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学译丛]马克思的社会学

简言之，商品并不断言自身为物(things)，毋宁说是作为一种逻辑。正是形式赋予它们总体特征（或者也可以说，将它们的能力“总体化”，以渗透和吞没所有东西)。只有借助于它们的形式，商品才能够作为物，作为经济的神秘物商品、金银、资本起作用并影响人类。

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但是……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①

物化命题②误释了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社会—经济理论的本质意义。神秘物呈现出一种自身的生命，变成独立自主的，并将自身的法则强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这种神秘物将人类存在化约为一种抽象物的状态，将其降低到形式的世界，将其化约为这些形式，化约为这些形式的结构和功能；神秘物只能通过这些方式作为抽象的物来起作用。在商品中，有一种作为形式的内在逻辑，一种倾向于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商品世界的逻辑。因为这个世界是形式的，所以它与语言的形式方面和合理性的行动相关，与逻各斯和严格意义上的逻辑相关。它可以在不歪曲当下语言的前提下被“表达”，并且它产生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合理性—计算的、定量的类型。但是否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它作为语言功能，在其他形式，包括商品形式上留下自己的印迹？商品世界找到了通往实践的道路，并且穿透了它如果不是全部接管了它的话。人的存在并没有变为物。这种状况只发生在奴隶制（它先在于并且始终外在于商品世界的逐渐形成和扩张过程）之下，发生于卖淫活动（这在市场经济兴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不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中。更有可能的是，人类被变成了有生命的抽象，呼吸着、承受着虚构之物，以虚构的方式生活，却没有对这个过程进行强烈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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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9～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这个著名的论点由乔治·卢卡奇提出，在他看来，人的关系被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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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由于其对实践的侵蚀以及与社会和意识的其他形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商品逻辑并没有成功地形成一个永恒的、封闭的体系。因为它复杂的规定性，人类劳动没有被这个形式完全接管，成为其内容的一个内在要素。一旦开始运动，交换的无穷循环就不可能结束。它引起了一个裹挟着它向前的运动，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运动。矛盾的是，商品形式只有通过生产出超越它的某种其他的东西才可以成为囊括一切的。随着那些被剥夺了一切（除了他们的劳动力）的人们（劳动者，工人）的出现，这个运动溢出了这个形式。被他们投放在市场上的商品与其他商品非常不同。它具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尽管它可以被交换，尽管它在商品流通市场上的价值由需要生产和再生产它的社会劳动的数量所决定，然而它在被消费和使用的过程中创造了比它自身更大的价值。如果劳动并没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属性，那么雇佣它操作工具和机器—先前劳动的结果—就是没有理由的。这就是劳动之所以不能再被化约为一系列内在于商品形式的内容的规定性的原因。它溢出了这种形式，并且开始支配它。只要达到了产生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阶段，商品流通系统就被重组了。商品形式和契约形式符合于历史社会中现实的特殊层面和实践的特殊类型。这样的社会和实践类型不可避免地分裂：一方面，我们有那些利用和操纵形式（商品、货币和资本、契约）的人；另一方面，有那些拥有主动的、生产的内容的人，但这只是劳动力。在政治经济学中，无产阶级被定义为生产资本并使之有效的工资劳动者。①

第4章 社会学与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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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阶级的出现和阶级之间持久冲突的理论分析，开始于形式、功能和结构，这些概念使得给历史一个理智的意义成为可能。这个分析同时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纯粹的形式（逻辑），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辩证逻辑），以及社会劳动与它内在的矛盾(辩证运动，包括先在的规定性）。正如我们所预见到的，一个社会学的现实一种实践类型—可以说已经出现于我们眼前，它产生于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在历史运动中被理论地理解。我们仅仅总结了《资本论》的前一百页，就抛弃了肤浅的解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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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生产过程是以购买一定时间的劳动力作为开端的，每当劳动的售卖期限届满，从而一定的生产期间（如一个星期，一个月等等）已经过去，这种开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报酬。因此，工人既生产了我们暂时只看作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用…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54\~6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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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产阶级（它控制着包括先前劳动成果的生产资料不变资本、机器、原材料和可用的货币及用作工资的可变资本)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在现实中是有其基础的。将“客观的”这个术语添加到“基础”这个术语之上，已经成为习惯。这为什么是多余的呢？一个基础要么是客观的，要么它就不是基础。就以下观点而言，我们所讨论的基础也是主观的：它存在于意识中，即存在于倾向于变成意识的关系中。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是不可分的，这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它们根本性的统一体的一个方面。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阶级冲突是永久的，尽管有时候是潜在的和隐藏着的，有时候是明显的和爆发出来的。它永不停止，尽管有时候它好像已经停止了。

