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

1. 军事训练和退化堕落

在士兵制度下，生活的退化堕落成了普遍现象。正因为如此，需要明确地加以阐述。

在统治或管理的执行上，用粗野的力量代替了耐心、明智以及合作的努力。如果经常运用而不是作为最后不得已的手段，那就是社会极端虚弱的表现。如果一个孩子受到别人的阻扰而无法达到目的，他既无法忍受又不明白原因，这时他的解决方法往往是希望那个人去死。士兵既像孩子般无知，又会像他们那样希望别人去死，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士兵有能力去行动。杀戮是生活的极端简化：完全超越了机器体系的实用主义的简化和合理限制。文明的努力方向是观念、欲望、价值观以及目的的多样化，使它们不断变化但又保持平衡。而战争的意图却是强求一致：凡是士兵无法理解或无法利用的东西，一律根除。

基层士兵的可怜欲望是追求简单，他们扩大了无理性的王国，他们利用粗野的力量来取代感情和智慧、取代忠诚和凝聚力。总之，他们用粗野的力量取代社会生活的有生命力的过程，他们造成了交替出现的征服和反叛、压迫、报复，这种交替韵律贯穿于如此长的人类历史中。即使是明智的，甚至是仁慈的征服，例如秘鲁的印加帝国，征服所引起的反抗也最终破坏了原先的目的。因为恐怖和恐惧所带来的是一种不良的心理状态。士兵在使自己成为主人的过程中也制造出了奴隶的种群。

第二章 推动机械化的各种力量

89

95

至于士兵在勇敢面对死亡中企及的自尊，我们不否认它具有虽然不正当但确能使生活升华的作用。然而，这既适用于枪手或强盗，也适用于英雄。而且没有理由说只有战场才能培育出这种精神。矿山、船舶、鼓风机、桥梁和摩天大楼的钢铁骨架，医院的病房或产房，都能孕育出英勇的行为。确实，这里的事情与士兵生活中遇到的相比要平凡得多。士兵最可贵的岁月可能都要消磨在枯燥的操练中，面对的威胁与其说是死亡不如说是枯燥。除了萦绕在心头的求死愿望，士兵对其他任何生活价值往往都无动于衷，这是军事训练的最险恶的影响之一。

幸而，军队通常是三流头脑的避风港，具有杰出智力的士兵，恺撒或拿破仑，是鹤立鸡群的意外惊喜。如果士兵的头脑像他的身体一样活跃，如果他开动脑筋像他的军事训练一样坚持不懈，那么人类文明很可能早就消亡了。于是就有了关于技术的悖论：战争推动了发明，但军队却拒绝使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军队拒绝了惠特沃思（Whitworth）改进的大炮和来复枪，这只是普遍现象的一个突出例子。克虏伯也有类似的抱怨，抱怨陆军和海军经常拒绝技术进步。第一次世纪大战中德国军队在采用坦克上的拖延也表明，即使是伟大的德国武士，他们在接受新事物上竟然也如此迟钝。因此说到底，士兵也一再成为自己的简单化和走捷径的思维的牺牲品。他们在变得像机器一样准确和规律的同时，也失去了聪明而灵活地做出反应的能力。英语中“士兵”一词也具有“偷懒，为逃避惩罚而佯装工作”的意思，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机械化和军事化的联盟是不幸的，因为它限制了社会团体反对军队模式的行动，也鼓励了军国主义的潦草作风在工业中的盛行。对于社会整体来说不幸的是，在现代机器体系的萌芽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是类似军队那样的权力组织，而不是更人性化、更富合作精神的行业公会。

1. 战神（火星）和爱神（金星）

如果说机器生产由于战场和操练场的需求而得到提高和升华的话，那么在徒有其表的停战期间，它也可能受到战争的间接影响。

96

90

技术与文明

战争是主要工具，统治阶级利用战争创造了国家，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不管统治阶级的军事意图及其起源是什么，他们总是交替利用威力的展示及其间的停歇阶段，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中把统治阶级在停歇阶段的活动称之为“夸耀性”的浪费。

16世纪以来，西欧军事封建主义与和平的僧侣分享经济权力，后者也是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12世纪以来，封建领主一直受到自由城邦的束缚和限制；各个阶层和团体的权力通过相对的自治而受限于一定的地域，也相互达到某种平衡。随着16世纪绝对君主的出现，这些阶层和团体都事实上被国家所兼并。在欧洲的伟大首都，权力都象征性地集中于，实际上也部分集中于绝对君主的手中。首都文化，集中表现于路易十四的巴黎以及彼得大帝的圣彼得堡，变为单方面的、军国主义的、严格组织的、压迫性的文化了。在这种背景下，因为公众生活都变得机械化了，机器体系也由此得以更壮实地成长起来。首都城市不仅是消费中心，而且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而当时所获得的领导地位也一直维持到了现在。

