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

1. 匹兹堡，典型的古生代技术工业环境。烟雾笼罩，空气，污水，杂乱无章，人类住处糟到了极致。如果让住房靠得更近、更拥挤，就变成了费城、曼彻斯特、普雷斯顿或里尔。如果拥堵变得更严重，就变成了纽约、格拉斯哥、柏林或孟买。

[尤因·加洛韦（EwingGalloway)拍摄]

1. 早期的伦敦地铁，1860年至1863年。建设铁路的时期也是建造隧道的时期，古生代技术交通的每个新元素都可以直接追溯到矿山。

(蒙慕尼黑德国博物馆的允许转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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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第一手的。假手于他人的间接了解，至少能在观察者和被观察到的恐怖畸形之间留出心理上的距离，于是总是给予最善意的解释。生活品质的降低和窒息是无处不在的。于是一定程度的迟钝和不负责任，或者说部分地麻木不仁，变成了生存下去的一个条件。英国的肮脏工业达到高潮时，工人阶级住宅密密麻麻地建在公共下水道旁。就在这个时候，中产阶级的图书馆里却充斥着自满学者的著作，详细对比并论述中世纪的污秽以及当今时代的文明和整洁。

怎么会这样自信呢？必须暂停一下以追究其根源。除非弄清楚这种神话究竟是怎样搞出的，否则无法理解技术本身。

1. 有关进步的教条

古生代技术时期的自负和自满，其产生机制其实很简单。进步—这个概念在18世纪已被提升为有识阶级的基本信条。按照哲学家和理性主义者的看法，人类在不断进步，摆脱迷信、无知和野蛮的泥潭，变为更完美、更人性和更理性的世界——巴黎沙龙的世界。当然这里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打破美梦、把他们投入地窖之前的巴黎沙龙。工具和仪器在不断进步，法律和制度在不断改进；人们不再受本能和暴力的驱使，而是接受理性的指导。大学生的数学知识超过了欧几里得；中产阶级拥有各种舒适的生活用品，他们的财富也同样超过了查理大帝。根据进步的本性，世界将沿着一个方向不断前进，变得更人性化、更舒适、更和平和更适于旅行，当然最重要的是变得更富裕。

不断向上、持续改善的历史观具有18世纪狭隘性的全部特征。尽管卢梭激烈地控诉艺术和科学的进步造成了道德的堕落，进步的鼓吹者却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人类迄今达到的顶峰。从各种角度来看，其实这个时代除了科学思想和能源开发之外都处于一个低谷。随着机器的迅速改善，18世纪含糊的教条到了19世纪得到了新的验证。进步的规律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不是每年都在发明新机器吗？机器不是在持续改造革新吗？烟囱不是更多了吗？房屋不是变得更温暖了吗？铁路不是变得更先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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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成了历史比对的方便尺度。既然认定进步是事实，如果19世纪的城市是肮脏的，那么13世纪的城市就一定更肮脏——更肮脏6个世纪。难道世界不是在不断变得更加干净吗？如果19世纪的医院是人满为患的瘟疫之源，那么15世纪的医院就一定更可怕、更加致命。如果19世纪新的厂区工人是无知而迷信的，那么建造沙特尔市（Chartres，法国）和班贝格市（Bamberg，德国）的工人就一定更愚蠢、更落后。如果大部分人口并未借助于纺织业和五金业的繁荣而仍然贫困，那么手工业工人必然更加穷困。事实上，13世纪的城市要远比维多利亚时代的城镇更干净明亮也更有秩序；中世纪的医院要远比维多利亚时代的医院更宽敞也更卫生；中世纪工人的生活水平在欧洲许多城市要远远好于维多利亚时代受困于半自动机器的苦工。进步的鼓吹者甚至都没有想到过调研这些事实，或者探讨其可能性。这种答案已经被进步理论自动排除了。