早些时候，我们指派给了马克思的社会学这个任务，宣称这是马克思自己的思想：研究形式和内容、结构和倾向、功能和发生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澄清我们自己的观点。马克思的社会学可以而且应该将工人阶级所做的努力作为它的对象：工人阶级充分利用交换价值的形式和规律，并通过利用和控制其规律而改变这个形式，以防止实际的工资降低到劳动力的市场价值之下，以获得一个高于这个价值的工资，并增加这个价值（即为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必须满足的需要)。社会学可以而且应该将其领域加以扩展，以将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实践超越价值规律和市场商品世界规律的努力包括进来。

工人阶级的这种努力，只能被称为“阶级斗争”，它是持续地进行的，尽管其强度并不总是相同。

第4章 社会学与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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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解释中，最肤浅的是以心理学术语描述商品，通过它的使用价值(可欲性、给予满足的能力)。我们已经在相反的方面强调了商品与语言及符号的双重本性之间的类比。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走得更远，但它没有公平地对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并且排除了任何正确的、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学(及关于它的消失和向“其他某物”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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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①

这里讨论的规律无非是统治着交换价值和商品的规律。当工人阶级停留于被动状态的时候，这些规律的确是借助自然规律的力量来运作。无产阶级不得不直接干涉以打断抽象物的“常规运转”，这些抽象物将其规律强加给无产阶级。通常，“权威”和政府便开始着手恢复事物的常规运转、规律的顺利运行和统治阶级的决定权力。

被频繁使用的术语“张力”只给出了关于这个现实的肤浅和歪曲的图像。重要的是张力的程度，以及其动力是如何被注满的。这个术语自身将效果误当作原因，遮盖了可见的现象之下的现实。如果使用的是“张力”，而不是诸如“矛盾”、“冲突”和“对抗”这样的术语，就是有意识的改良主义。这样的改良主义忽视了激烈的斗争阶段，寄希望于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改变。

在这里回忆一下阶级和阶级斗争可以分几个层次来研究，或许是有用的。

[A]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层次

工人阶级是一种生产力。这个本质性的特征是在生产单位企业中被发现的。将工人阶级压制在这个水平，就是肢解它的现实和潜能。处在其他的物中间的工人阶级，对社会整体范围而言乃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力量。但它首先具有一种由劳动分工导致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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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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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至于资产阶级，它的持存得益于其不断使生产条件动荡不安。
一旦它停止这么做，它统治的社会就会为停滞、分裂和寄生病所威胁。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①《共产党宣言》如是说。因此，资产阶级在以维持现状为目的的马尔萨斯主义和进一步的技术革新之间剧烈摇摆。当它采取守势的时候，马尔萨斯主义是它在萧条和后退时期的意识形态。技术势力在扩张、活跃和繁荣时期成为它的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都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劳动的组织与工具、机器、设备和技术都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必须区分技术的分工和社会的分工，那应该是为了理解在特定的条件之下一者是如何产生另一者的，为了理解在任何一个功能完善的劳动组织中，是什么将它们区分开，又是什么将它们统一起来。这需要对分工的所有形式（在世界市场中的每一个国家的和特定的国家群体之内的分工，在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分工，等等）进行研究，而且不能忘记特殊的，甚至是专属于特殊工场的个别形式。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的阶级划分不再依赖工艺的划分；相反，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明的那样，单个阶级之内的分工就可以产生非常不同的劳动模式。社会的分工修正了技术的分工，这不仅仅是因为管理功能被留给了特定的群体（它事实上或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同样是因为生产的总体倾向于与它所创造和推动的需求相一致（尽管其中不无反抗、矛盾和冲突）。

从分工出发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揭露了一个存在于每一个阶级社会中的复杂的、变动着的阶级结构。一个本质上同一的经济基础，在许多经验事实的影响下，可能展现可观的分层和变化（马克思），尤其是在半无产阶级（semi-proletarian）的层面。在农业中—它还保留一些区别于工业生产的特征，直到它也达到大工业的层次分析辨明了不同的阶级、亚阶级和社会阶层：佃农、农民、农业劳动者、小地主、中等地主和大地主（与工业资产阶级有联系或没有联系）。与农业领域的生产的诸特征（量的或质的，特殊化的或未特殊化的）相一致，这些社会一经济的星丛形成了不同的群体。由此，即使是在生产力的层面，结构和环境的特殊结合仍持续地相互作用。但是结果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无论如何都不妨碍阶级分化的过程，阶级仍然是分析的关键。

第4章 社会学与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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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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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越口

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①

地主的重要性正在平稳地降低；这个阶级渐渐被吸收进资产阶级之中，在当代，它无非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群体至少在最发达的国家是这样。