16世纪表现得如此张扬的奢侈和浪费是有其心理上的原因的，这就使得下流庸俗、矫揉造作以及讨好奉承也扩散到了现代社区的方方面面。从根本上说，新出现的富裕与社会上盛行的野蛮、无序、无信仰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这点与矿工的酗酒、赌博的间歇爆发颇为相似；这种爆发是与矿工的劳作交替出现的。

显然，军事生活是艰苦的。军事行动的活跃期间，要放弃正常家庭生活的舒适和安全。忽视身体、剥夺感觉、抑制一时的冲动、强制的行军、中断的睡眠、枯竭的精力—这些军事行动的条件都排除了正常、体面的生活。除了短暂的淫欲或强奸，士兵的性生活也很受限制。正是在这种时候军队的机械化和严格的军事训练抹去了最后一丝的绅士气息和运动员精神，困境越严峻，限制也就越严格，最终补偿也就变得越有必要。

当战神回到家里，爱神在床上等着他：这种情景是所有文艺复兴画家，从丁托列托（Tintoretto）到鲁本斯（Rubens）都偏爱的主题。爱神的服务具有双重目的：她不仅直接奉献自己的身体，而且要在和平时期把战争期间所失去的都找补回来。对爱神的爱抚，本身不足以补偿战场的粗野和节制。受到忽视以后的肉体需要特殊的荣耀。她必须拥有珠宝、绸缎、香料和美酒，利用一切手段来预演或延长性爱的仪式。她会为了达到目标而竭尽全力。她会向路人暴露胸部、脱去内衣、展现自己的四肢甚至阴部。当一场大战、长期的无序和节制结束的时候，从女仆到公主，所有妇女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高等妓女的策略。于是，生活以挥霍无度的方式来恢复和更新。上次战后放荡阶段后期的西方世界流行的妇女风尚，从脱去紧身胸衣到放弃衬裙，与法国大革命督政府阶段后期的风尚几乎完全一样。

第二章 推动机械化的各种力量

91

97

淫荡的冲动为过去的节制而寻求额外的补偿，淫荡的活动遍及各类活动。高等妓女毁掉了武士的征服。对于胜利的士兵来说，大量的物品有着特殊的意义，可以证明掠夺的合理性。虽然莎士比亚在《璇宫艳后》中为我们准确描绘了安东尼与克里奥帕特拉之间的关系，但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经济效益而不是心理上的后果。经济上说来，爱神对战神的征服意味着对各种奢侈品的大量需求：需要绸缎、花边、天鹅绒、织锦、珠宝、黄金饰品以及精致的首饰盒；需要柔和的睡椅、芬芳的浴室、私人寓所、私人花园来装饰爱情的港湾。简而言之，需要贪婪生活的各种要素。如果士兵不能提供，商人可以。如果战利品不能来自蒙特祖玛（Montezuma）的宫殿或西班牙的帆船，那就取自会计室和账房。宗教在这些宫廷中已经变成了空洞的仪式，所以奢侈几乎成了宗教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来观察形成对照的差异。中世纪的时候，奢侈的私人生活并不光荣。确实，那时几乎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私人生活。因为那让人联想起骄傲和贪婪，甚至还有淫荡和通奸的可能，这些过失即使不算犯罪，至少会影响你得到神的救助。从经济角度看，中世纪的生活水平是不高的。而且在中世纪的时候，黄金、珠宝以及精巧的手工艺品是权力的象征。因为圣母玛丽亚是上苍的女皇，她可以接受这类贡品。作为上苍的代理人，人间的国王和王后也可以享有某些奢侈品以显示自已的地位。最后，行业公会也只在庆典和神秘的仪式上为了向公众展示而可能有所挥霍，但在这里奢侈也只是集体的行为。即使在特权阶级中，奢侈也不仅是为了感官的享受。

私人权力和私人拥有的理念的崛起标志着中世纪经济的衰败。商人、资本家、海盗、雇佣兵队长也试图攫取并垄断公众生活的职能，丝毫不愿落后于原来的地主和王侯。私人活动代替了过去的公众典礼，王宫里的假面舞会取代了教堂里的道德剧，过去是属于公众机构的壁画，现在是私人拥有的、可以带走的带框的画。高利贷在中世纪受到限制，它们在15世纪受到教堂的嘲笑，在16世纪受到新教改革派的谴责。战争带来的大量合法财富也带来了社会上和心理上对于贪婪的生活的需求。当然，战争不是推动贪婪奢侈的唯一来源：最放纵的奢侈生活是在宫廷，并且在那里达到了顶峰。