显然，如果从过去人类发展的某个低点出发，我们可能在一个有限时间段内观察到真正的进步。但是如果以某个高点作基点，例如16世纪德国矿工经常是每天三班、每班8小时工作，那么19世纪采矿业可没什么进步。如果从14世纪欧洲持续不断的封建斗争来观察，那么西欧大部分地区于1815年至1914年之间维持的和平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如果把中世纪的百年残酷战争与短短四年的世界大战相比，正是由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庞大战争机器，诸如现代炮兵、装甲坦克、毒气、炸弹、火焰喷射器、三硝基酚和梯恩梯（三硝基甲苯），它们所造成的毁灭岂能同日而语，这个结果只能说是个退步。

在进步的教条里，价值被简化为时间的计算，价值成为事实上随时间的进展。老式或过时，也就是没有价值。历史上的进步变得等同于空间的机械运动。丁尼森（Tennyson）敏锐地对着铁路上轰鸣的火车发出感叹：“让世界沿着轰鸣的变革之路而永远向前吧。”机器体系正在取代其他各种有价值的资源，部分是因为，从本性上说机器体系是新经济最进步的元素。

在进步概念中，与人类进步无实质联系的事情中只有两件仍保持有效。第一件是生命，生命的出生、发展、更新到衰亡；不妨推广到整个宇宙，用来描述能量的变化、运动和转化。第二件是社会的积累，也即随着时间而传播的那些社会传统的保存和积累。没有哪个社会能逃避变革的事实或规避选择性积累的责任。不幸的是，变革和积累的作用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能量可能消耗，制度可能衰落，社会既可能积累好的、有益的事物，也可能积累腐朽的事物和沉重的负担。假定以后的发展必然带来更高级的社会，这是把中性的复杂或成熟与良性的改善混淆了。假定以后的发展必然带来更多的价值积累，这是忘却了反复出现退化和野蛮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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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不像时空中的运动、成长-衰败的循环、舞蹈家的平衡动作、音乐主题的呈述和再现等有组织的模式，它是无止境的、趋于无限的运动，是没有完结、没有终点的运动，是为了运动而运动。人们不可能有太多的进步，不能太快，不能扩展太广，不能太快太无情地摧毁不进步的元素。因为进步本身是一件好事，与方向或终点无关。在进步的名义下，印度乡村的有限但平衡的经济以及当地的制陶工、纺纱工、织布工和铁匠被摧毁了，以便为英国五大制陶中心、曼彻斯特的纺织业以及伯明翰过剩的五金器具提供市场。结果导致了贫困的印度农村、丑恶而贫乏的英国城镇以及跨洋运输的人力和运力上的巨大浪费。但无论如何，这是进步的又一个胜利。

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否能尽力帮助进步事业。而不是反过来，根据它是否有助于生命来判断进步的价值。像后面这样问问题是绝不能容许的，因为这将把问题从宇宙角度转到人性的角度。古生代技术时期哪个人敢问节约人力、赚钱、获得能量、节省空间、制造商品的这些设备是否也在实质上扩充并丰富了生命？这可是个绝对异端的问题。事实上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们，例如拉斯金、尼采和麦尔维尔(Melvilles)，也确实是被作为异教徒来对待的。他们被社会抛弃，不只在一个场合，他们被责难、被孤立到几乎发疯的地步。

1. 生存竞争

然而，进步还有其经济的一面。实际上，进步就是在当时占优势的经济条件下的精心合理化。只有通过增加生产才能体现进步，只有通过大规模销售才能实现大量生产。这些又反过来刺激机器的改进和新的发明，而后者又助长了新的渴望或让人们设想出全新的需求。所以进步环境下生存的主要动力就是为扩大市场份额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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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把自己卖给市场上的出价最高者。他的工作不再是个人能力和自豪的展示，而是变成了商品，其价值取决于其他能从事同样劳作的劳动力的多少。有一段时间诸如律师和医生的职业还能保持高标准，但这种传统也受到普遍市场行为的暗中破坏。同样，生产商在商品市场上销售产品时贱买贵卖，除了利润不存在其他标准。在这种经济的高潮时期，约翰·布赖特（JohnBright）还在众议院为假冒伪劣辩护，认为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降低成本增加收入，生产商压低工资，延长工时，加快流程，减少工人的休息时间，剥夺他们休闲和受教育的权利，剥夺青年工人的成长机遇，剥夺壮年工人的家庭生活，剥夺老年工人的保障和安宁。早期的竞争是如此的肆无忌惮，生产商甚至欺骗自己人。使用瓦特蒸汽机的矿主拒绝支付应缴的使用费，生产商还组织了专门的夏特俱乐部（Shuttle Clubs）以支持被凯（Key）追讨发明使用费的工厂主。

