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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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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接经验的粗糙数据中提炼、创造出一个用事实构建的中性世界，这种技术是现代分析科学的伟大创举。这个贡献的重要性可能仅次于语言中概念的发明。后者在符号的帮助下，建立并确认了诸如“人”和“树”的概念，而直接经验中无数形形色色的人和树木都可以归于这两个概念之下。在分析科学的这种技术背后的是人类集体的道德规范：对他人工作的理性认可，对感官感觉所确认事实的信任。还有，无论喜欢与否，人们会接受一个有能力并且不带偏见的人对结果的分析。在思想领域从不带偏见的法官和成文的法律体系中寻求公正的做法真的是姗姗来迟，比较起来道德领域则要来得早一些。人们出于偏见的盲目冲突已经被文明的司法程序所取代。即使把各个环节发生的错误和中立手段本身的无意识的偏向也考虑在内，这个集体思想的过程也比最坦诚、能力最强的个人的判断要可靠得多。

一个不受人类思想、行动、意志和恳求影响的中性世界的概念，是人类想像力取得的伟大胜利之一。而它本身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人类价值观。即使是在毕达哥拉斯之前，有科学头脑的人也会对中性世界有一种直觉，但在科学思维和机器体系得到普及之前，这种思维习惯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普及。确实，直到19世纪这种概念才开始逐步形成。对这种新秩序的认可是新客观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意识体现在所有人嘴边常用的词汇上。只要是有什么人们无法直接控制的事故或者故障发生，比如飞机的油箱漏油了或火车晚点了，人们就会说：“事情不就是这样吗！”在英语、法语和德语中都有类似的说法(“That's that.”“C'estça.”“So geht's. ”)。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从机械故障延伸到了由于人的疏忽大意或任性所造成的后果，比如一顿饭没有烧好，或者某人的心上人跟别人私奔了。这些事情很容易造成人们情绪的失控、大发雷霆。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倾向于把事情和自己的反应用某种因果关系来解释，而不是扩大事态、火上浇油。习惯于机器技术的人们在社会的产业体系陷入混乱的时候，也会表现出一种相对被动的状态。这种被动状态有时与农村人的反应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这也许就是这种客观主义的消极的一面吧。

第七章 机器体系的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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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用什么性格分析方法，所谓“客观的”个性和“浪漫的”个性是同样抽象的。我们倾向于把符合科学和技术的一些秉性和态度称为客观的个性。但这里我们要小心，切不可把客观的个性和理性的个性与整个个性混为一谈。显然，个性中客观和理性的因素是在增长，也许这种变化只是由于操作机器所必须拥有的一种适应吧。这种适应还会有进一步的影响，比如降低强调的程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讲道理的做法，平和地接受一种中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哪怕是最顽固的分歧也能得到理解。这种态度是正在形成的个性的标志。尖叫、暴力、大喊、像动物一样龇牙咧嘴、跺脚、盲目地自爱或无法控制的仇恨，这些都是古人的品质。过去的一些领导人和他们的崇拜者是这样子的，但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就显得十分格格不入了。但是，近来这些东西又重新复活了，有些人还试图将其神圣化。这只能表明我们又堕落到最原始的状态之中，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讨论。今天人们看到这些品质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诸如古代乳齿象那样的原始生命形式，或者像看到了精神狂乱的人在发作。如果要在这种低级形态的热情和冷冰冰的机器之间选择的话，人们会选择机器。当然，幸运的是，我们的选择范围并没有这么狭窄。人类个性的发展和技术的发展一样，也达到了一个高度。在这个高度上我们又一次用科学技术最完善的发展成果去研究有生命的形式。但这里要注意：我们超越机器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同化机器的能力。只有当我们真正领悟了客观、冷静、中性，这些机器世界中的真谛时，我们才能进一步地领会更复杂、更丰富的有机界，以及更深奥的人类。

(李华山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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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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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展方向

1. “机器体系”的消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归根究底，“机器体系”并不是被动依附于技术的副产品，并非是通过各种小聪明和小改进，最终得以扩展到社会活动的全部领域。恰恰相反的是，机器纪律和很多重大发明都是精心刻意地创造一种机器生活方式的结果。背后的动力不是机械效率，而是一种神圣感，或者说是对他人的支配力。机器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拓展了这些目的，而且为实现这些目的创造了物质条件。

