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学译丛]马克思的社会学

它不是美学，但它包含了关于艺术作品及其生产条件的理论，关于它们的起源和消亡的理论。它揭露了不是通过“纯粹的”思想力量而是通过行为（革命的实践）—意识形态和一般的人类作品，包括整个文化或文明的生产、发展和消逝的条件。

正是在自觉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思想和行为被辩证地表达，知识“反映”实践，也就是说，作为对实践的反映而被构建起来。在此之前，知识以其不能“反映”现实，也即以不能反映实践为特征，它只能变换、歪曲现实，将其与假象相混淆简言之，知识是意识形态的。

在意识形态发展的顶峰，它变成了一个在阶级斗争中被自觉地运用的武器。它是对社会现实、社会变化过程、社会的潜在趋势和未来的一个神秘化表象。在这个阶段—例如当代的种族主义“现实”要素就是现在；人的种类确实包括多样性和变异，种族群体和种族差异。但在种族主义中，推断和换位被扩展到了不切实际的宽度；一个现实要素的推断与“价值观”相关联，整体以极端的严格性被体系化了。因此，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几乎不能与这样的哲学相提并论，如康德哲学。在20世纪，在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与政府相连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框架中，意识形态化达到了顶点。同时，意识形态因此而被怀疑：极端的意识形态化伴随着某种信念，即“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到来。但意识形态没有如此轻易地被消除；相反，它以突然的爆发为标志，造成了惊人的复辟。意识形态的过度所造成的反感，无非是对透明性的一个苍白预示，这种透明性仍然需要革命的实践以及在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对它的理论阐述来完成。

在这样的状况下，一种被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社会学，有可能提出对以下尚未被充分区分的概念之间关系的意见：意识形态与知识，乌托邦与对未来的期望，诗与神话。在我们的变化的世界里，需要再一次进行这样一种批判性研究。对社会学家而言，有一个上好的主题，一个对批判性思维和最“积极的”发现都有大量空间的主题：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当前对现实的表象与现实本身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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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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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意识形态与知识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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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社会阶级

资本主义展示出了一种马克思没能预见到的生命力和弹性。然而，我们大可毫不犹豫地重复这一点，即马克思的预告已经实现。基于一个仔细并且关乎整体现象的分析，马克思预言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两股力量的联合影响下的结束，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增加的资本集中（和集权化）。确实，由于这两种力量持续的矛盾运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走向了终结。这些社会和政治的力量，的确摧毁了19世纪资本主义巨大的统一及它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实际发生的是，“世界”更确切地说，是世界市场分裂为三部分：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和“第三世界”—经济还处于起点的落后国家(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或者如马克思所说，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落后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于资本的集中（由这种资本集中产生出的资本主义庞大组织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地被永久地联合起来，而且产生了由仍旧占主导地位但受到威胁的中产阶级控制的不同种类的政府）—垄断资本主义同样展示了不可预见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这里并不是分析这种发展的地方。在可能解释这个发展的许多缘由或原因中，我们只提出来自两种面对面相交锋的社会政治“体系”的挑战：技术革新不断加速的步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由这场战争引起的巨变永远地结束了一个长着马尔萨斯主义头脑的中产阶级无忧无虑的自鸣得意，而这种自鸣得意充斥着它的投资活动。

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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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期内，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必然地经历了许多的改变。新的阶级和阶级结构出现了，而其他的阶级则消失了；一些阶级的界限变得模糊，而其他的却变得更清晰了。这个过程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包括经济增长的水平，政治结构和影响这个结构的环境。正是阶级以及由其导出的概念（阶级意识、阶级心理等）被修正、掩盖和改变，并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

我们将把所有这些问题放在一边，像马克思那样来考察阶级概念，也就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框架之内处理阶级概念。这里正如涉及其他问题时一样，我们相信马克思阐述的观念依旧是必需的，但对理解一个世纪之后的人类现实来说，却不够充分。这里不是用我们的情况来证实这个断言的地方，这个任务必须被留给以后的工作和研究。

为什么我们不从阶级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开始，引起对这个理论的社会学方面的关注呢？从这个角度切入马克思的思想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实上，探讨我们的主题—马克思的社会学就不可能不重复地涉及阶级概念、阶级理论和阶级冲突。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一个在本质上分裂为对抗的阶级的社会，历史地说都是一个晚期社会，按年代说就都是社会主义之前的最后一个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先前的每一个社会、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连续阶段都展示出了分裂、对立、矛盾和冲突。在这样的矛盾无法宣示自身的地方，社会就会停滞或者倒退。社会变革，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总是由内在的差异和矛盾决定的。但在达到资本主义阶段之前，这样的矛盾和差异是区别性的特征而不是本质性的冲突。我们不妨再一次把封建社会作为例子。封建社会的总体特征是直接性，其社会关系的非中介性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是透明的。这种类型的关系从家庭和所有其他形式的依靠中获得：从家族群体到乡村和领主的领地。这些关系盛行于封臣和宗主国、农奴和领主之间—一种覆盖了从最底层的农民到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整个范围的关系体系。作为依赖者，农民被压迫，其剩余劳动以地租的形式被榨取；为了敲诈地租，领主以及他们的声望和统治权需要武装军队来维护，军队在他们内部的竞争中也发挥作用。这个体系是压迫性的，但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不能与他们的劳动工具土地和房子—相分离。剥削和压迫遭遇了习俗的限制。至少领主一开始是农民团体的领导、习俗的支持者、正义的裁判员和施予者。

