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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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插图目录

I速度的期望………………………………………………………48
Ⅱ透视……………………………………………………………………50
Ⅲ死亡之舞………………………………………………………………78
Ⅳ 采矿、军需品和战争……………………………………80
V木材的技术………………………………………………………138
V 始生代技术环境………………………………………………140
Ⅱ早期的生产………………………………………………………166
Ⅱ古生代技术产品………………………………………………168
X 古生代技术的胜利………………………………………………217
X 新生代技术自动化……………………………………………244
XI飞机的外形………………………………………………………246
Ⅻ自然与机器………………………………………………………299
X感觉的同化作用……………………………………………………301
X现代机器艺术…………………………………………………328
XV新环境………………………………………………………………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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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一书最早在1934年出版。当时，学者们虽然常将当代称作“机器时代”，但总是把“机器时代”的发轫定为18世纪。本书作者的亲戚，汤因比（A. J. Toynbee）在 19 世纪 80年代曾用“工业革命”一词来描写当时的技术创新。尽管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原始人类使用的器具相当重视，有时不免过分强调了工具的有形作用；但是技术对人类文化的更广泛的影响却无人涉及过：技术是有用的，确为实践所需要，但与“真善美”并不相干。

《技术与文明》一书打破了忽视技术的传统：它不仅首次总结了一千年来西方文明的技术历史，而且揭示了各种社会环境（包括寺院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科学、戏剧、奢华、战争等）与发明家、企业家和工程师所取得的较为专门的成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错误地假定，技术的能力（生产力）会自动地向前发展，从而决定其他机构和制度的特点；本书作出的新的分析则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它们之间呈多方面的关系：一种儿童玩具会导致一项新的发明，例如电影，而异地友人之间的即时交谈的古老梦想则促使莫尔斯发明了电报。

本书讨论的主题，我早在1930年8月发表在《抄写员》杂志的一篇名叫《机器所演的戏》（The Drama of the Machines) 的杂文中就提到过。在该文中，我说：

“如要对机器有清晰的认识，我们不仅要考虑其实际方面的根源，还要研究其心理方面的根源；同样，也必须考察机器对美学和道德的影响。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将机器在技术上取得的成功孤立起来加以考察；我们对发明家和科学家精妙绝伦的工作赞不绝口；不是把制造出来的新仪器的实际应用说得天花乱坠，就是因其取得的成果有限而将其说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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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无是处。”

“但是，如我们用新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上面的不少假设就要推翻。我们会看到，机器还涉及人的价值观，这是我们过去从未想过的；我们会发现，机器还带来能源的浪费、损失和滥用，而这些过去是被普通的经济学家所漠视、所掩饰的。机器确实使我们周围的物理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从长远来说，这种变化也许比不上机器在精神方面对文化的贡献。”

引起我对这个问题重加考察的直觉来源于我的个人经历。在12岁时，我组装了一台收音机，很快我就在科普刊物上发表短文，描写我对收音机的不断改进。这种兴趣促使我进了斯泰弗斯特高级中学(Stuyvesant High School)，在那儿我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和科学的基础，特别是我在制作箱子、金工活以及使用旋床、翻砂铸造的过程中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工具，也熟悉了一些机械过程。几年之后，我在当时位于匹兹堡的美国标准局的混凝土实验室当助手，沉浸于经典的古生代技术环境之中。

由于我的《机器所演的戏》一文，R. M. MacIver教授邀请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开一门关于“机器时代”的选修课。这门课不仅涉及技术的经济和技术的实用，还涉及文化问题。据我所知，这是在各校开设的同类课程中的头一门课。在备课的时候，我不仅收集了有关资料，而且也萌发了写这本书的念头。1932年，我几乎遍访了欧洲，特别是在维也纳、慕尼黑、巴黎和伦敦的技术博物馆和图书馆，收集到了许多有关资料，完成了早期的研究。因此，本书所列出的参考文献和公元10世纪以来的发明年表，就比当时其他著作所列出的更完备，至今还很有用。

