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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省型的传记作者中谁是最伟大的一个呢？我们应该去哪里找到他呢？不是别人，正是伦布朗（Rembrandit)，而他出自荷兰也并非偶然。伦布朗对医生和普通市民有着强烈的兴趣。他年轻时还是行业协会的一员，也有着合群的性格。所以如果某些守夜值班人或者医学院学员要求的话，他也会很随意地为他们画一幅集体肖像画，尽管他也往往不太尊重他们的惯例和习俗。但是，只有在一系列的自画像中他触及了自己艺术风格的核心。这是因为他从镜子中观察自己，并且在与镜子中的自我的交流过程中加深了对自己的了解和表达。他把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深刻洞察力也运用到了对其他人的画像中。稍晚于伦布朗的是另一位肖像画家和内省主义者：让·雅克·卢梭。他来自号称阿尔卑斯山威尼斯的安讷西（Annecy）城。与文学家蒙田（Mon-taigne）相比，卢梭更有资格被称为现代传记文学和心理小说之父。

在始生代技术体系瓦解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对视觉影像无动于衷、对个体灵魂的特立独行更加反感的充满敌意的世界。这种气氛把原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画家逼到了受挫、愤懑和癫狂的状态。但即便如此，对抽象人格和孤独灵魂的探索在一些诗人和画家的作品中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物理学科学中那种把客观世界从自我中孤立出来的做法，内省作品和浪漫主义诗歌中把自我从世界中孤立出来的倾向，都是同一个过程的相互补充的表现形式而已。这种分离过程大大增长了人类的知识。因为通过把人类的总体经验分割成不同的独立部分，这些片段的知识和经验就能被看得更清晰，把握得更准确。如果说这个过程最终导致了疯狂，从中演化出来的方法却是有价值的。

科学所观察和把握的世界，绘画艺术所揭示的世界，都是因为有了玻璃，并且通过玻璃才看到的。眼镜、显微镜、望远镜、镜子，还有窗户。其实，这个画架难道不就是一扇通往想像世界的可移动的窗户么？那位有着敏锐科学思维的大师笛卡儿，在描述他生平未能完成的关于自然史的书的时候，曾经这样感叹道：“怎么可能仅仅通过热的作用，灰烬就会变成玻璃！这种灰烬变成玻璃的变化在我看来不亚于自然界任何其他的奇观。在描述这个过程中我感到了不同寻常的快乐！”他的感情我们不难理解。玻璃其实就是通向新世界的一个窥孔。透过玻璃，自然界的一些奥秘不再神奇。本尼迪克·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可能是17世纪学识最为渊博的哲学家，他对伦理、科学、政治和宗教都有极其深刻的认识。他既是一位荷兰人，也是一位打磨透镜的工匠。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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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本性发明

从公元1000年至1700年，新的技术在西欧促进或改造了一系列的重要发明和发现。这些发明和发现构成了后来技术快速发展的基础。和军队的进攻速度一样，最终发展的速度和准备的完善程度成正比。战争中一旦阵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那么余下的军队就能很快地跟进通过。但是，如果这个关键的突破没有实现，那么无论军队如何强大、士气如何高涨，求胜心情如何迫切，都只能是寸步难行。从根本性发明中诞生的是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机械钟表、望远镜、廉价的纸张、印刷术、印刷机、指南针、科学的研究方法等等。正是这些发明引发了新的发明；这些知识也正是不断拓展的人类认识的核心。有些必要的发明，比如织布机和车床，的确比始生代技术文明还要早很多。另外一些发明，例如机械钟表，则是由于人们在新的形势下对于守时和严格管理的需求而催生的。只有在这些根本性的发明都完成以后，衍生性的发明才能够大批地涌现。对于机械运动的调节、校准使得钟表更加精确；飞梭的发明大大加快了织布的过程；轮转印刷机的发明则提高了印刷量。

这里必须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始生代技术的发明很大程度上并非源自日常工业生产的工艺和知识。虽然从10世纪至15世纪，在建筑工艺中的确涌现了很多大胆的创新者。但就整体来说，由地方垄断组织支持的、旨在实现标准化和改进劳动效率的生产组织是比较保守的。开始的时候，同业公会垄断的对象是生产的知识、技能和经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专门授予的垄断权。最初是授予特许公司，后来授予那些由于做出了创造性的发明而获得了专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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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于1601年首先倡导这种方式，英格兰则在1624年颁发了第一份专利。从那时开始，人们有效垄断的对象不再是过去的遗产，而是远离过去遗产的新发明。