92

99

98

技术与文明

从经济上看，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宫廷，从地理上是转移到了首都—转移到了王侯和高等妓女都拥有奢侈住所的首都。巴洛克时期的伟大艺术既表现在乡村住宅，也表现在城镇的宫殿。教堂和王宫在修建的时候风格是一样的，人们很难分辨出哪个是教堂的中殿，哪个是舞会的大厅。人们努力致富是为了能像贵族那样享受，“生活得像王子一样”已经成了一句格言。而雄踞在这一切之首的是高级妓女，人们攫取权力和财富是为了取悦她们：为她们建造宫殿，提供众多侍从，带来“提香”（Titian，名画家——译者注）为她们画像。她们的权力欲也随着这种舒适和奢侈而膨胀。她们认为自己的身体魅力就表现在获取这些奢侈品的能力上。巴洛克梦想的顶峰就表现在路易十四建造的凡尔赛宫——那里原来是他第一次向瓦利埃夫人求爱的狩猎小屋。巴洛克梦想本身是无处不在的，人们可以在那个时代的物品中处处看到这种梦想，在思想上、肉体上、石雕或画布上：也许最好的体现是拉伯雷（Rabelais）早期有关特连姆修道院（Abbey of Theleme)的概念。宫廷的一切成了判断美好生活的标准，那里树立的奢侈消费的标准逐步扩散到社会的各行各业。

不仅生活变成了马车夫、厨师和男仆的手工劳动，而且宫廷也开始插手工业生产。普鲁士、萨克森、丹麦和奥地利的皇家瓷器厂垄断了新奢侈品—餐桌瓷器—的生产，哥白林工厂是法国的生产中心。为了表面光鲜，使用假货和代用品是很普遍的事。用石膏代替大理石，镀金代替真金，模铸饰品代替手工艺品，玻璃代替珍贵的宝石。大量消费的代用品的生产代替了真正手工艺的缓慢创作，就像伯明翰的珠宝业。通过批量生产和低质量原料降低成本以便提前享受，这种手段很早就出现在装饰行业了，以后才慢慢扩散到各种用品的生产之中。随着适合王室的观念传遍社会，18世纪也出现了适合王室的变化，就像军事征兵制的“民主”观念的引进。军事装备的标准化直接带来了廉价首饰、家居饰品和纺织品的标准化生产。具有讽刺性的是，马修·波尔顿支持瓦特完成其蒸汽机发明的资本，正是他在伦敦索霍区（Soho）仿制珠宝的生意中积聚下来的。

第二章 推动机械化的各种力量

93

100

把享用无关紧要的奢侈品看作是经济情况优越的标志，这种态度在很多方面成了机器生产的前奏。但这种关系也并非毫无结果。由于这种消费倾向，有些伟大的机械化成就首先是作为玩具而发明出来的。精巧的钟表中的小人能做出一系列优雅的行动；洋娃娃能自己做动作；像加缪（Camus）为路易十四制造的马车那样的小车，由发条驱动；尾巴能随着八音钟的叮当声而抖动的小鸟。这些玩具、这些游戏的冲动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玩具和非实用主义的仪器在孕育重要发明上的作用，决不应被低估。如希罗所说，蒸汽机的第一次应用是为了在集聚庙宇的观众中制造轰动效果。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在10世纪曾利用蒸汽来演奏管风琴。直升机是1796年作为玩具而被发明的。活动影像（电影）的首次出现是作为玩具的频闪观测器，而且用于展示这些影像的“魔灯”也是阿塔纳修斯·基尔舍（AthanasiusKircher）于17世纪发明的玩具。陀螺仪在用作稳定装置之前也是一种玩具。玩具飞机于18世纪70年代的成功也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于飞行的兴趣。电话和留声机的原型也可以在自动玩具中找到。17世纪最强大的动力机械是马利（Marly）的水力转轮，在当时建造这个转轮也是为了把水抽吸到凡尔赛宫的大喷泉上去。即使是对于速度的渴求，体现于铁路和汽车之前，也首先以游戏的形式出现：先出现的是用于兜风的aeriènne—现在的景区小火车，然后才有现代的火车和汽车。