《技术与文明》有意以它的基础思想体系和方法对当前的很多传统学说提出挑战，特别是对那些看问题固定不变的思维方式，它使学者无法跃出其研究对象的孤立的范围、无法去恰当地评估技术进步的社会和文化的副产品。我在以更普遍的社会生态学为背景讨论技术进步时，力图避免过分强调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将技术进步说成是影响一切的因素，那是过去学者的偏向。但今天人们仍有这种偏向，他们天真地将当代说成是喷气机时代、核能时代、火箭时代或航天时代等等。这种对旧的思想方法的挑战还未被普遍接受，这就是我能提出的最好的理由，说明本书可以在出新版时对原书不加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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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书未能讨论近30年来的技术进步。我对此不想辩解：即使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也会对这样的任务望而生畏。基于另一个理由，我也并未根据我获得的新知识和新看法而修订原文。我已在一系列的论文和其他书的章节中作了修改和补充：一些发表在综述文章“技术与文化”中，一些发表在“美国哲学学会会刊”内，一些在我写的几本书内，包括《艺术和技术》（1952年），《头脑清醒之下》(1954年）和《人的转变》（1956年)。如果幸运之神照顾我的话，我将在另一本书，即《机器的神话》中进一步阐发这些新的想法。在那本书中，我将考察现代技术的若干在古代文化中已见端倪的负面影响，考虑过去几十年技术的巨大成就以及它们所导致的同样巨大的社会危险，从而对本书的“发展方向”一章加以发展和扩充。

《技术与文明》一书预示了学者们观念的改变，一方面，把技术的历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方面，改变较大；另一方面，去评估其社会的和文化的影响，这方面，改变要小一点。这本书有可能在这些方面引起人们新的兴趣，或者至少会造就一个读者群，可能有助于类似书籍的问世。除了乌尔里西·文特（UlrichWendt）的《作为文化的技术》（德文，1906年）和斯图尔特·蔡斯（Stuart Chase）的《人和机器》（1929年）之外，一些更广泛的关于技术的书都在本书出版之后，如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gfriedGiedion)的《机械化取得了控制》和R·J·福布斯（R. J. For-bes）的《人是创造者》。基于同样原因，A·伍尔夫（A.Wulf）的《16和17世纪科技史》也未列在我的参考文献之中。在我写《技术与文明》一书时，手头并无一本详尽的技术史。幸运的是，这一空白已为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五卷本《技术史》（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及基于该书，由T·K·德里（T. K. Derry）和T·I·威廉斯（T. I. Williams）完成的紧凑的一卷本技术史（牛津，1961年）所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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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并未修改书中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也没有试图更新参考文献，去补充这方面的一些新的工作，特别是一些法国学者的引人注目的工作，包括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e)、罗杰·凯卢瓦(Roger Caillois)、皮埃尔·弗朗卡斯泰尔（Pierre Francastel)、贝特兰德·伊勒（Bertrand Gille)和雅克·埃卢尔（Jacques Ellul)。这些法国学者将诸如卡尔·布克（KarlBücher)、沃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及甚至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早期的德国学者的传统工作加以发扬光大。我们看到，学术界对于技术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愈来愈感兴趣了。如果对此还要举出更多证据的话，我们只需指出1959年在美国技术历史协会的会刊上发表的题为“技术与文化”的新的综述文章，以及一篇意大利文的出色综述文章《机器文明》，就可以了。

几年以前，《代达罗斯》（Daedalus）的主编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教授，在本书出版 25年之后，邀我撰写一篇前瞻性的综述文章。我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可以说是过分尖锐的分析。该文发表于《代达罗斯》（1959年第3期），因此我不用在此再来讨论本书的不足之处，当然，本书的正面的重新评论，也应留待他人。为了使自己相信，现在将本书以简装本出版以延长本书的寿命和扩大本书的影响是明智的，我将全书又读了一遍。结果，我不得不冒昧地承认，本书所表现出来的直觉的远见和新鲜的洞察力，使我感触良多。这些直觉的远见和洞察力常常让我得以基于尚不充分的数据做出结论并揭示过去认为互不相关的领域之间的重要联系。

虽说当今的一些评论恰当地将《技术与文明》一书列为一部有希望的著作，但是我现在要祝贺自己的倒是下列事实：当时，在原子能的利用导致道德败坏和非理性的嬗变，从而对世界造成威胁之前，我已指出，许多最有希望的技术进步，有可能引起倒退：我预见了在“自动化”和“潜意识的自我”之间，有着不祥的联系。这个提法是我在以后明确的。在二十几年以前，能理解本书后半部分的读者，对于此后的巨大的科技成就会有所准备，也会对与由此发生的科技的滥用和妄想症不觉得奇怪。所以说，虽然本书中未列出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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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技术史，但本书已广泛提供了理解近30年来发生的种种事件及其后果的基本观点。所以，我就放行这部未加修改的著作吧：NihilObstat（无异议，可以放行)！

