代经济话语的关系上类比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或是鉴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方式依赖于对既成问题的部分哲学和社会学假设，因而其应当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批判？最后，在这种“新”批判中，如何将涉及话语的批判性维度与涉及制度、社会结构、历史趋势的批判性维度相结合？

这些困境虽然很抽象，但远未穷尽。当涉及目前的争论和条件所提出的一些要素时，我将牢记这些困境。我认为，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弱点、悖论或压力点（points of stress）总是位于其长处附近，即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附近。²它们像这些真理的影子，在不同情况下使一切变得模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将首先讨论《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证的核心范畴，即将对剥削的分析与对积累的分析联系起来的剩余价值范畴。我将提出普遍剩余价值（generalizedsurplus-value）的观念，以脱离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依赖的局限，从而达到“总体吸纳”（total subsumption）的问题，我希望这能更好地理解金融资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对日常生活的统治。

38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36

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

正如我们所知，20 世纪各种批判性解读《资本论》的“共同长处”（common good）在于，认为马克思批判的核心在于引入“结构性的”社会关系范畴，而不是商品和人的拜物教。“资本”不是一种“物”（thing），甚至不是资本家及其他主体所处理和加工的物品，也不是一种“象征性的”，因而本质上是社会的“物”，如可以被占有和以各种方式投资的货币、存款或银行账户。它本身是一种“社会关系”，即一种社会主体（socialagents）、个人，尤其是阶级间的关系，他们在其中履行特定的角色，既有互补，也有对抗。这直接表明，“社会关系”这一范畴不能与过程的范畴相分开。社会关系是一个过程，其由多个交织的过程构成，交换的时刻与消费、生产的时刻交替出现。这个过程旨在保持自身，更确切地说是再生产社会关系及其条件，包括物质、财政和制度条件。但正如马克思很快揭示的那样，再生产，特别是“扩大再生产”（expandedreproduction），必须同样作为转变过程（transformation）而存在。资本是一个过程，不在某些结构性限制之内或之外实现转变，就无法在社会和历史上实现自身。

迈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普遍剩余价值到总体吸纳

39

² 我借用了马克思那里压力点（points of stress）这一范畴的说法，该概念源自大卫·哈维，他在其《〈资本论〉导读》（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Verso, 2010 and 2013）两卷中对此有着广泛的运用。

37

所有这一切只有在我们具体说明所讨论的关系类型——因此，所说的“社会效应”时才会变得清晰，从而赋予“过程”以方向性和驱动力。可以说，积累是这一过程的内在导向，当过程以寻求投资场所及方式的货币资本形式重启时，该目标始终已作为先决条件而被预设。而这种关系的具体性质则在于，尽管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社会相互依赖的关系可能表现出多样性，但受到积累“法则”的支配，其最终将依赖于或可以化约为，来源于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的对抗性。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我们需要解释如何对抗关系也可以是互补的，而缺乏这种互补性，它就不能服务于生活和社会的再生产，即使这种互补性以更多或更少活跃的矛盾为代价。同时，我们还需要解释如何对“直接”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分析，在这些形式中，雇佣劳动者面对他们的敌人（直接和间接的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时，总是涉及社会层面的全球关系，这些关系包括阶级关系、财富和收入的总体分配，以及涉及许多社会功能和差异的权力分配：不再是“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的剥削和统治关系，而是持续演变的“社会”自身“诸对象”的关系。

用阿尔都塞的方式来看，我认为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马克思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的哲学核心。这种“断裂”不仅仅是对资本的先前意识形态表述的拒绝（在马克思的辩证理论中，这种拒绝同时伴随着解释为什么这些意识形态表述是必要的，甚至在某些条件下是功能性的；换句话说，它们是社会关系本身的一部分）。这种“断裂”也是一种突破，开辟了仅仅通过发展前提而无法得到解决的问题。那些表达所发明的公式本身就包含了障碍，这些障碍在与资本主义实际历史变革的对抗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在这里，一种解构的策略变得必要，它能够识别理论发明核心中的障碍和困难，并追溯这些障碍和困难的根源在于其“基本概念”的定义方式。没有什么可以不被触动，但在理解某个理论解释了什么的同时，也必须理解任何修正可能带来的后果（尤其是政治后果），因此没有什么可以在不理解的情况下被简单地拒绝或修正。

40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38

马克思的认识论障碍

从我们当代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主要认识论障碍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位于两种定义“资本”的主要方式的交汇。这两种方式对马克思来说是互为补充的，实际上是同一模式的两个方面：资本是一个（通常）依赖于雇佣劳动的剥削过程，马克思有时以黑格尔的方式称之为“本质关系”；资本也是一个通过利润最大化，在货币形式中无限积累的过程，而利润的主要部分则必须被再创造出来（如果可能的话，这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也是潜在的矛盾）。³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更远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指向不同的“社会关系”或社会机制的不同方面，但在马克思看来，它们是严格相关联的。如果你有第一个，你就有第二个；如果你有第二个，你就有第一个。为什么会在这个交汇上出现问题呢？特别是因为，首先，对马克思而言，“资本”最终不过是资本化的劳动（capitalized labour），因此“劳动”并不仅仅是主流经济理论所解释的众多生产要素之一；其次是马克思将劳动与货币形式所联系的方式；最后则是他将“生产性”（productivity）归为劳动。⁴