市场竞争最后得到了一个哲学名词：生存竞争。工人与工人为了生存而竞争；非熟练工人与熟练工人竞争；女工和童工与一家之主的男工竞争。除了这种工人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横向竞争之外，还有把社会一分为二的纵向竞争—阶级斗争，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些普遍存在的竞争和斗争构成了补充并推广乐观的进步理论的新神话的基础。

在其有关人口的论文中，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 R.Malthus）狡猾地把伴随新工业而来的英国的无序状态加以推广。他认为人口总是比食物增长得更快；要避免饥饿只有两个途径，或者通过节制生育的积极措施，或者通过灾难、疾病和战争的消极限制。在竞争食物的过程中，上流阶级由于节俭、远见和出众的智力而从人群中脱颖而出。抱着上述这种观念，又受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启发，两个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华莱斯（AlfredWallace）把激烈的市场竞争投射到一般的生物世界。另一个崇尚工业主义的哲学家、曾任职铁路工程师的斯宾诺莎（Spino-za）杜撰了一个导致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新词：适者生存。这个词实际上是同义反复，因为它把生存作为适者的证明，但这点并不影响其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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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思想体系来自新的社会秩序，而不是来自达尔文的一流生物学著作。新的思想体系既没有深化，也没有解释达尔文关于变化、变异以及有向选择的研究，它也没有说明新器官、新机制的适应作用，而仅仅解释了当幸存者发生了有利的变异之后其他形体被清除的一种可能机制。此外，还存在着达尔文完全了解的共栖和共生，以及更完美的生态伙伴。这些机制本来是可以改变维多利亚时代崇尚尖牙利爪的血腥噩梦的。

问题是，在古生代技术社会里弱者被推向深渊，几乎看不到什么相互帮助。马尔萨斯-达尔文的教义解释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没有修养、缺乏想像力、智力贫乏、道德衰退、不懂文明，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同情心的一群人。他们之所以上升到社会上层，是因为他们适应这种不需要上述人类本性的社会环境，只有反社会的品质才具有幸存的价值。在这种环境下，只有把机器看得比人更重要的人才能支配别人为已所用。

1. 阶级和国家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斗争有了新的形式，因为生产、交换以及知识分子的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密切观察着这种斗争，并第一次作出了准确的评价。正如达尔文把市场竞争推广到整个生命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当时的阶级斗争推广到了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

然而在新的阶级斗争和欧洲过去的奴隶起义、农民反抗、雇主与熟练工人间的局部冲突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新的斗争是持续性的而老的斗争是断断续续的。除了诸如洛拉德派（Lollards）教徒活动的中世纪乌托邦运动，早期斗争主要是发生在体系内的反对滥用权力的冲突，而且雇主和工人双方都是接受这个体系的。工人的诉求是恢复原先就有、现在被剥夺的权利或待遇。新的阶级斗争所反对的却是这个体系本身。工人力求改变这个自由竞争的工资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工人如果不接受工厂主提出的条件，那么作为无助的个人，他的自由是要么饿死、要么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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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生代技术工人的观点来看，斗争的目标是控制劳动力市场。他们寻求讨价还价的权利，寻求在生产成本或销售利润中占有稍大一些的份额。但他们一般不寻求在生产中成为负责任的参与者。因为他们尚未准备好在新的合作机制中成为自治的合伙人。在这种机制中，对于工艺过程来说，最小的齿轮也和发明并操作机器的工程师或科学家同样重要。此处我们要指出手工艺与早期机器经济的巨大差距。在手工艺体系中，工人能成为熟练工人，熟练工人到各处干活增长了知识并精通了手艺，于是他们不仅能与雇主讨价还价，甚至还能炒雇主的鱿鱼。阶级矛盾由于下述事实而缓解了：雇主既无法剥夺工人的私人生产工具，也无法削弱工人从事手工劳动时的快乐。直到专业化以及征用土地时期雇主才拥有了特权，阶级冲突才变成上述古生代技术的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只有离开本阶级才能获得安全感和主人翁感。消费合作社运动是消费方面的部分例外。它最终比当时的工资斗争还要壮观，但它并未触及工厂制度本身。

