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剩余健康与生命资本的积累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剩余健康”（surplus health）。我认为这个术语由乔·杜米特（Joe Dumit）在一系列研究中创造，最终在他的著作《终身药物》（Drugs for Life）中得到了总结。¹²这个概念模仿了“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将视角从生产转向某种消费——这种消费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个体在特定环境中在“可接受的”生活中生存、生活的能力。这就引入了与马克思主义劳动力相对称的东西，如“忍受”的能力以及接受药物和医疗服务以恢复或简单生产“健康”的能力。¹³杜米特的研究涉及三个方面：健康和疾病的定义变化、人均药物消费的持续增加，以及医药行业费用和利润的相应增长。

一方面，“疾病”的定义经历了逐步的转变，从经过医生在“临床”关系中诊断，个体体验痛苦、残疾、失调或疾病的病理学，转变为通过“生物指标”（如胆固醇水平）所测量或指示的隐性客观状态，这些量化定义会定期修订，从而更多或更少地自动要求长期使用药物（如他汀类药物）。这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对作为生活经验的疾病的剥削形式，个体可能会要求这种形式，或者无法拒绝并将其转化为需求。另一方面，疾病从一个不连续的状态（当然存在巨大的严重性、持续时间和紧急情况的差异）过渡到一个连续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大多数“疾病”是慢性病，并且统计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会尽可能频繁地、尽可能长时间地消耗大量不同的药物。¹⁴因此，《终身药物》的标题讽刺道：药物用于生活，或用于生存，和药物用于终身。生活因此变成了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假肢生活”（prosthetic life）的状态，显然一种依赖性的生活。¹⁵第三个方面则是：供应在需求之前，并实际上创造了需求，这符合市场“自由”法则（萨伊定律）强有力地扩展。健康成本在“发达”国家中持续增长，至少在部分人群中（但这一部分人群也很重要）。这些成本分布在公共开支和私人开支（通常由保险覆盖，因此涉及某种形式的信用）中，这一增长旨在推动医药产业的利润增长，该产业通过确定“风险条件”而影响实验室，优先选择哪些药物进行开发，并遵循投资和回报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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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² Joseph Dumit: Drugs for Life: How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Define Our Health,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这与梅琳达·库珀 （Melinda Cooper）的工作有有趣的相似之处，我在这里不展开讨论。参见Melinda Cooper: Family Values: Between Neoliberalism and the New Social Conservatism, New York: Zone Books, 2017.

¹³ 实际上，马克思使用了两个术语来指代这一概念的不同方面和功能：一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劳动力（Arbeitskraft），二是社会认可的工作能力或职业能力（Arbeitsvermögen）。参见 Pierre Macherey, Le Sujet des normes, Paris: Éditions Am-sterdam, 2014. 有趣的是，意大利的“工人主义”传统使用 forza-lavoro 的方式，将劳动力的概念与政治主体（阶级）的概念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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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利润不仅仅来自于生产，即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增殖，尽管必须最小化成本；利润来自于一种不同类型的增殖，这种增殖将创新与消费增长直接结合。这就是所谓的“剩余健康”，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剩余价值普遍形式。考希克·孙达尔·拉詹（Kaushik Sunder Rajan）增添了另一个维度，表明了一种全球经济层面上的新型人口规律，因此是理解全球化与金融化结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¹⁶药物主要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消费，并为这些市场设计；但它们却在印度和其他“南方”国家进行测试，即进行试验。这不仅是因为印度有大量失业的贫困人口可以作为“志愿者”（即合同患者，他们提供“知情同意”），而且主要是出于科学的社会生物学原因，因为只有在尚未进入药物慢性消费过程的地区，才能找到所谓的“无辜受试者”进行试验，这些受试者的生理反应为药物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实验模型，用于理解和调整药物的效果。通过这一新的重要分析，我们理解到普遍剩余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具有本地市场功能和全球系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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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⁴ 这里与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形成了显著的平行关系，后者结合了生产力的提高与劳动强度的加剧。

¹⁵ 不用说，每个人的生命历来都依赖于与他人的关系、所处的环境条件以及所掌握的技术：它始终是“脆弱的”。但这里所指的是一种全新的依赖类型：它既更为被动，又受制于属于制药工业经济-技术复合体的力量。

