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学译丛]马克思的社会学

我们同样不得不区分被控制（被统治或被占有）的部分和未被控制的部分。后者并不完全属于物理的自然的范围。同样，在人的范围内，存在一个他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控制的领域，不仅在公共的、集体的历史中，而且在个人心中。人的现实性的历史和社会的部分，应该被了解、统治或者占有；然而，另一部分则应该不被知晓，应该继续盲目运作，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事实。人们创造了他们的社会和历史而不知道是如何创造的，这种创造方式的特征便是知识和无知、有意识的行动和盲目的冲动的矛盾混合。①

这两个部分共存，但绝不是和平共存。这种共存以持续不断的痛苦斗争为标志。

既然马克思熟悉希腊思想②，我们就可以设想他熟知原因与理性之间的著名区分：决定论，偶然事件和机遇，人类意志和人类选择。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三种秩序之间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第三种秩序倾向于在并不吸收或者清除其他二者的情况下，在它们之上进行扩张和侵占。

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框架区分了实践的不同层次：基础或奠基(生产力：技术、劳动组织)；结构(生产、财产关系)；上层建筑(制度、意识形态)。这个框架与马克思的一些文本相符。但是它涵盖所有的实践了吗？我们必须把它当作必要和充分的框架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另外一个同样流行的框架的情况也是如此，根据这个框架，经济生活被看作社会的解剖学，而社会学被视为它的生理学。这样的框架被僵化为教条，变成谬误。它们不考虑中介、侵占和相互影响，尤其是不考虑形式。例如，在前面提到的前一个框架中，我们该将知识置于何处呢？它与技术（因此与“基础”）和意识形态（因而与“上层建筑”）都密切相关。同样，语言、逻辑和法律属于哪一部分呢？两个框架都倾向于低估人类活动和人类与它们的工作之间鲜活（双向）的关系的重要性。它们不考虑根本性的辩证“因素”，不考虑与需要相关的因素，也不考虑与工作相关的因素。简而言之，它们忽视或者破坏了实践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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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与此相关的马克思的文本，最重要的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始几页。

②特别参见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博士论文，因为它讨论这些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和他们的自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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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拒绝逐层分析的前提下，我们将提出另外一个我们相信对马克思的启发而言可信的框架。实践有三个层次：重复性层次、创新性层次和在这两极之间的模仿性层次。在重复性实践中，同一个姿态，同一个行动，在被决定的循环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进行。模仿性实践遵循着诸多模式；它偶尔创造而不模仿在不知道如何和为何的情况下创造但更多的时候，它模仿而不创造。①至于发明的、创造的实践，它的最高层次在革命活动中达到。这样的行动可以运用在知识和文化（意识形态）中，同样也可以运用在政治领域。然而，政治行动将所有部分的改变都集中和浓缩为一个总体现象一个改变生产方式、生产和财产关系、观念和制度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革命。革命的实践将不连续性地引进整个社会一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量的方面和一个质的方面。技术、知识、物质性生产、一般生产力，在它们逐渐增长的同时展现了一种特定的持续性。社会的质的发展—特别是在西方—带有非常戏剧性的特点。它以倒退和停滞的时期为标志。它为社会存在注入似乎取之不尽的各种观念和形式。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根本性的改变、向前的历史性飞跃发生了。革命质疑社会整体，包括已经确立的形式和秩序，这二者不再代表不断增长的生产力。革命和类似的形式改变揭露了作为总体性的社会。因此，在它的变革过程中，封建主义逐渐表明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体系”。更近时代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情况同样如此。

第2章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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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始几页，关于模仿过去的历史行动，这种行动从著名的模式中借用它们的服饰、姿态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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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革命实践将具体的（辩证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引入社会关系，是正确的。由于这个实践，思想和感觉再一次与现实相适应，制度再一次与生产力相适应，社会形式再一次与其内容相适应。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超越既定的历史阶段，前进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根本观念。它创造了可理解性，即人类头脑中的活的理性和社会关系中的合理性。