不幸的是，就阶级斗争来说，它无法让工人阶级做好接收胜利果实的准备。斗争本身是战争的一种教育，而不是工业管理和生产方面的教育。斗争残酷而持久。剥削阶级一方毫不留情，利用一切手段以粉碎工人的抵抗，有时还动用警察和军队。在斗争中，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技能更高的那部分，在工资和工时上有所收获，摆脱了最底层的工资奴隶和做牛做马的地位，但是基本条件却并未改变。同时，机械加工本身，由于其讲求实际的程序、客观、自动化以及对工程师的专业服务和深入研究的依赖，越来越超出工人阶级的理解能力或控制范围。

马克思原来认为阶级斗争将严格地在穷困的国际无产阶级和同样团结的国际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但这个预言由于两个未尝料到的情况而无法实现。第一个是中产阶级和小企业的崛起。它们所表现出的顽强的抵抗力，不但没有被清除，而且还保持着一定的力量。在经济危机中，小企业船小好掉头，而大企业则由于过分庞大的规模和巨大的经常开支，就不那么容易调整自己以适应形势。为了保证市场，他们甚至谋求提高工人们的消费水平，这样一来，顺利进行阶级斗争的尖锐对立只在经济衰退时存在。第二个情况是各个国家之间结成新的力量联盟，这就破坏了资本的国际联盟，也瓦解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当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写作的时候，他和科布顿（Cobden）一样，也认为国家主义是个垂死的势力，然而事实证明，国家主义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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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大量群众陷入国家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阻碍了阶级斗争。法国大革命之后，一度是王朝的专利的战争成了人民群众的主要职业之一：“民主的”征兵制使其成为可能。

过去，争取政治权势的斗争受到了财政和技术上的限制，而且遭到下层人民的漠视和仇恨，现在却变成了强国争夺可供剥削的地域的斗争，争夺例如洛林（Lorraine）的矿藏、南非的金刚石矿、南美的市场；争夺潜在的原材料供应基地或发达国家贫困工人所无法消费的过剩产品的潜在市场，又或者是争夺“进步”国家堆积如山的过剩资本的投资宝地。

尤尔于1835年写道：“目前与过去任何时代的不同是企业普遍热衷于艺术和生产，各国终于明白，战争归根到底是一场谁都赢不了的游戏。于是刀枪入库而转向工厂建设。现在进行的是虽不流血但同样可怕的贸易战争。他们不再派遣军队奔赴远方的战场，而是利用织物产品打败过去战场上的对手，去占领国外市场。在国外廉价销售产品以削弱对手的力量，这已经成了新的交战方式。在交战中人们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地。”不幸的是，这种升华并不完全，经济上的交战更是在国家间的新仇旧恨上火上浇油，而且让最不理性的动机也披上了貌似合理的外衣。

即使是古生代技术时期先进的乌托邦也是带有军国主义的和国家主义色彩的。卡贝倡导的伊加利亚（Icaria）运动与1848年的民主革命同一时代，但它在每个方面都采取了完善的军团化严格管理。又比如1888年贝拉米在各种强制性的工业活动中也都采取了军队编制。这些国家主义者的紧张活动，再加上种族主义的本能，或多或少地削弱了阶级斗争的影响。但在一个方面他们是相似的：国家不像奥斯汀(Austin)的追随者所设想的那样，无产阶级也不像马克思的追随者所设想的那样，双方都没形成有机的实体或真正的社会群体。他们都是个体的任意集合，并非由某个共同的职责而团结到一起，而是为了集体的效忠和仇恨的象征而集合起来的。这个集体象征具有魔咒般的功能，它由于魔术般的公式或咒语而出生，又由于集体的仪式而得以生存下来。只要集体仪式能虔诚地维持下去，其前提是否主观或者是否正确就能被忽略。但与“阶级”相比，“国家”具有一个优势：它能激起简单而原始的反应，因为它诉求的不是物质利益，而是质朴的仇恨、狂热和求死的愿望。1850年以后，国家主义成了不安的无产阶级的“教官”，后者通过对强大祖国的认同而得以摆脱自卑感和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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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混沌的帝国