第4章 社会学与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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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封建社会以等级组织而不是以对立群体的分裂为特征。马克思从来没有将形成过程中的群体、等级或阶级，与已经形成、已经分裂的阶级错误地混淆。此外，所有的历史都表明，被正在形成过程中的阶级（甚至已经形成了的阶级）阐述的意识形态保留了旧的要素的残余。阶级意识形态通过依附历史上过时的表象来遮掩现实。通过强调意识形态的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中产阶级被定义为否认阶级存在的阶级（通过强调民族的观念或者“社会整体”)。最后，马克思揭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社会的社会化。”随着交往手段和交换途径在数量上的稳步增长，分隔和特殊主义崩溃了。恰是在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社会之内，对抗的阶级出现了。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在社会化过程中并且通过这个过程浮出水面，在马克思看来，其导致的深层冲突能够并且必须由社会主义来解决。然而，为了实现这个解决，就绝不容许意识形态掩盖这个形势，阻碍这个过程。出于所有的这些原因，我们在着手处理社会阶级问题之前便讨论了意识形态的问题。

社会分裂为两个本质上敌对的阶级往往伴随着一种所谓的经济现象：商品的普遍化，即数量不断增加的产品变成了商品。一旦任何东西都可以被买卖，我们就可以说，社会被划分为两个敌对的群体：卖者群体和那些陷入可出售“对象”范畴的人，就像物品一样。然而，这个阐述并没有看起来那样清楚和可解释。我们不妨更近距离地看看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基本分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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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商品是一种形式。为了把握这个形式的纯粹状态，在《资本论》的开篇处，马克思就慎重地将交换行为中混乱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内容被它们满足的需求、伴随着这些行为的谈判和空话置于一旁。他以还原①的方式运作，这种还原为一种结构分析开辟了道路。我们不妨沿着《资本论》第一章中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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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个步骤可以类比作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这种还原将意识的部分内容甚至全部内容放入括号；也可以类比为索绪尔的“语义学还原”，这种还原区分语言和被说出来的语词。但还是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区别：马克思明确地说，他的还原是在实践的层面上的还原，不是一种精神的操作，而是一个现实地持续的辩证过程。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这个事实，即马克思《资本论》的大多数解释者都忽略了交换价值的基本理论和商品理论中形式概念的重要性。他们赋予这个概念一个肤浅的意义，例如“家具木工给了木头一个桌子、一把椅子的形式”，一个像这样的句子中的意义。但马克思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形式”这个术语的，它具有类似在“逻辑形式”或者“数学形式”这样的词组中的意义。马克思说了同时也表明了，形式是一个结构。这里，我们不能停下来去研究许多问题，如语言学形式和商品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看，交换价值的出现，即商品形式的出现，引发了对作为一个形式的语言的意识——希腊语逻各斯和它的不同用法以及形式性科目（逻辑、修辞、aophistics和语法）——译者注：“aophistics”疑为“sophistics”，意为辩术或诡辩。对这些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分析需要一个专门的工作来完成。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提出这个论题，而仅限于提及它。《资本论》的第1卷是一个出色的文本，但同时又是难懂的；没有周详的准备，要在细节上理解它是不可能的。最佳的进路无疑是用黑格尔主义的方法。但任何一种哲学背景——古典的、现象学的、甚至是存在主义或结构主义—都比根本没有背景好。我们可以补充说，今天无论选择了哪种“进路”，一种新的解读只能通过“现代”世界的实践经验和一种对其进行概念性解释的需要的感觉来辩护。

“形式”概念本身的根源是什么呢？科学知识的基础被哲学，尤其是被逻辑学和逻辑学家阐明。通过割裂它与古典哲学的系统化语境的思辨内容的关联，科学从哲学那借用了这个概念。那些不懂得认知的这个本质方面的人，必定会陷入科学的实证主义，将科学看作与任意的断言、预设和假设相关联的事实的集合。

我们在这里说的，起源于一个漫长的努力，即从形式的思考(形式逻辑等）回复到辩证的思想：我们的目的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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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析来进行探讨。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①

在一个注脚中，马克思补充道：

“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是巴尔本用来表示使用价值的专门用语)，这种长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磁石吸铁的长处就是如此。”(尼古拉斯·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6页）磁石吸铁的属性只是在通过它发现了磁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②

马克思将物品所有种类的属性放在“括号”里，在它们之中的是它们对应着需要的事实和与它们相对应的需要。“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③