¹⁶ Kaushik Sunder Rajan, Pharmocracy: Value, Politics and Knowledge in Global Biomedicine,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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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或“劳动价值论”的颠倒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是我的第二个例子，其运作方式有所不同。如我们所知，这一范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获得了战略性的作用，将古典经济学扩展到一些被认为“天生地”位于经济计算之外的领域：教育、婚姻、法律与刑罚、慈善等。教育尤其与我们的主题相关。在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人的研究中，人们构建了一种模型，用以定性关联以下几方面的分析：个体被雇佣时能以最大利润率（无论是对他/她自身，还是对雇用他/她的雇主）就业的能力组成部分；这些能力“生产”的成本方程，其开支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人的（即“个人的”，但多数情况下来自家庭）；并且，在理想状态下，这些成本应被最小化，而相应的收益应被最大化。¹⁷因此，人们试图评估投资与回报之间的“经济”相关性，以此为“理性预期”的经济战略提供合理性，在这种框架下，可以为个体能力设定“生产函数”，并定义一种最优策略，将接受教育或培训所花费的时间（学习多少年、在哪里学习）、成本（个人或集体）与终生个人收入之间建立联系。我在这里并不讨论这种模型是否真的“有效”或“具有预测力”，但我想强调三个必须加以阐明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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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⁷ 我的参考主要为 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196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 and 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 Analytical Approach, Ann Arbor MI: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67. 该书 给出了一个简短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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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人力资本”这一范畴并非在个人主义的视角下发明的。事实上，它是在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当时的讨论和规划集中在新独立的殖民地或亚洲、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国家，目的在于通过本土发展教育、科学和医疗资源，确保国家经济独立，提高其人口在全球市场上的“生产力”和“竞争力”。¹⁸这一原则与其说是个人间的竞争，不如说是国家间的竞争，并且与某种“社会主义”去殖民化和发展政策的结合有关。新自由主义在这里所取得的成就则是改变了该概念的社会内容，这与规划思想的衰退和竞争模型的普及密切相关。

其次，贝克尔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个人在成本和回报方面评估不同教育策略的相对优劣程度提供一套量化的工具，他将这些策略分别称为精英主义（为那些预计会更成功的人投入更多）和平等主义（对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的机构进行大规模投资，提供服务，根据个人的能力、抱负或毅力，这些服务会在不同程度上“增殖”）。¹⁹这显然是一场政治对抗，不出意外的是，结果表明精英主义体系在总体上比平等主义体系更有效率。再加上作为该模型的形式后果之一，教育服务的私有化，即将教育服务从公共机构转移到私人公司（或采用与私人公司相同管理策略的公共机构）被认为更有效率，前提是保持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间的“最佳”比例。这个过程似乎有明确的阶级意图，尤其是在当你考虑到对孩子教育的个人投资已经需要现有资本时。然而，理论家们通过引入作为一种基本投资工具的信贷，来为缺乏足够财富的个人提供更多的机会选择，这被视为一种民主的修正。于是，民主与大规模负债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伪装，更是通过培训将越来越多的人纳入增殖过程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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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⁸ 参见 D. Cogneau et al., ‘Développement des pays du Sud’, Encyclopædia Universalis, 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developpement-economique-et-social-developpement-des-pays-du-sud.

19 Becker, Human Capital and 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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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种理论及其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趋势，与马克思关于对劳动力的剥削和资本积累的论述存在一种扭曲但非常易于理解的关系。马克思解释道，“资本”最终可以被化约为（生产性）劳动，或者说资本不过是劳动的另一种形式，被不同阶级所占有。而人力资本理论则解释了劳动——更准确地说，“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如何能够被化约为资本，或通过资本主义的信用、投资和盈利操作来分析。这显然是个体作为“自我企业家”（self-entrepreneur）或“自己的企业家”（entrepreneur of oneself）意识形态的基础。该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原因与马克思关于将社会劳动简化为各种相同“抽象劳动”倍数的理论非常相似：即资本主义如果要持续运转，就需要大量不加区分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被或多或少地从一个剥削场所转到另一个场所。同时，资本主义还依赖于对人类能力的持续区分和分层，这种区分和分层不再由传统的学科或职业提供，而是以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组织和标准化。

资本主义再生产，或“总体吸纳”