机器意识形态使人们的头脑更关注机械生产，这种意识形态是特殊环境、特殊选择、特殊兴趣和特殊需求的结果。在其他价值观居主导地位的时候，欧洲的技术在长达三四千年的时间里保持着相对稳定和平衡的状态。人之所以制造机器，部分是因为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高度复杂性和困惑性促使人们寻找一条出路。另外，也是由于厌倦了人与人之间极度的暴力，对支配力的渴望最后转向了没有思想情感的中性物质世界。历史上其他文明也曾经寻求过秩序，比如军事训练、编组管理、僵化的社会规章制度以及等级纪律和风俗习惯。从17世纪以后，这种对秩序的寻求转向外在的工具和手段。西欧人的头脑中构想出了机器体系是因为他需要秩序、规则和确定性，因为他想把人类和周围环境的行为约束到一个更加确定、更加可预测的范围之内。但从1750年开始，机器体系不仅是实用的工具而且成为欲望的目标。

虽然表面上宣称设计机器只是维持生存的手段，但对于产业家、发明家及其合作阶层来说，机器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目标。在一个无序的、变化的、需要不断去适应的世界里，机器体系成为被牢牢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还有什么为人所坚信、所崇拜的东西(至少对于社会的领导者和掌控者来说是这样)，那就是机器了。因为机器和宇宙，已经被数学公式和物理科学所认识，并且联系在了一起。机器体系所产生的效果已经近乎于宗教和信仰，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力和人类物资的主要来源。只有通过宗教情节才能解释机器发展过程中那种强迫症般的、丝毫不顾这种发展对人类关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的冲动，尽管在一些生产部门里机械化几乎成了灾难。最有头脑的辩护者虽然仍会认为“机器也有发言权”，但他们的意思不是说历史不可逆转，而是说机器体系本身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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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种对机器体系的盲目信仰已经大大动摇了。机器体系存在的绝对合理性已经被有条件的合理性所取代。施宾格勒曾经鼓励他那一代人成为工程师和尊重事实的人，但即使是他也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工程师的职业其实是一种光荣的自杀，并期待有一天机器文明建立的巨大丰碑将会成为一堆废铜烂铁和空空的混凝土躯壳。而对于我们这些对人类和机器的命运依然抱有希望的人们来说，机器体系已经不再是进步的典范和人类愿望的最终表达。它们只是一系列工具而已，只有当它们能够普遍服务于生活的时候我们才会加以使用；如果机器体系侵害了我们，或者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非必要机构提供支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取消它们。

对机器体系的绝对信仰的崩塌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在工厂和化学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毁灭性武器在没有人性的人手里成了对于有序社会的挥之不去的威胁。出于对敌人的恐惧而制造出来的军备和进攻性武器，只能加重世界各地人民的恐惧。现代科技也许减轻了我们面对自然界的不安全感，但是，由此产生的那些兽性的、醉心于权力的人们给我们带来的不安全感则远远超过了这种好处。如果我们都沦落为肆无忌惮的人的牺牲品，那么征服自然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有保障的食品供应和最好的组织形式都是为了使扭曲的、病态的人性冲动神圣化，那么我们在运输、建设、通信方面的巨大能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建设一个中性的、没有价值观的科学世界中，在机器体系的适应性和工具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把巨大能量和机器体系的控制权都交给了人性中那种幼稚的利己主义，而技术的快速发展也魔幻般地成为了现实。在开发机器方面我们走得太快、太肆无忌惮，我们没有能够同化机器，也没有能够把机器和人的能力和需求协调起来。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以及我们盲目相信机器带来的问题必定能够用机器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所造成的局面。机器体系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众多的好处，但如果我们把用于准备战争的—且不说已经消耗在过去战争中的—能源、智慧、时间和各种资源扣除，我们会沮丧地发现，最后获得的净收益是如此地微不足道。随着更加高效的屠杀方法的发明，净收益也就愈发渺小了。在这方面的失败是人类社会普遍失败的一个极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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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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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器体系信心的崩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过去机器能够为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是机器能够为资本主义企业带来的好处。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中资本主义和技术已经分离了。正如索尔斯坦·凡勃伦指出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不仅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而且两者的利益往往是你死我活的。技术为人类带来的福祉被唯利是图的经济无耻地劫掠了。我们还能够看到，很多劳动生长率的提高被资本主义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但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其他很多因素：集体的思想、合作的行动、寻求秩序的习惯等。而这些品质与资本主义企业并无必然联系。不断拓展、完善机器的性能，而不对社会行动的职能部门和社会的控制权力进行人性化的指导，结果就是在社会结构中造成了危险的紧张因素。正因为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机器体系被过分地扩大了，过分地使用了，过分地压榨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使机器和社会融为一体绝不是让社会的运作方式赶上机器发展的步伐。恰恰相反，我们要使机器的天性和节奏与人类的需求相吻合。在过去，人类最精华的智慧、最优秀的头脑都投入到了物理科学之中，但现在最亟待发展的是生物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与产业规划、地区规划和社区规划相关的政治科学。一旦这些科学开始繁荣，它们就会激发技术研究者新的兴趣，让他们去解决新的问题。如果还有人认为机器所导致的困境可以通过发明更多的机器来解决，那么我们只能把他看作是幼稚的，甚至是庸医或骗子。