诞生于增长并投入历史发展的革命实践，却总是轻率地跑到敌对的、保守的政治实践中去。后者寻求对已建立的形式、制度和秩序的维持。它试图坚持它们，要么通过重新调整以适应在增长过程中已经改变了的内容，要么通过否认内容已经发生任何改变。这样的努力，根据相关的不同群体、阶级和个人的政治力量，也许或多或少地成功了。彻底的改变通常是历史地被决定的，它们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从社会的底层开始，通过作为整体的革命实践来实现；或者从社会上层开始，通过制度、已建立的形式和政治领袖这个部分的权威行动来实现（例如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的俾斯麦主义)。只有前一种改变是决定性的，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消除过时的形式。第二种改变没有如此深远的意义，但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为更根本的变革铺平道路。

这里，我们面对着另一个根本性的观念。社会中的一切都是行动，人的本质是他所完成的东西。甚至出于历史必然性的工作都包含着对行动（实践）的依赖——如果从可能到现实的过渡是有效的，并由此为人类的主动性留下了空间的话。每一个可能性都提供给人类两种选择更大的异化，或者祛除异化。异化，像其他任何过程一样，倾向于变成现实。祛除异化由反异化的意识的斗争来实现一旦工人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它便逐渐地自觉起来。社会的人从来都是善于发明和创造的，而他们从来也都是自己成就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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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最高实现（创造性的、革命性的实践）并不排斥它所激活和证实的理论。它包括理论的决定和行动的决定。它拥有策略和战略。不存在没有预设目的的活动，不存在没有纲领的行动，没有一种被设想为可能和将来的政治实践。

现在，实践的概念和实际的实践应该开始揭示它们所包含的规定性的财富。我们不能被黑格尔的术语“规定性”(determination)误导。虽然实践是被规定的，但它仍然是开放的：它总是指向可能性的领域。辩证地说，这正是规定性确切的所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以可能性的名义否定过去，从而表明自身为总体性。每一个实践都有两个历史坐标：一个表示过去，表示已经完成了的东西；另一个表示实践展开的和将要创造的未来。规定性并不意味着决定论。在这一点上的混淆，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大量误解的根源。决定论是过去时代的遗产；它们是形式、体系和结构似乎未被损伤的幸存，将要被取代或者已被不完全地取代：它们对当下继续积极地发挥影响。决定论不排除机遇、偶然性事件或者个人和组织为摆脱这样的幸存物所做的创造性努力。

在检查实践（现实的和观念上的）是如何展开的过程中，我们将从生物学的事实出发，从一个作为生活着的存在物的人的需要出发。我们简单地考察了人类需要的发展和它们自身展现的现实层次人类学的、历史学的、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层次。我们已经记录了一些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形式。是否有可能列举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哪些概念与社会学这个特殊科学有关呢，正如其在马克思的时代以来就已经被认为的那样?

这是可能的，至少可将这些概念视为假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会研究形式的出现，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方式，以及结构反作用于过程的方式。变化过程的结果，一方面回顾性地启发了后者，另一方面则修改了它们。然而，任何形式一旦形成，就耗尽了它内在的可能性(这总是被决定的，因而是有限的)，而别的形式、结构和体系就会出现。这些从变化中诞生的“实体”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自然中，努力生存，互相影响。社会学家有义务分析和详述所有这些相互影响；历史学家研究特殊的过程（因此是形式的起源和结构的形成)，经济学家将特殊的形式或结构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诸多形式和结构的相互影响将它们引向终结。因此，社会学家将研究稳定的、平衡的结构，以及那些损害它们的因素：他将会根据这些结构和暂时的方面，辩证地研究已建立的“实体”。对实践的研究(包括我们所谓的创制方面)，即对任何特殊内容的研究，都将导向形式的社会学。在我们看来，这是通过内在于方法的一个辩证的倒转来实现的。

第2章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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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我们将一个特殊的领域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如果我们将自身限制于仍然能引起当代社会学兴趣的马克思思想要素的话，另一种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将不会超出一个学院和学术的框架。社会学家马克思，帮我们确定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视角。

这样一种社会学将会强调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部分。过程所产生的结构，内容所创造的形式，倾向于使它们（过程和内容）静止化。因此，对结构和形式的彻底批判，是内在于知识的，而不是将一个价值判断强加给社会学（正如一个价值判断可能被强加于一个事实的陈述之上一样)。实践的结果使人类异化，并不是因为它使得人的能力“客观化”，而是因为它使得创造力量停顿下来，妨碍了其向更高阶段的前进。因此，异化概念逐渐缩小为人与其工作之间关系的模糊称谓，但并没有丧失它原初的力量，而是变成了一种形式和结构的社会学的基本部分，变成了形式的瓦解和结构的消融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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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的基本部分。