这实际上是一个过渡点，旨在定义我暂时称之为“绝对资本主义”（absolute capitalism）的概念：一个不断商品化的过程，或创造新的“虚构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的过程，而没有这些，积累过程就无法维持。这个过程导致再生产过程（生物的、知识的或象征的）被纳入增殖过程，将人类活动“转换”为货币数量，同时增加了信用和债务在关联个人和集体社会关系维度中的功能，因此也重新定义了资本本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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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过简化，但我所讨论的例子阐明了增殖的问题，既包括价值的形成，也包括将新价值添加到现有资本中的过程。这些过程涉及积累、商品化和金融化，并不完全基于对劳动的剥削，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不仅仅是“生产性消费”，而是还涉及对其他活能力的利用。这并不是说这些过程不包含剥削或剥夺（正如大卫·哈维所正确强调的那样），因此也不意味着不存在潜在的或公开的对抗。²¹相反，这些过程的对抗性特征更为明显。无限积累的倾向仍然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甚：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次投资中，价值的实现都必须提前规划。而且由于私人资本尽可能保持“流动”，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以最大化利润，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中，为了最大化股东资产的价值，这意味着所谓的“理性预期”被纳入银行和对冲基金所支持的对某项投资的决策中。尽管我不敢自称是这方面是专家，但我大胆地提出一个额外的假设：问题可能不在于描述现有产品市场的增长；而更在于将市场的范围推向传统意义上的“生产领域”之外，因此加入新的永久性的“额外剩余价值”（extra surplus-value）的来源，使其能够融入增殖过程，从而克服其局限性，因为资本既在劳动和生产的“客观”方面，也在消费和使用的“主观”方面得到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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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⁰ 关于“绝对资本主义”这一术语，英马尔·格兰斯泰特（Ingmar Granstedt）、弗朗哥·贝拉尔蒂（Franco Berardi）、贝特朗·奥吉尔维（Bertrand Ogilvie）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也有不同的使用。我将在其他地方讨论这些不同的定义。

²¹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Socialist Register 40 (2004), pp. 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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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何我坚持持续不断的商品化过程极为重要的原因。最终，“商品化”就是对生活的商品化，通过其对象以及它的行动或激情。这是一个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开始的过程；但在资本主义内部，这一过程不断跨越着新的门槛。卡尔·波兰尼关于“虚构商品”的概念在此非常宝贵，前提是我们不认为存在一份“虚构商品”的自然既定清单。²²相反，这些新商品不断地被发明出来：健康、教育、知识、娱乐和艺术、护理和情感等等，这些不仅为生产部门本身或人类主体的“生存”提供“手段”（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的两个部门），还“生产”了主体本身。然而，我们也必须牢记波兰尼所涉及的问题，即是否存在着阻止无限商品化的障碍：这些障碍可能来自内部或外部的矛盾效应，使得通过商品化的更新而实现的增殖无法顺利进行。

这些客观和主观维度的结合，使我提出了一个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吸纳”概念。我想到的是“总体异化”（total alienation）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追溯到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马尔库塞等人。最重要的是，我希望继续关于马克思所开创的并在一些未发表的文本模糊之处的思考。“吸纳”（subsumption）是一个古老的法律和哲学范畴，意思是某物或某人因为被纳入一个形式，或被某种规范、法律或规则在物质上规定而“受制于”这一规范、法律或规则。²³问题当然是：什么被吸纳于什么之下？我提到“某物”或“某人”，但最有趣的情况可能是在我们引入第三个伟大的本体论范畴时出现，这既不是物也不是人，或者可以包括两者，即“行动”（actions）或“能动性”（agency）。²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从“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到他所称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过渡时，就是以这种方式使用它的：工人的行动，即他的生产操作，利用工具将某种物质转化为可用的对象，被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工业革命改造为一个集体过程中的“部分操作”，其内容和节奏由机器本身决定，因此工人实际上只能在工厂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增殖的“法则”下生产或“做”某些事情。工人不仅必须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的支配，接受（或不接受）资本家提供的工作，而且他们在这种技术和社会形式之外无论如何都无法进行手工或脑力操作。在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工人的劳动不仅成为“抽象劳动”，还被分解为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中的“部分活动”（partial activities）。当形式吸纳以工资形式在法律上完全“实现”或转化为“实质吸纳”时，剥削不仅仅是一种支配；它纳入了对人类身体和心灵的安排中，或者被彻底地个体化。但这种“个体化”（individuation）也是一种完全的个性丧失，这次是以“个性化”（individualization）或个人身份和自主权意义上的丧失。这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期望通过另一场工业革命来获得解放，这场革命将以集体能力或集体分配的能力取代当前的个体活动形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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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² 波兰尼的概念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Transformati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A: BeaconPress, 2002）中有所阐述。书中提到的“虚拟商品”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货币（注意与三位一体公式的对称性）。因为这些“虚拟商品”被认为难以完全商品化，它们支持了引入（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而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波兰尼在二战结束时，面对（贝弗里奇式）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的背景，认为这一转变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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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³ 马克思关于“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观点，主要可以在《资本论》未出版的第6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找到。在他最近的博士论文中，安德烈斯·萨恩斯·德·西西利亚（Andres Saenz de Sicilia）对该概念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地分析：