这种制度对于在机械技术上有创造天赋的人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他们取代了同业公会在社会和经济上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众多并非来自产业内部的人投身发明创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对于军工厂的工程师，甚至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发明家来说，发明不仅是一种提升自己阶级地位的方式，也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如果专制的君主可以说：“朕即是国家”，成功的发明家则可以说类似的话：“我就是行业公会”。虽然把发明的细节在生产过程中完善起来的往往是熟练技术工人，但发明的核心思想却往往来自业余发明者的思考。机械发明打破了产业中的等级界限，后来甚至威胁到社会的等级分界。

但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发明却与工业没有任何关联。这里指的是科学研究中引入的实验方法。毫无疑问，这是始生代时期最伟大的成就。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开始全面影响生产技术则是19世纪中叶的事情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实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技术转型。因为新机器、新工具尤其是自动机器的客观性，必然有助于建立对世界的客观性的信心。在这个世界里存在的是完完整整、实实在在的事实，它们像钟表一样独立地运行，而不依赖观察者的意志。科学实验方法利用机械的因果律以及可控、可重复、可验证的合作性实验，研究的对象也是现实世界中适合这些研究方法的那些部分。

这种方法大大减少了研究所需的精力和时间。它在纷繁复杂、令人目眩的经验世界中开辟出了一条捷径；在充满迷信和一厢情愿的幻想的沼泽中铺就了一条简易的道路。在推进人类智力的领域中居然发现了这么一条惊人的便捷道路，这就足以解释人们为何会对美丽的景色麻木不仁，对任何其他不能推进这种事业的事物嗤之以鼻了。后来在以科学为名义的所有发明中，在重新塑造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方面没有一个能够和科学实验方法相提并论。科学实验方法源于生产技术，但后来对生产技术的回报则是百倍千倍的。我们将看到，在此后两个世纪中，科学实验方法促进了生产手段的新的组合，在使人类最大胆的梦想成为可能的同时，也实现了人类最不负责任的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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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到了17世纪的时候，自古以来就无法认识的混沌状态中终于出现了一个有序的世界。这种科学的秩序是实实在在的，也是冷冰冰的。在“自然规律”的名义下，这种秩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方方面面。作为人类设计工作基础的秩序，曾几何时却纯粹是一种信仰。在人类还比较原始的智力面前，只有遥远的恒星和行星才能体现秩序。现在秩序有了科学实验方法的支撑。自然界不再是只接受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魔力控制的、难以捉摸的东西。以这一批新科学家的眼光来看，自然界最核心的本质就是它的有序性和可预测性。甚至彗星的运行轨迹也是可以绘制出来的。正是以这种外部物理世界的秩序为模版，人类开始系统地重新组织自已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做法进一步推广到了资产阶级在金融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则和做法中去。当人类的轮渡就像天体运行一样有规律地来来去去的时候，人们当然会像爱默生一样觉得，宇宙本身的存在是正当的、有意义的。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秩序的思想确实有些宇宙的含义。发现如此广泛存在的秩序，这绝对算得上是个伟大的成就。

在机器发明的范畴内，始生代技术时期最主要的创新首推机械钟表。在这个时代的末期，除了最底层的产业工人和农民外，家用钟表已经成为家庭的必备器具之一，而手表则成了富裕阶层的主要随身装饰品。伽利略和惠更斯提出的钟摆理论运用到了钟表制造中，提高了钟表在日常应用中的精度。

但是钟表制造业的间接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钟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件精密仪器。它为以后所有的仪器在精度和制作精细程度上提供了样板。当我们意识到钟表的精度是由行星天体运行来校正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在解决钟表内部的传动和调节运动的过程中，钟表制造者促进了所有精密机械装置的发展。我们这里再一次引用乌舍的话：“应用力学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钟表制作问题的解决。”钟表匠和铁匠、锁匠一样，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机械师。1751年法国人尼古拉斯·福克（Nicolas Forq）发明了刨床，他本人就是一个钟表匠。英国纺织机发明人阿克赖特在1768年就曾经得到沃灵顿的另一位钟表匠亨茨曼（Huntsman）的帮助。亨茨曼想锻造一种更加精密的钢材用于手表的发条，由此发明了坩埚炼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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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众多发明者中广为人知的几位。简而言之，钟表无论在机器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中都是最具影响力的机械装置。到了18世纪中叶，钟表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的确，钟表的最初引入和最终的完善与始生代技术时期的开端和结束倒是颇为吻合。直到今天，钟表仍是精密自动仪器的典范。