41

迈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普遍剩余价值到总体吸纳

³ 在德语中，das wesentliche Verhältnis（本质关系）是黑格尔《本质逻辑》（第二篇“表象”第三章）中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9章“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中直接沿用了这一表达（但未提及黑格尔的名字）。我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 9 卷（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Marxismus, ed. W.F. Haug, Berlin: InKrit, Das Argument Verlag, vol. 9）中“Mehrwert”（剩余价值）的词条里，对《资本论》中“资本”作为“形式”关系与“实体”关系的两种定义进行了讨论。该文的法语译文发表于 Actuel Marx 63 (2018), Paris:PUF: ‘L’exploitation aujourd’hui’.

39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剥削和积累的论点完全依赖于一个关键概念“增殖”（valorization）。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德语文本，就会发现有两个词可以这样翻译，对应着不同的概念。⁵当然，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关联？其一是Wertbildung，字面意思为“价值的形成”。其背后的思想是：在一切以商品形式生产物品的社会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必然由某种共同的“实体”所决定，而这种“实体”正是交换价值的表现。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得知，这种实体是劳动，但他进一步指出，这里的劳动是“抽象的社会劳动”：它并不是一个可观察的经验量，而是隐藏于市场背后、或存在于其缝隙中的“同质化”过程的隐含或“内在”的结果——这种同质化正是由交换本身所造成的。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循环：只有当商品按照它们所包含的抽象劳动量成比例地交换时，抽象劳动才存在。然而，主要的困难在于如何将这种Wertbildung 意义上的“价值化”与其在资本主义语境下的 Verwertung——“价值的自我增殖”相衔接，换言之，是在流通过程本身中产生出额外价值。⁶资本家之所以投资、衡量价值或计算价格，只是因为他们想要最大化这种“剩余”，即产生剩余价值。实际上，价值并不是在进入增殖过程之前就在市场上“形成”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存在第二种意义上的增殖（剩余价值的生成），才有第一种意义上的价值化（价值的形成）。换言之，商品市场一开始就已经是资本主义市场，而“抽象的”社会劳动在根本上就是被剥削的社会劳动，即以雇佣劳动形式存在的劳动。因此，正是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使劳动同质化并“相等”……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⁴ 我所提及的“三位一体公式”（Trinity Formula）——土地、劳动与资本被视为收入或利润的“来源”，由亚当·斯密最先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48 章）中对此进行了批判性的讨论。这一公式后来仍被主流经济学家沿用，作为进入“生产函数”的“主要生产要素”。自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在其 1935 年的《竞争伦理学》（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中使用“三位一体公式”这一说法（但未提及马克思）以来，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又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人力资本”这一“第四主要要素”。

⁵ 关于详细讨论，请参阅我在“Mehrwert”（剩余价值）词条中的相关分析。

40

与这一公理性循环相关的其他困难在于，马克思需要解释“增长”（increment）何以产生。为此，马克思必须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已经存在，像是由“过去的”、“物化的”（materialized）劳动所构成的财富或库存，而“活”劳动，即当下的劳动，会以某种比例为其增添新的价值。为此，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这构成了劳动生产性的“秘密”：一方面，作为“具体的”劳动，它可以保存（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创造）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机器和原材料的价值；另一方面，作为“抽象的”劳动，它能够以可度量的量创造新价值。然而，实际上，这一切并未得到确定；这一切仅在产品被出售并转换为货币时才有意义，即以一种完全偶然的方式实现价值。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悖论：即马克思比其他任何理论家更坚持价值仅以货币形式存在，但他同时也倾向于弱化货币的功能，回归到一种“真实”的经济循环的表述中，在这种表述中，与资本主义逻辑相反，并非货币支配商品的流通，而是商品与其自身相关联，并以货币运作的拜物教形式表达其关系。⁷这最终导致马克思在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第 25章）中将信用以及整个金融过程称为“虚构资本”（fictitious capital）。这是一个极其模棱两可的说法，其可能暗示资本主义确实通过使用“虚构”，即具有约定性、制度性基础的象征性工具来运作，或者暗示“真实的”资本主义及其历史趋势和变革必须只能从劳动关系的角度才能加以解释（即由过去和现在的劳动构成的“有机构成”），抽象掉它们的“实现”受制于货币约束的事实。8

43

迈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普遍剩余价值到总体吸纳

⁶ 马克思那种准数学化的术语，Das Inkrement（增量），或称“微分”（the dif-ferential）受到19世纪早期关于微积分的阐释的启发，这种阐释同样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被赋予了“辩证式”的解读。参见 D.J. Struik, ‘Marx and Mathematics’,Science and Society 12 (1948), pp. 181-196.