www.academia.edu/28392192/PhD\_The\_Problem\_of\_Subsumption\_in\_Kant\_Hegel\_and\_Marx\_2016.

²⁴ 罗马法（遵循斯多葛学派的本体论）采用的不是二元论，而是三分法的存在类型学：物（things）、人（persons）、行动（actions）。在现代（资产阶级）法律理论的“大二分法”（Bobbio）中，第三类被排除在外，这导致在家庭法和劳动法等领域中出现了混合型法律公式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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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我称之为“总体吸纳”。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主义的两种方式时提到了一些这一意义的迹象：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劳动，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剥削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工人及其家庭，作为“自我所有者”的社会个体，只是为了“再生产”或“重建”他们的劳动力而消费商品。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具体地将家庭与市场条件联系起来的再生产过程中，会发生另一种形式的无酬家务劳动；但他并未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约束或市场逻辑将越来越多地支配工人的消费质量和数量，以使其对资本也具有盈利性。²⁶例如住房或城市发展问题，恩格斯早在 1845 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中就已经关注的问题，或是商品的大规模分配。然而，这在消费领域内仅是一种“形式的”吸纳。随着我所描述的剩余健康或人力资本方面商品化阶段的到来，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投资进入了护理和教育过程本身。

这意味着两件事：（1）工作与生活、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人类学障碍被消除了，因为再生产本身正在成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性”领域；（2）没有任何个体性维度（也同样没有任何个体之间的主体间性、脆弱性或依赖性）能够不受商品化的影响。²⁷没有任何形式的生活，无论是作为能动性、活动、否定，甚至是痛苦，甚至是死亡，都无法脱离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而这些事实上是资本增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不是个体生活被简化为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相反：这是对生活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或者说“第二自然”的生产，不以任何形式（因为每一种人类文化都是一种“第二自然”），而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²⁸这就是我所谓的总体吸纳（继“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之后），因为它不再留有任何外部空间（没有“自然”生活的保留地）。或者说，任何剩余在外的东西都必须被视为一个残余，并成为进一步吸纳的领域。那么事情必须如此吗？这当然是问题的全部，无论是伦理的还是政治的：商品化是否有其界限？是否存在内在和外在的障碍？一位拉康主义者可能会说：每一个这样的总体化过程都包含一种属于“实在”的不可能性元素，它必须“并非全部”（pas tout）。如果是这样，那么总体吸纳的内在剩余部分可能会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一些看似个体化的形式，如病理学或无政府主义的抵抗，另一些则是共同的甚至是公共的。或者，它们也可能表现为在落实新自由主义议程时遇到的某些困难，例如一旦医保体系被立法确立之后，想要将其拆除就会变得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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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⁵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 15 章《机器和大工业》中，马克思罕见地提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发展构想，即“全面发展的人”作为技术变革（劳动的智力化）和社会主义教育计划的共同愿景。

²⁶ 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资本所面临的矛盾：资本需要不断扩大消费品市场，同时又要不断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再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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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⁷ 正如资本主义对生产的商品化（雇佣劳动）占据了活动本身一样，资本主义对再生产的商品化则占据了关系性，即人类相对于他人的本体论上的“脆弱性”。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概念如今在批判理论中被凸显出来，它强调了该领域中存在的替代可能性，同时也对应于对立的存在方式。

²⁸ 我这里所指的是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系列著作《神圣人》（Homo Sacer），从《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以及贝特朗·奥吉尔维的《政治的第二自然：否定人类学的尝试（La Seconde nature du politique. Essai d’anthropologie négative,Paris: Éditions L’Harmatta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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