排在钟表之后，但重要性并不亚于钟表的可能就是印刷机了。卡特在澄清历史事实方面作出了诸多贡献，他出色地概括了印刷机的发展：“在世界上所有的伟大发明中，印刷术是最具全球性和跨国性的。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并首先尝试使用木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现今保存的最为古老的雕版印刷则是日本制造的。第一个把金属铸模用于印刷的是朝鲜。印度则拥有最早记录了语言和宗教的雕版印刷。在木刻雕版印刷从亚洲传到欧洲的过程中，土耳其人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现存最古老的木刻雕版印刷就是用土耳其语雕刻成的。在欧洲还没有使用雕版印刷的时候，波斯和埃及这两个近东民族就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把造纸术从中国传到欧洲、从而为印刷铺路的是阿拉伯人……佛罗伦萨和意大利是基督教世界中最早开始造纸的国家。俄罗斯则基于最早的权威资料声称自己才是雕版印刷术传入欧洲的通道，尽管意大利人在这方面的主张也同样强烈。在欧洲，德国、意大利、荷兰是最早的雕版印刷术的中心。荷兰、法国和德国都声称尝试过活字印刷，最后德国完善了这项技术并把它传播到了全世界。”

15世纪40年代，德国美因茨的古登堡（Gutenberg）和他的助手使印刷机和活字印刷术得到了完善。一部1447年印制的天文历法是古登堡印刷术最早有据可查的证明。可能荷兰哈勒姆（Haarlem）的科斯特（Coster）更早尝试过另一种印刷术，但其质量比不上古登堡。提高印刷术最关键的技术在于手工制模以及大小一致的金属活字。

从一开始印刷术就完全是一种机械工艺的成就，但其意义不仅如此。印刷术为所有未来的复制技术奠定了基础。印刷的纸张是第一种可以机械化生产，而且完全标准化的产品，这一点甚至比军队的军装都要早。而金属活字就是第一种完全标准化、可以相互置换的机器零部件。从每个方面讲它都可算是个革命化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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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5世纪50年代末，在德国一地就有上千家公开营业的印刷厂，而在修道院和私人城堡的印刷作坊就更是难以计数。尽管有人试图将印刷术作为一种商业秘密垄断起来，但它还是很快流传到了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伦敦、里昂、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等地方。尽管遇到了来自存在已久的手工抄写者的竞争，但由于税收上的减免和不受行业协会的制约，印刷术还是很快得到了发展。印刷术非常适合大规模生产。在15世纪末期，纽伦堡的一家大型印刷厂就有多达24台印刷机，雇用了上百名工人，有排字工、印刷工、校对人员和装订工。

与语言交流相比，任何一种书面语言都能大大节省体力。书面语言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而且阅读者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候打开阅读。可以随时中断思路，可以随时重新开始，也可以集中阅读、思考某些段落。由于有多个副本，印刷术也增加了保存文字资料的安全性和长期性，拓展了交际的范围，节省了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印刷术很快就成为人们新的交际媒介。由于印刷术无需交际者面对面，也无需借助任何手势，所以它促进了隔离和分析的思考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始生代技术时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由此曾给这个时代起了个“形而上学”的绰号。到了17世纪末期，在这种交流艺术中时间记录和事件记录已经融合在一起了。于是，时事通信、市场报告、新闻报纸、期刊杂志都纷纷登场。