在机器体系的发展早期，人们对它们有一种绝对的信任。但今天，由于其本身的性质，由于它对战争、采矿业和金融业的先天性的依赖，社会层面已经显示出危机的征兆，于是导致了这种盲目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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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

同时，我们也在技术的发展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里有机的整体观念在机器体系的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技术时代初始时期和早期的伟大发明，都是将复杂的自然现象加以简化而完成的。我们现在开始将机器体系复杂化，使其更贴近自然、更整体、更有效，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和谐。操作机器已经使我们的技能高度地完善化了，在分析方法和机器制造技能的层面上搞些诸如依靠重复工作来扩大规模的小把戏已经无法引起我们的兴趣。现在应当迈向综合的、更宏大的工程。简而言之，在新生代技术时代，机器体系正在为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崭新融合作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说过去机器发展的滞后是由于受到了有限的历史遗产的制约，受到了不适当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受到了否定生命和有机体的倾向性的制约，那么现在这些制约因素都已经不存在了。的确，随着生活中的机器和设备变得更加精妙，随着我们借助于机器获得的知识变得更加精密和深邃，早期物理学家对宇宙所做的机械式的分析已经无法再引起现代科学家的兴趣了，机械式的世界图景正在退出讲台。过去曾经为机器文明的高度繁荣提供条件的环境正在改变，而适合机器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也在经历同样的变化。但这些变化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不可能会自动完成，也不可能注定会完成。但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代表生命的这一边，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进来，而在50年前就不能这样说。过去，生命的主张只能通过浪漫主义思潮，以及更关注历史的社会团体和社会制度来表达。现在生命的主张已经能够得到核心技术的支持了。下面我们将探索这一事实背后的丰富含义。

2. 有机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和成熟

在机器大发展的第一个时期，科学家把生命等更复杂的高级形式类比于简单机器，这使他们能够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简单的框架，把生命的各种表现形式也包含进去。从这个观点看，真实的东西必定是能够被测量和精确定义的。但生命其实是模糊的、复杂的、难以定义的、不断变化的以及永远不穷尽的。这个事实与机器那么稳定可靠的运转是多么地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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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抽象的架构正处于重新构建的阶段。正如过去可以说有机体是一种复杂的机器一样，我们在科学上至少可以暂且这么说：简单元素也是一种有限的生命形式。正如怀特海德在《思想的冒险》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牛顿物理学是建立在把每个物体都看成是独立的个体。比如一块石头，除了需要其他的因素作为参照系外，它本身是可以完全独立描述的。这块石头也许是宇宙中唯一的存在，单独占有均匀的空间。另外，对这块石头的描述也可以不考虑任何时间上的过去和未来。对它现在状态的描述就可以看成是对它完整、充分、全面的描述。”这些在牛顿力学体系下的独立物体可以移动、接触、相互碰撞，而且只要我们稍稍施展一下想像力就能够理解，这些物体还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相互作用。但除了光线可以照透的透明材料之外，这些物体都是不可穿透的。

在人们对物质和能量的认识中引入了很多新的概念后，这种不受时间和空间影响的独立物体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法拉第开始，历经冯·迈尔、克勒克-麦克斯韦、威拉德·吉布斯、欧内斯特·马赫（Ernest Mach），直到普朗克（Planck）和爱因斯坦。固态、液态和气态都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这个事实改变了人们对物质的认识。电、光、热都是能量变化的多种多样的形式。而看起来坚实的物体，最终都能够分解成具有同等终极能量的基本粒子，这就不仅使得物理世界中不同领域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甚至连机器世界和有机世界的分界也不再像以往那么清晰。出于原本初始状态的无机物，和高度组织、能够维持自身生存的有机体，都能够描述成相对稳定、复杂程度不一的平衡状态。