总之，机器的真理有时是以玩笑或嘲笑的方式被人谈及的，就像乙醚首先在美国客厅里用于游戏，后来才用于外科手术的麻醉。确实，儿童对于转动轮子的天真的兴趣就很像成年人对于机器的兴趣：“发动机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成年人的铁桶和铁铲。”游戏玩乐的精神解放了机械方面的想像力。一旦机器体系的有组织的发展开始启

101

94

技术与文明

1. 消费的拉动和生产的推进

机器体系的发展需要一个陷阱和一个诱饵，需要一个推动和一个拉力，需要一种手段和一个目的。无疑，发展动力来自技术和科学，它们是能自已独立维持的力量。而对于铁匠、车匠、翻砂工、钟表匠以及日渐庞大的实验师和发明家来说，机器体系成了生产过程的中心。但生产本身怎么会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机器体系本身无法解释。在其他文明中，尽管生产也有可能创造出多余的供应，但生产仅仅是一种生存必须，有时仅能勉强糊口而已。过去即使是在西欧，人们劳动是为了使生活水平达到当时当地的传统标准。努力赚钱以便摆脱原来的阶级，这种观念是与早先的封建观念和集体观念格格不入的。如果生活富裕了，人们并不会去争取更多，而是减少自己的工作量。如果蒙大自然眷顾而风调雨顺，他们仍然会保持波利尼西亚人或荷马式希腊人的悠闲的生活状态，把多余的精力投人艺术、各种仪式和性的活动之中。

正如桑巴特在其关于奢侈和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展示的那样，拉动力主要来自宫廷和高等妓女：他们把社会能量引向更多、更高级的消费。随着等级制度的削弱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过度消费的风气迅速蔓延到了整个社会，证明了努力挣钱的合理性并使发明带来的技术进步取得了广泛应用。消费的观念取代了神圣的或人性的观念。死后升入天堂的基督教方案，现在已经变为当前的天堂，也即立刻享受的观念：铺饰贵重石头的道路、闪光的墙壁以及大理石的大厅都是触手可及的，只要你有钱去买。

很少有人怀疑宫廷就是天堂；很少有人怀疑它的神圣。即使是穷人、筋疲力尽的人、被剥削的人，大家都被这种新的风气所迷惑，他们听任由他们负担成本的这种奢侈风行一时而毫无怨言，直到法国大革命。但在这个插曲之后，过度消费的过程又以双倍的贪婪重新开始，而且还假惺惺地向群众许愿以证明自己行动的合理性。为了死后的回报而节制人间的享受，就像圣约翰想像的那样，被证明是一种欺骗性的祝福。后者就像僧侣体制，它在人间产生的效果与原先的目的恰好相反。这不是走向天堂的前奏，而是为资本主义企业做的准备。

第二章 推动机械化的各种力量

95

动，上层社会的闲散兴趣就不会再继续闲散下去了。

102

103

节制当前享受的必要性、牺牲目前的快乐以换取将来的回报，19世纪作家用于为资本积累和赚取利息辩护的这些话完全可以放到中世纪牧师的嘴里。后者为了说服信徒抗拒当前的肉体诱惑并以美德换取天堂的回报，说的不也正是同样的话吗。由于机器体系的加速作用，节制和回报之间的时间差可以缩短，至少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如此；黄金机会已经来临。

清教徒和反改革派们并未认真挑战这些适合王室的观念。例如，克伦威尔领导下的清教徒的军人精神就与其朴素、节俭和勤劳的生活方式很相配，他们专注于赚钱，似乎通过辛勤劳动就可以不回避恶魔般的行为而仍然得以躲避机械化的恶魔。军国主义以及清教主义的鼓吹者卡莱尔所了解的拯救世界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他认为拜金主义至少与物质的本性有联系，因而也算是通往上帝的途径之一。但是，生产方面的贪婪观念必然导致消费模式的贪婪观念。清教徒也许最终会把他们赚得的财富重新投入工商企业，但归根到底这仍然促使王室的观念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于是报应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即使不是在私人资本家的生活上，至少是在社会上。清教徒的严肃努力带来的却是农神节的狂欢。在一个只知道消费的社会里，消费成了幸福的主要来源，最后消费更升华为社会的义务了。