把人们从此时此地的局限中解脱出来，印刷技术可谓居功至伟。而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它也促进了中世纪社会的解体。与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相比，印刷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由于专注于印刷的文字，在感觉和智慧之间、在声音和影像之间、在具体和抽象之间，人们开始找不到平衡了。这种平衡只有15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如米开朗琪罗、达·芬奇、阿尔伯蒂（Alberti）才能暂时达到。平衡不久就会失去，剩下的只有印刷的文字。存在就意味着在印刷物中存在，学习就意味着学习书本，所以书本的权威被大大地拓展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知识得到了更广阔的空间，谬误也同样利用印刷而大行其道。阅读印刷品和亲身经历之间的鸿沟已经变得越来越大，现代教育家的先行者琼·阿摩司·考门斯基（John Amos Komensky）曾经倡导儿童应当阅读图画书籍，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恢复感知的平衡，建立必要的视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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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凭印刷术一项是不能够完成这场革命的；纸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印刷术，而且纸张的作用不只是用来印刷。把动力机器用于造纸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成就。纸张使得人们在交际的时候不再需要面对面了。债务、契据、合同、新闻都能够写在纸上。如果说维系封建社会存在的是世代相传、严格保持的尊重风俗习惯的美德，那么英格兰农民只需出具一封表明自己拥有一份公共土地的契约就能够轻松证明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一点就使得封建社会的最后一点遗存都荡然无存了。在书面文字面前，风俗习惯和记忆都只能够退居次席。证明事实的存在就必须“在纸上证明”。是否签署了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签署了，那么必须履行义务。如果没有，那么大可一笑了之。通过纸面文书来进行交易，资本主义终于可以严格地掌控、计算时间和金钱了。对于新兴商业阶层和他们的助理们来说，教育首先就意味着会“读、写、算”。一个建立在纸张基础上的世界开始形成。人们在开始思想和行动前必须把内容付诸书面文字；但可悲的是，签署文件之后有时却不付诸实施。

纸张能够节省时间、节省空间、节省精力，所以也相当于延长了人的生命。正因为这种属性，纸张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使用印刷技术和纸张的过程中，思想也部分失去了自由流动、四维时空以及自然的特性，而带上了抽象、绝对、程式化的特点，满足于完全通过语言来阐释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有些问题在过去具体的相互关系中是从未存在、也无需面对的。

伴随着机器领域最重要的发明—印刷机和钟表—的是社会体制中的新生事物，其重要性与前者相比毫不逊色。大学作为一种合作性、跨国性的传播知识的机构，最初出现在欧洲的以下几个城市：博洛尼亚是1100年，巴黎在1150年，剑桥在1229年，萨拉曼卡在1243年。医学院最早出现在萨莱诺（意大利西南部）和蒙彼利埃（法国南部)。那时候的医学院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专科技术培训机构。在这些学校里，医生们接受各种自然学科的培训，而且在学习过程中还要参与观察自然的实践。这里毕业的学员后来在科学和技术的每一个领域都成长为创新者。从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安波洛伊·帕雷（Ambroise Paré)、卡当（Cardan)、《论磁铁》一书的作者吉尔伯特（Gilbert)、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哈维（Harvey）、伊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直到托马斯·杨（Thomas Young）和罗伯特·冯·迈尔（Robert von Mayer）都是医生。16世纪又出现了另外两项社会发明：科学院和工业展览会。前者最初于1560年出现在那不勒斯；而第一次工业展览会是1569年在纽伦堡的Rathaus举行的，第二次是1683年在巴黎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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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学、科学院和工业展览会，能够系统而精确地探索科学和艺术。新的成就通过合作开发而得到；新的探索能够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进行。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实验室。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环境，综合了书房、图书馆和工厂车间的所有功能。和任何一种人类活动方式一样，发现和发明也取决于有机体和环境的互动过程。新的功能要求新的环境，这种新的环境应当有利于特定的研究活动，使研究重点更加突出，研究活动能够持续得更长久。在17世纪的时候，实验室这种新的研究环境开始出现。

工厂的出现对于技术发展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直到19世纪工厂还被称为磨坊，这是因为我们称之为工厂的东西是在把水能运用到工业的过程中形成的。现代意义的工厂有一个中央建筑，这使工厂与家庭式作坊和手工艺人的制作间完全不同。这里聚集着为数众多的工人，各自负责工业生产中的不同步骤。工厂这种大规模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使得它在本质上与即使是最大的手工工场也有着质的区别。在这个发展的关键时期意大利人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正如他们在开凿运河和建造要塞方面做的那样。但是在18世纪真正达到大规模工厂生产的还是瑞典，是生产五金器具的瑞典工厂。后来在伯明翰的博尔顿地区建立的工厂也采用了这种模式。