在17世纪人们的眼中世界是一个个独立的体系。第一个是物理体系，包括物质和运动，能够用严格的数学来描述。第二个是有机生物世界，从实际分析的角度看它要低一个层次。这个世界很难定义，因为支配这个世界的是神秘的生命原则。第三个体系就是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奇怪，因为一方面从物理世界的角度能够把它看成机械般的机器人，但从神学家的角度人的命运又是上天决定的。今天，我们已不再把世界看成是互不相干的平行系统，而是从概念上看成是一个系统。如果说现在还不能用一个统一的公式来描述这个世界的话，至少我们可以说一切表现形式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在起作用，否则这个世界就是不可理解的。那些能够被明确的规则和定律描述，能够精确地量化的事物，并不比现在看起来还很模糊、还显得那么虚假的事物更真实、更基本。的确，这些定律如果应用于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条件的话，倒是会增加我们误解世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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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获得的最原始的数据都是社会的和生命的资料。我们起始于生命，我们对生命的了解也并非冷冰冰的事实，而是对人类社会的认知，运用社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为我们提供的工具，如词汇、符号、语法和逻辑。简言之，就是全部的交际能力和经验。最抽象的知识、最客观的方法，都是从社会中有秩序的价值观中衍生而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神话就是，人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中为了生存而盲目奋斗着。但今天，我们必须像劳伦斯·亨德森（LawrenceHenderson）教授所说的那样，用一种相互扶持的伙伴关系取代上述想法。物质的物理结构、地壳中各种元素的分布、它们的数量多少、可溶解性如何、比重以及化学结合力等等都在支撑着生命，推进生命的演化。即使是对生命的物理基础进行的最严谨的研究也表明，生命本身是有其内在目的性的。

现在我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如果在个人习惯和社会制度中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这种思想变化就不可能有重要意义，也不可能产生影响。机械的时间观念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财会制度的推进作用。人们把进步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机器发展极为迅速。有机的整体观在今天变得重要起来，就是因为我们会不时地按照这些原则行事，即使还没有完全领会它的含义。在建筑学上这种发展历经了沙利文、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直到今天欧洲的新建筑。在城市设计上经历了欧文、埃比尼泽·霍华德、帕特里克·格迪斯，直到今天荷兰、德国和瑞士的社区建设者们。他们的作品以全新的形式明确地体现了整个新生代技术时代的环境。在人文艺术方面，在过去几十年中，医生、心理学家和建筑师，还有社区规划者和卫生学家，大家联手把一直在我们的经济和生活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机器艺术驱逐出去。形状、模式、构造、有机体、历史渊源、生态关系这些概念在各种学科中已经开始频频出现。现在美学结构和社会关系也已成为真实的属性，就像过去科学经常孤立开来研究的各种主要物理变量一样。这种观念的变化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这场运动部分来自对生命的关注的普遍复苏对孩子的关怀、性文化、回归野性大自然、复兴的太阳崇拜等。这场运动又反过来给上述这些自发的运动和行为以精神和智力上的支持。正如我在描述新生代技术时代时所指出的那样，机器结构本身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些至关重要的新兴趣。我们现在意识到了，即使是最好的机器也只不过是生命有机体的拙劣模仿。与飞行的鸟类相比，设计最好的飞机也不过是粗糙的、经验性的近似。我们效率最高的灯泡也无法与萤火虫的发光效率相提并论。世界上最复杂的电话通信系统与人体神经网络相比也不过是小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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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学科中，有机体和生命的概念都在复苏，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纯机械概念的权威性。以往一贯由它来承担后果的生命，现在却唱起了主角。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歌“我们已为战争做好了准备”中在铁路路基旁发现一窝海龟蛋的漫步者：

下一趟火车呼啸着在此隆隆碾过

将在它的钢梁上飞溅起蛋花朵朵

但是我们不会在反抗现状的时候让盲目的痛恨毁灭了生命。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改变机器体系的本性，创造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器体系，它们能够有效地适应新的环境，为生命服务。此处我们要突破桑巴特迄今为止所做出的精辟分析。桑巴特在将长长的一串生产和发明做对比研究后指出，用人造的、机械的东西来替代有机的、整体的、鲜活的东西，是领会现代技术的要旨。但今天，在很多技术部门中，这个过程倒了过来：我们正在回归有机的整体。不管怎样，我们再也不会把机器体系看成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了。

一旦有机整体的形象取代了机器体系的形象，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机器体系的发明和研究的步伐将缓慢下来，社会的变化也将放缓，因为，相互协调并经过整合的进步毕竟要比单个的、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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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现代机器艺术

1. 自动对准的滚珠轴承。轴承，这个现代机械中最基本的部件，体现了极高的精确程度和精致水平。简单几何形状的美，完美无缺的抛光和校正，在手工业时代的精致作品中也存在。但到了机械生产的时代，就变成必不可少和司空见惯的了。(蒙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允许转载于此)

2. 一段弹簧。虽然弹簧的线条和质量原本纯粹出于实用的考虑，但单独看最后的成品却能够给人带来审美的享受。抛光完美的机械零部件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这是布朗库西，以及使用玻璃和钢材创作的雕塑家，如莫霍伊-纳吉（Moholy-Nagy）和格拉伯(Grabo)等人在现代机械艺术上的主要发现之一。  
(蒙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许可转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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