从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出发对阶级的分析性研究，必须被推进到尽管难以把握但却相当重要的区分上，例如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在对亚当·斯密的探讨中，马克思花费了很多段落进行这个区分，其中的绝大多数是鲜为人知的。斯密将一个狭隘的、严格的经济学标准运用于社会劳动之上，并且有意将自己限制在对物质性生产劳动的思考之上。至于其他的活动和功能，他倾向于将它们划入一个含糊的“服务”范畴，归入某个外在于社会劳动的地方。在马克思看来①，这个问题要微妙和复杂得多。一方面，每一个社会，无论它是什么结构（或者生产方式），都以特定的方式分配它的生产力(包括它的劳动力和全部的生产率)。它以特定的方式满足其成员的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它影响着这些需要，立刻为它们创造和设定了界限(只要丰裕以及丰裕中的平等还没有达到)。教师、物理学家、演员的劳动，信息分配者（新闻工作者）和娱乐工作者的劳动，与石匠和铁匠们的劳动一样对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它们不是有形的、可消耗的和物质性的物品的生产。它们对生产来说是必要的，但却不是生产性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并不直接追求需要的满足，尤其是社会需要的满足。它们只是通过市场的中介间接性地满足需要，并且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有待消费的物品经历了商品的阶段。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不是商品生产本身，而是利润。在这样的社会中，劳动只有在为资本和资本家创造利润的意义上，才是生产性的。从而，在这个由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艺术家、作家和作为艺术家的建筑师的劳动（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相反）并不被视为社会劳动。决定艺术品的价值的是心理学上偶然的事情，是那些碰巧感觉到特别地需要消遣、娱乐和逃避的人在陈设上所花费的金钱。因此，例如剧院仍然是一个投入了资本，并期待产生利润的企业；一种“物品”被提供给观众，他们消费这种“物品”并且用从全部的生产和剩余价值中获得的收入来支付这个消费。另一个悖论是：军备生产被划分为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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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0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没有完成的最后一章，本想要包含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之下的阶级的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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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分—一个并不导致任何形式上的分离的区分并不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划分相一致。

“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①换言之，我们必须面对的的确是分工，不仅是其技术的方面（相对独立于生产方式)，而且是其社会的方面(与生产方式、特定社会的总体特征、它的阶级结构、统治阶级的活动和它的意识形态相关)。在资本主义社会，“总的劳动者”是生产单位、资本主义企业的总和，它是为了生产物质产品，首先是生产利润而被组织起来的。

第4章社会学与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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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或许在他的论战中简化了亚当·斯密的思想。参见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亚当·斯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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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越口

接下来马克思认为，“总的劳动者”的性质因特定社会的总体特征以及它的生产方式而改变。我们在研究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类型的劳动和分工的分析就必须被修正。在涉及生产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必要劳动和不必要劳动的差别的时候，这一点尤为正确。

像工程师这样的技师是生产劳动者。农业、渔业、采矿业、加工工业、建筑业和维修业都是生产性活动，从事消费产品的保护、仓储和运输的活动同样是生产性活动。其他商业活动，比如广告就是非生产性的。物质和文化的“服务”同样是非生产性的，例如教育和科学研究，还有政府机构、银行、军队、警察的服务。

在没有过渡、没有制定任何区分的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从生产劳动过渡到非生产劳动，从社会必要劳动过渡到非必要劳动，甚至过渡到了闲暇的不就业和社会寄生现象（除非我们假定每一个活动或“功能”都仅仅通过其存在的事实而得到辩护)。

换言之，马克思所作的区分尽管必不可少，但却很难被应用。它将分析逼入困境，可以说，使它面对困难的社会学问题一种对“功能”和“服务”的批判性的和具体的研究，一种对社会流动性的研究，这种流动性使个人从一个范畴转向另一个范畴，等等。

马克思明确地拒绝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在他看来，这仅仅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按照这种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不同功能相互预先假定，并且解决了社会的内在矛盾；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不作区分，它们彼此为对方辩护。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主张功能和服务是为资本主义所用的。这一点立刻不证自明，而且是荒谬的，它使得解释一种文明理论成为不可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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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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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反复出现的冗长而困难的讨论，我们将其归因于马克思最出色的几段话中的一段。这段话仅凭它的机智和活泼就值得被引用，而这又绝不会贬低它的社会学价值，毋宁说相反：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最后这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的联系，那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据说这就会使国民财富增加，更不用说象权威证人罗雪尔教授先生所说的，这种讲授提纲的手稿给作者本人带来的个人快乐了。

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说也提供一种“服务”。他不仅生产刑法讲授提纲，不仅生产刑法典，因而不仅生产这方面的立法者，而且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①

第4章 社会学与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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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415～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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