据推论，机器生产的商品应当受到供求规律的自动调节。商品就像水一样会自己寻找出路。最终，生产出来的商品恰好能卖出去并获得一定的利润。按照该理论，利润的降低会自动关小生产的阀门；而利润的增加会自动开大生产的阀门，甚至会建设新的生产设备。然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变成牟利的副产品。因为在国外销售纺织品比在国内生产健康的工人住宅能赚到更多的钱，生产啤酒和杜松子酒的利润比生产不掺杂的面包的利润更高。于是，最基本的必需品—住房，有时甚至是食物，也可耻地被忽略了。纺织业的抒情诗人尤尔也坦白承认：“自动机械的发明并未在食住商品的生产方面有多少应用，看上去也不像会有广泛应用的可能。”作为预言，这句话被证明是荒谬的，但作为当时情况的描述，这句话是正确的。

工人住宅的短缺，居住面积的拥挤不堪，不卫生的恶劣房舍取代了得体的人类居所，这些就是古生代技术体系的普遍特征。幸而，城市贫民区内疾病的惊人的发生频率吸引了健康官员的注意。在英国可追溯到1851年的模范住房法案，以公共卫生和健康的名义采取了各种措施，通过立法强制贫民窟的修缮，甚至清除了少量贫民窟并改善了住房条件以减轻其不良影响。18世纪以后，也许是其半封建传统的效果，某些范例出现在英国煤矿小镇。其后是19世纪60年代位于埃森的克虏伯工厂的工人宿舍。尽管新法案是与自由竞争产生疾病的法则背道而驰的，少数最糟糕的住房还是慢慢被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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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利润而不顾及稳定的生产秩序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它破坏了农业。只要还能从世界上某个遥远的地方获得廉价农产品，就不会下功夫去谋求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为了攫取棉花和小麦甚至会加快掠夺式的土地开发。已沦入勉强生存状态的农村地区，又受到人口向貌似繁荣的城镇地区转移的困扰，婴儿死亡率高达出生率的千分之三百。播种机、收割机以及打谷机的大量应用（20世纪初更见证了众多收割机的发明—麦考密克（McCormick）收割机只是其中之一)，更加速了这个过程。

第二个后果更加糟糕。追逐利润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边是机械生产，另一边是食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基地。这使超级工业化的国家更加不稳定，使它们与供应基地更加隔离开来。于是航海竞争开始越演越烈。不仅煤炭原料依赖于远方的水路，粮食供应有赖于遥远的农场，而且生产是否能持续也要看其通过恫吓或贿赂倾销工业产品的本领。美国国内战争中南方切断棉花供应，让兰开夏郡勇敢而诚实的纺织工人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其他领域中反复出现的类似故事也助长了1870年后惊慌失措的帝国主义的军备竞赛。古生代技术工业初始的基础是对童工的剥削，而它的发展则依赖于其产品的强制倾销。

对于依赖这个过程的国家来说不幸的是，原来的消费国家，也即“落后的”或不如说是新兴的国家，迅速掌握了科学技术方面的公共遗产而开始自己动手生产各种机制产品。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已成为普遍的趋势了。英国在纺织业保持了技术上的暂时优势，例如1837年每一千纱锭用7个操作工，1887年减少到3个；而排名第二的德国用的操作工是7个半到9个，而孟买则需要25个。但是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先进的”国家都无法长久保持领先，因为新的机器体系是普遍适用的。于是古生代技术工业的主要支柱之一错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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