对象（object）分裂成质和量，质料和形式，使用价值（对应于一种需要，有用性和可欲性）和交换价值。一旦质的方面，即对象的使用价值被借助分析性的还原放置于一旁，在它们之中就还剩下一种属性使其在数量上的比较成为可能：它们作为人类劳动产品的属性，一种劳动消耗的结果（马克思表明，它们包含着生产它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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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47～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同上书，48页。

③ 同上书，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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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

从而，商品自身呈现出某种二重性。

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①

以这种方式内在地分裂的物品变得与其他事物相关和相等。更为准确地说，我们的二重性的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二重性的。正是对这种双重形式的分析包含着困难。

xA=yB这个等式表达了这样的事实，商品A的量x在价值上与商品B的量y相等，如20码的亚麻布值一件外套。亚麻将自己的价值表现在外套中；前一个商品扮演主动的角色，后一个扮演被动的角色；外套执行亚麻的等价物的职能，其价值是价值的相对形式。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②

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进行结构分析所使用的术语。二重或者双重的形式（相对的、相等的）设定了两个相反相成的要素，作为“互相排斥的两极”。这种形式的关系代替了对象感性的、物理的现实性，并且作为这种替代的结果，对象质变为一个商品，一个抽象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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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同上书，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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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样的一个抽象事物，这里讨论的对象或产品可以转变为对它价值的一系列不同的基本表达，并且可以被延长到任何长度：xA=yB=zC…这个系列表示包含在不同对象中的社会劳动时间的等值。它指向社会劳动的特殊性质简单和复杂、质和量，等等。这种形式及其两极化结构使社会劳动的辩证运动成为必然。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①

然而，在这个二重形式中，社会劳动和它矛盾的规定性仅仅是被隐含着的。②商品的形式系列及其现实的纽带保持着无限的开放。在发展过程中它变得确定；充分发展了的形式普遍的价值形式就一个单个的商品而言，表达了所有商品的价值。这个单个的商品可以是任何商品，但在社会实践中，它具有一个明确而著名的名称货币、金或者银。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完全一贯的形式是如何起作用的。“作为价值，所有的商品都表达了同一个单位，人类劳动和可交换性。因此，一个商品可以与另外一个商品交换，只要它有一个使它作为价值出现的形式。”①商品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循环（商品—货币—商品—等等)。这个循环又与其他类似的循环相连，它们的总体就是世界范围内无穷无尽的商品流通。每当一个商品消失，或者因消费而被损毁，另一个—与它等价的—商品就会填补它留下的空白。其结果是交换的普遍平衡，只有当一个或多个位置一直空着，当链条出现断裂，这种平衡才受到威胁。这种结果自身是和谐的至少经济自由主义持这种观点，它接受、促进、提高商品流通，假设了市场体系自动的自足性。然而，不论是好还是坏，认为自由贸易能自动调节并最终导致交换的和谐平衡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个观点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是真的，例如，如果只有制造者是交换的人类载体，或者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都保持同样的速度，商人在其中仅仅履行中间人的职能。事实上，有一种商品打破了这个循环，摧毁了这个和谐。这种商品就是劳动。为了使劳动成为跟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在商品流通的无尽循环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不打破这个循环，就需要劳动者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出卖给任何一个希望购买他的人。这是奴隶甚至封建领主的“追随者”的处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价值和他在无尽的商品链条中的位置仍然未被指明，因为尽管他的身体和灵魂的确属于另外一个人，但他自己并没有购买任何东西。为了使他们自己成为购买者，即为了实现商品的一个普遍化扩展，劳动者必然是不应该被出卖的。劳动者不得不将什么作为商品出卖呢？不是他自己，不是他的人格，仅仅是他的劳动时间，他的劳动力。因而他仍然是自由的，可以成为持续的商品流通的一部分。更为确切地说，他一方面作为出卖者和购买者成为这个持续的流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作为连接商品所有者和交换者的契约关系（将法律形式附加到交换价值的形式总体上去的那些关系）的要素。从而，那些除了他们的“劳动”之外就无物可以支配的人，以两种身份变成了这两种形式的循环中的纽带—一方面作为生产者和购买者，另一方面则作为出售者和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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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最后一句话由马克思添加在《资本论》的法文版中，参见马克思：《资本论》（据法文版第1卷翻译)，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译者注

②继续我们在商品和语言之间的类比，我们可以说社会劳动在与商品形式的关系中是“范式性的”。形式赋予每一个物品以商品的意义，并将之包括在“语段的”整体中(通过将它与其他东西联系起来)。“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商品和货币只是符号，然而，不仅有一种商品语言，而且在它们中同样有在当前的用法中那样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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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为价值，所有商品都是同一个单位即可交换的人类劳动的表现。因此，一旦商品具有了使它表现为价值的形式，它便可以与另一个商品交换。(马克思添加在法文版《资本论》第1卷第1.3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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