刘易斯·芒福德

纽约州，阿美尼亚

1963 年春

更 正

除了个别不小心而非不懂造成的笔误之外，就我写书时掌握的资料而言，我未发现重大错误，无需将本书作大的修改。最严重的错误有：将达·芬奇的人力驱动滑翔机称为飞机；赋予硒晶体一种人们现在不再使用的功能；误记了Calthrops发明流线形机车的时间（应为1865年左右）；将铜矿说成在明尼苏达州（铁矿），而非科罗拉多州；将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的实验地点说成西屋，而非西部电子公司。

(王克仁 译)

导 言 5

本书目的

在过去一千年间，由于机器的发明和使用，西方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体现在什么地方？促使人类生活环境和习惯发生根本变革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它们要达到什么目的？有何手段和方法？在此过程中有什么是始料不及的？这些就是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

虽然人们常把当代称之为“机器时代”，但很少有人对现代技术有恰如其分的看法，对现代技术的来源也很少有清晰的概念。流行的历史学家们常将现代工业的巨大变革的开始定为据说是瓦特（Watt）发明蒸汽机的时间；在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常将纺织自动化机械的应用也同样列为决定性的转折点。但事实上，就西欧而言，在“工业革命”造成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至少有700年的一段长时期内，机器一直在不断地稳步发展。在人们出于爱好和兴趣而造出复杂的机器并加以完善之前，他们早已开发、使用机器了。人们在对秩序的追求最终在工厂中体现出来之前，早已在寺院、军队和账房等场合里一显身手了。就过去150年内所有的物质文明的重大发明而言，它们的背后不但有技术上长时间的内部发展，还有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变化。只有人们的愿望、习惯、思想和目标等重新定向了，新的工业过程才可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为了理解技术在现代文明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详细考察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作准备的阶段。我们不仅要对新的机械和工具的出现作出解释，我们还必须说明其文化背景，如何使人们可以广泛地接受这些新的机械和工具，并取得好处。因为，应该注意这个事实：机械化和严格的组织管理，这两者本身在历史上并非是新花样：新的仅是这种机械化和严格管理现在已是有计划地、有形地在统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其他的文明而言，虽然在技术方面也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但显然，技术的方法和目的并未对文明产生深刻的影响。所有现代技术的关键工具，如时钟表、印刷机、磨房、指南针、织机、车床、火药、纸张等，在其他文明中都有，更不用说数学、化学和机械学了。中国人、阿拉伯人和希腊人远在北欧人之前就在许多领域中率先使用了机器。虽说，希腊克里特人、埃及人和罗马人的许多大工程主要是靠经验完成的，这些民族肯定在那时已掌握了大量的技术。他们有各种机器，但他们并无“机器体系”这个概念。只有西欧人，才将物理科学和精密的工艺加以发展，使之达到了其他文化所没有达到的境地，从而使整个的生活模式与机器的步调和能力相适应。西欧社会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他们是如何通过不断的内部调节而被机器所征服，最后向机器投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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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所谓的工业革命，也即从18世纪开始的一系列的工业上的变化，只是在时间更长得多的长征中出现的一个转折点。

机器以三个波浪席卷我们的文明社会，一波接着一波。第一波大概在10世纪发轫。随着文明社会的其他结构的衰微，其力度和动量在不断增加。机器早期的胜利是通过利用纯粹外部的手段确立秩序和权力而取得的，其成功的原因部分是它避开了生活的实际问题，绕过了重大的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困难。它并未去面对这些困难，当然也未解决这些困难。在中世纪漫长而稳定的发展之后，第二波在18世纪发轫。随着采矿和制铁业的改良，接受了最初创造机器所需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定，瓦特和阿克赖特（Arkwright）的门徒力图将这些意识形态的假定普遍化，并充分利用由此取得的、对实际有用的种种结论。整个过程之中，由于机器的前期发展而被排除在外的许许多多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又回来了，并大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迫切性。机器固然提高了效率，但由于未能达到使社会和谐和团结的目的而大打折扣。外部的严格管理和内部的阻挠和破坏同时在起作用。社会上的一些幸运儿，仅仅在放弃生活的各种重要内容之后，才达到了与机器完全和睦相处的境地。最后到了今天，我们开始看到第三波的汹涌澎湃。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推动的是被机器的早期发展所扼制、所扭曲的技术的力量和文明的力量，它们正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部分表现出来，引起思想的新综合，行动的新协调。作为第三波的结果，机器不再去代替上帝，也不再去代替有秩序的社会；我们不再用生活机械化的程度来衡量其成功与否，它的价值在于其变得愈来愈倾向于采用类似有机的和有生命的方法来运作。机器的前两波退下来的余波，使第三波的力量有所减弱，但下述图景仍是清晰可见的：即这一波正将我们推向与过去两波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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