41

这在讨论金融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时是一个戏剧性的难题，它有可能将我们推向另一种相反的论述：即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纯粹的金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用货币及其衍生品展开自身自主的生产性，并创造利润，而与生产过程或更广泛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价值在其不同形式：货币形式、商品形式间依次进行“转换”，而没有这种转换，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增殖。要实现价值的增殖，价值必须改变形式。马克思还指出，价值必须不断地从一个“场景”转移到另一个场景，从货币交换的场景转移到生产性消费的场景。⁹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⁷ 大卫·哈维等人（贝洛菲奥雷、海因里希、米里奥斯）正确地坚持了这一点， 参见 Riccardo Bellofiore, ‘A Monetary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21, no. 1/2 (1989), pp. 1-25.

⁸ “虚构”（fiction）这一术语与马克思的双重思想相关：一方面，在两个“循环”W-G-W与G-W-G 的互为关系中，第二种循环只是第一种的“倒置形式”；另一方面，信用的自主化本身具有“投机性”，从而开启了危机的可能性。这一思想事实上也被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尤其是凯恩斯（Keynes）。

⁹ 这一立场基本上源于苏珊娜·德·布伦霍夫（Suzanne de Brunhoff）在其奠基性著作《马克思论货币》（Marx on Money, London: Verso, 2015）中的观点，并在

42

关于劳动的问题也存在同样的困难。以“劳动的二重性”的概念为起点（这一概念解释了增殖的双重方面），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对于“劳动”的识别仍有两种方式。通过“生产性”（Produktivkraft）这一范畴的多义性使用，这种紧张关系变得明显。一方面，“生产性劳动”指的是任何转化为资本投资领域的活动：根据我之前的术语，货币价值转化为其对立面的任何形式，即商品使用价值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增殖，都会产生剩余价值。它会产生可以资本化或积累的增量，或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是“生产性的”。另一方面，“生产性劳动”指的是在物质意义上的生产领域中所进行的具体活动，主要包括工业与农业。对此（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讨论资本“循环”时，关于生产与流通周期相互渗透所指出的），我们当然还可以加入运输、通信等领域。但这并不改变一个事实：这里的“生产性劳动”是以狭义的方式被理解的，它相对于第一种更广义的“形式的”劳动而言，仅限于货币资本的某些具体投资领域。这种限制的理由显然是政治性的：它使得我们能够界定“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将其视为工业革命的社会产物，这一阶级既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潜在地挑战资本统治、乃至资本主义积累延续的力量。¹⁰但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对增殖“源泉”的狭义定义：它并不包含一切有薪活动，尤其并不包括一切被剥削的劳动，尤其是那种按定义而言不以工资形式支付、也未以货币形式得到补偿的被剥削劳动，即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这是资本主义在我们所有社会中与父权制相结合的历史结果。¹¹最后，它也未包括那些虽不直接属于“劳动”意义上的活动，却获得了增殖的重要功能、并因此从资本主义的视角看也是“生产的”的广泛活动领域。

迈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普遍剩余价值到总体吸纳

其后续著作《货币关系》（Les rapports d’argent, Grenoble: PUG, 1979）中得到了扩展，我在此基本上是沿循她的分析。

¹⁰ 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争论，始于重农学派（他们将生产性劳动仅限于农业），由亚当·斯密进一步发展（他将其推广至“一切能为其作用对象增殖的活动”），最终导向马克思对“生产阶级”的新定义（在资本主义关系下生产商品的任何工人）。尽管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生产阶级”、“无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这三者在分析上是有区分的，但他在历史和社会学的层面上仍倾向于将它们等同起来。

45

43

与其从纯粹的概念性论证中推导出结论，我将在这里以一种实验性的方式进行讨论，通过探讨一些例子来展开分析。我将考察两种过程，这些过程当然可能依赖于对劳动的剥削，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增殖”了人类生活和消费的其他维度，并在这种“普遍意义上”生成剩余价值。在讨论这些例子时，我们必须牢记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转化为其对立面的商品，即能在资本主义意义上被“生产性地”消费的商品，那么就没有货币，也就没有能够增殖的资本。但我们也必须记住，劳动并不是唯一形式的这种“生产性消费”（参见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术语）。因此，我们必须挑战在马克思对剥削理解中的某些核心要点，并面对这种修正所带来的所有政治后果。然而，我提出的结果并不一定会抹去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维度。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¹¹ 参见以下学者的女性主义批评：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Costa）、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哈丽特·弗拉德（Harriet Fraad）、弗里加·豪格（Frigga Haug）等。另可参见我的文章‘Exploitation’ in Political Concepts: A Critical Lexicon, www.politicalcon-cepts.org/balibar-exploitation.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