商品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成了值得尊敬的、令人向往的东西了。它们可以积累、可以堆积在宫廷或库房里；商品过多的时候，它们还可以暂时变身为更方便的金钱、汇票或银行存款。远离饱受限制的贫困成了神圣的义务。闲散本身成了一种罪过。生产领域之外的生活、不付出任何辛勤劳动的生活、不赚钱的生活不再是值得尊敬的了。贵族阶级也由于自身对奢侈品和服务的更高需求而与商人和工厂主取得妥协并融为一体，贵族采纳他们的召唤和兴趣并且欢迎这些新来者加入富裕的团队。现在哲学家变得有点犹豫不决、心烦意乱了，他们思索着商品、真理和美丽的真谛。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它们的价值已经等同于可以体现物质利益或可以赚得利润的性质了：任何可以使生活变得更宽裕、更舒适、更安全、更令人愉快的性质。简而言之就是一切带来物质化的、表面的利益的性质。

104

96

技术与文明

最终，新时代的理论首先是以金钱上的成功来描述的，就社会来说是以19世纪早期的实用主义的术语来描述的。幸福是人类的真正目的，幸福在于获取最大量的、最好的商品。幸福的本质是避免痛苦、寻求快乐。幸福的数量以及人类制度的完善化，可以用社会生产商品的能力来最终加以估算：增长的需求、增长的市场、增长的企业、增长的消费者群体。机器体系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并保证其得以成功。大声抱怨或者要求为增长设限，这些都是背叛。幸福和生产的增长是同一件事。

其实就生活本身来说，痛苦或焦虑的时刻也许正是最紧张、最重要的生活，而酒足饭饱的时刻可能正是毫无情趣的生活。只要生活的基本条件得到满足，生活的质量、狂喜以及均衡与所消费的商品数量、与行使了多少权力毫无关系。简而言之，爱人、父母、探险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一切辛勤劳动的人，这些普通人所熟悉的平凡经验，被实用主义的流行教义一概排除在外。如果说边沁（英国法学家及哲学家——译者注）或斯图尔特·穆勒（英国经济学家—译者注）还会试图与上述观点展开辩论，那么格雷因或本德利（他们都是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缺乏感情的小人物—译者注）干脆就置之不理。机器生产成为命令式的，比任何康德所臆想的都更加严厉。

显然，即使是高等妓女或士兵也比商人和实用主义哲学家知道得更清楚：在紧要关头，人们能够为了荣誉或爱情而牺牲自已的舒适甚至生命。为了实施数量化的生活，他们至少还把握住了具体的战利品：纺织品、食品、葡萄酒、名画和花园。但等到了19世纪，这些实际的物品已经变成了鬼火或磷火，变成了诱骗人们不去追求切实的商品和眼前的成果的幌子。于是出现了桑巴特称之为残缺不全的人：维多利亚时代的粗俗的市侩，拉斯金还把他们与希腊硬币上光洁的美学家做了讽刺性的对比。这种残缺不全的人还根据最善意的实用主义原则自我夸耀说：他可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在做生意。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们应当为了其他什么原因而做生意呢？

第二章 推动机械化的各种力量

97

105

对于商品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的信仰，在古生代技术体系显著发展之前就已经成形了。这种观念让机器体系有了社会目的和存在的理由，况且机器体系还生产出了如此之多的最终产品。当机器体系生产出了其他机器或其他机械实用设施的时候，其影响往往是强劲的和富有创造性的。但是，机器体系所满足的欲望仍然是从君主专制主义、权力政治和巴洛克时期的上层阶级那里未加批判地传承下来的那些东西，其影响进一步瓦解了人类的价值观。

总之，机器体系进入我们的文明并未把人类从不光彩的工作奴隶状态下拯救出来，反而让人类更容易变成军事贵族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不光彩的消费奴隶。17世纪以来，机器体系受到西欧无序社会生活的制约，机器体系也让这种混乱状态有了秩序的外表。它允诺你们也能有所成就以填补空虚，但所有这些允诺受到某种力量的阴险破坏，也即过去诱惑矿工去赌博、诱惑士兵去追逐权力、诱惑金融家去追求抽象的金钱目标以及诱导出宫廷和高等妓女发明的性代用品和性权力的放纵的那种力量。所有这类力量、所有这类目的和目标，在我们的机器文明中都仍然清晰可见。通过模仿和效法，它们从一个阶级传播到另一个阶级，从城镇传播到乡村。我们继承下来的是一大堆矿石：好的和坏的，清楚明白的和有争议的，服从的和抗拒的，我们必须从中萃取出人类价值观的精华。除了已经精炼出来的贵重金属的少量精锭，我们面对的是满是矿渣的庞然大山。但不全是渣土，远远不是。我们甚至可以预期有那么一天，机器生产所排出的有毒气体和垃圾可以通过人类的智力和社会合作转化为有利于生命的产品。

(陈允明 译)

106

98

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