工厂的建立使得获取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过程变得简单了起来；工厂也促进了生产技能的专业化和生产过程的分工。最后，工厂的建立还使得工人们有了一个共同劳动的地方，这一点部分地缓解了城市手工业协会解体后困扰手工劳动者的孤独感和无依无靠的感觉。此外工厂还同时具备了两种社会属性：一方面它是严格管理机器生产的手段，就像新式军队对于士兵一样；另一方面它又是与新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社会秩序的范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方面，工厂提供了新的动力、鼓励资本主义投资于追逐利润的股份公司，从而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另一方面，工厂的集中生产也提供了社会融合的一种新形式，使得高效协调的生产成为可能。这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都具有宝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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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到工厂等一系列社会机构所带来的协调与合作大大增加了社会所能利用的有效能量。这里的能量绝不仅仅指物质资源，也包括了这些资源在社会中和谐高效的利用。例如，中国人一直注重培养的礼仪，它在提高效率方面也可能与经济地利用燃料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即使是单纯用工作效率来衡量也能够体现出来。社会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如果在润滑和传动方面出现了问题，那么造成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为了充分发挥机器的效用，必须建立一种适合新技术的社会组织形式。虽然19世纪暴露出这类组织形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例如金融业中股份公司存在的缺点。但这并不能降低最初发明这些社会组织形式的极端重要性。

钟表、印刷机和高炉是始生代技术时期的伟大发明。它们与古生代技术时期的蒸汽机和新生代技术时期的发动机和无线电技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但在这三者周围还有众多的其他发明。尽管这些发明在表现上还与发明者的初衷有相当的距离，但它们的重要性也不容低估。

此类发明的相当部分都是在达·芬奇那充满智慧的大脑中诞生的，或者是在他的思考下被进一步完善的。生活在始生代技术中期的达·芬奇是在此之前工匠和军事技术工程师的集大成者。他在消化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展现出了无以伦比的科学洞察力和技术发明的独创性。他的发明和发现的完整记录几乎就是现代技术结构的一个纲要。在当时，他绝不是孤军奋战。作为一名军事工程师，达·芬奇充分利用了自己所处行业中的知识宝库。他对后世也绝非没有影响，尽管后人在查阅和应用他的手稿的时候，不愿意特别指出资料的来源和出处。但是，在达·芬奇本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技术时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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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第一个科学地观察了鸟类的飞行，并设计和建造了一个飞行机械。他还发明了第一个降落伞装置。对空间的征服始终占据着他的头脑，尽管在这一点上他可能并不一定比丹蒂（C. B. Danti）做得更好，后者是达·芬奇同时代但并不为人所知的发明家。实用设施始终是达·芬奇的发明兴趣之所在。他发明了缠绕蚕丝的装置和闹钟；他还设计了一台动力织布机，几乎达到了可以实用的程度。他还发明了独轮手推车、玻璃灯罩和航海日志。他曾经向米兰公爵提出一项计划—为工人大规模地建造标准化的住房。他的发明中甚至也有一些消遣娱乐的成分，比如他曾经设计了一种在水上行走的鞋子。他作为一名机械设计师是无与伦比的：减少磨擦的滚柱轴承、万向节、用绳索和皮带做驱动、扁节链、伞齿轮、螺旋齿轮、连续运动车床等等，都是他那强大而善于分析的头脑思考的结果。他作为一名机械师的才华，的确是远远超过了他在绘画技法上的完美。

工业生产中的剥削是技术革命中阴暗的一面，即使是在这个方面，达·芬奇也展示了他惊人的预见力。他并不只是渴望出名，他还希望能够迅速地得到经济上的回报。在他的一本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1496年1月2日。明天一早我就制造皮革传送带，并开始试运行……每次运行能够生产400根缝衣针，一小时运行100次就能够生产40000根缝衣针，12小时就能够生产480000根。如果按照1000根卖5个金币的话，那么400万根就可以卖2000个金币。一天的工资是1000里拉；如果每个月工作20天，那么一年可以挣到6万达克特(ducats)。”一个成功的发明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倍增和收益足以让有闯劲的人们产生最大胆的梦想，但最终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就像上文中谈到的达·芬奇的设想一样。这里我们还要谈一下达·芬奇对战争技术的影响。他发明了蒸汽动力大炮、气流动力枪、潜水艇，还有包括各种对当时已有武器的改进。在他的时代，发明这种兴趣并没有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消亡；相反，倒是日益得到了充实和激励。即使是从大的方面看，达·芬奇的一生也充斥着工程师和艺术家这两种气质间无休无止的争斗；这一点典型地反映了新生文明中各种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文明形式中，人们就像浮士德一样运用经济、军事和工业各种形式来开发自我、利用自我，并从中获得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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