对实践最后的考察。“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①受巴门尼德的启发，马克思写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他看来，哲学不能恢复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因为正是在二者的差异中，哲学找到了它的出发点，并且它自身也存在于这种差异中。理论难题的解决，是一个实践的任务。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理论的条件。唯一真正的实践是革命性的实践，它超越了重复性和模仿性的变化。“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②。它们的解决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性任务，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的任务；哲学不可能准确地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哲学将之理解为一个纯粹的理论任务。抽象地说，这些哲学的矛盾包括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对立。

马克思的论点，即哲学必须被超越，由此便具有了更深刻的含义。通过实践，思维与存在、意识与感觉或者物理性质、精神与自发性被重新统一起来。我们对实践的强调，既不认可实用主义的解释，也不认可一种新哲学的详细说明，甚至不认可一种实践哲学。它需要分析性的研究，同时阐述实践本身。这个论点并不是将哲学降格为“历史的垃圾桶”，而是将它定位在意识与存在、形式与内容的辩证运动中。哲学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与内容相区分（区别和分离太大了）的形式。因此这个发展并不被赋予存在论上的特权地位，如将历史时间颁布为用因果的方式对人的解释。“人”保留了一个存在论的基础。在哪里呢？在“自然”之中。人类学有它自己的领域，人可以被定义为智人、劳动的人（faber)、游戏的人（ludens)，等等。这样的定义从不为人与他的物质基础的分离、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分裂、习得的与自发地给予的东西之间的分裂进行辩护。像其他科学一样，社会学在一无所有和整个现实之间开拓了一个居间之所。它没有权力将自己设定为一门总体科学，宣布它已涵盖实践的总体。①

第2章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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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②同上书，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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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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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 乔治·古尔维兹(Georges Gurvitch)曾多次—特别是在他的索邦大学课程的油印稿中——指出了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重要性。他论证的观点反对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教条。我们在此采取的立场与他的立场不相一致。我们并不相信马克思的社会学几乎只能在其早期著作中找到。我们认为，在《资本论》中识别出其社会学的方面是可能的。我们同样不相信，马克思的社会学主要是出于一种回溯性的兴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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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知识社会学

意识形态概念是马克思引进的最具原创性和综合性的概念之一。尽管这个术语在今天已被广泛地运用，它同样是最复杂和最模糊不清的概念之一。为了澄清这个概念，我们将从一些准备性的思考开始。

a.众所周知，“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起源于一个哲学流派（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经验主义和感觉主义学派)，这个流派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个学派的哲学家（最著名的是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认为，有一种观念的科学，即抽象概念的科学，它研究观念的起源，并能完全从感觉出发来重构这个观念(一种回溯到孔狄亚克的观念)。这种科学被称为“意识形态”(ide-ology，直译为“观念学”)，从事这种科学的哲学家称自己为“观念学家”(idéologues)。

马克思改变了这个术语的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这个术语在观念学家的学派消亡之后所经历的意义转变。现在，它变成了一个贬义的术语，不是指代一种理论，而是指理论解释的一种现象。现在，这个现象承载着诸多完全不同的维度。法国观念学家解释说，观念学（意识形态）仅限于以一种原因心理学来解释个体的表象。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被研究的现象变成了一个特定时代和社会所有标志性表象的集合。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原初的意义并没有完全消失：马克思的目的在于阐述一个关于普遍表象，也就是社会表象的理论；他对解释“意识形态”的起源要素作了限定，并将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条件关联起来。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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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如果我们将就特定社会而言的“不透明”和“透明性”这样的术语引人我们的解释，我们可能会被指责为用图像取代科学定义。然而，马克思自己就使用这样的“图像”，并将其视为知识的要素。“透明性”代表“直接呈现或智性”一个在“表象”中不常被发现的性质。

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那么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一类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因而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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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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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个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交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种种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家庭劳动的不同产品，但它们不是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纺、织、缝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会职能，因为这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就像商品生产一样，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但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本来就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因为个人劳动力本来就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的。

第3章 意识形态与知识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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